马儒沛：经济转型要处理好新旧更替问题

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马儒沛

　　新浪财经讯 “2016陆家嘴论坛”于6月12日-13日举行。IFF顾问，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马儒沛在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处理好新旧发展中的更替问题，解决好增量与存量的良性互动。

　　以下为会议实录：

　　马儒沛：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IFF国际金融论坛邀请我出席2016陆家嘴论坛闭幕演讲，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浅论中国转型与全球的变革”。历史的车轮已把中国载入“十三五”重要的发展时期，“十三五”之所以重要，这是因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征的特殊阶段。 

　　在此期间，经济增速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导向转为效率导向，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系列的变化特征，一方面揭示出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发展的大趋势。

　　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政府紧紧抓住中国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历史机遇，主动作为，引领新常态，全面协调推进五大发展的坚强决心。当前国际国内环境非常复杂，从国际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了深层次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依然存在。

　　主要经济体走势和宏观政策趋向分化，金融市场动荡不稳，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贸易持续低速，贸易保护主义强化，新兴经济体困难和风险明显加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能源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导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加大。

　　从国内来看，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方面没有改变，发展前景依然广阔，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更加紧迫，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等诸多方面面临挑战。发展方式粗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增速换档、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等相互交织。传统比较优势减弱，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债务水平持续上升，金融风险隐患增大。

　　消除贫困的任务艰巨，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增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难度较大。中国虽然已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还要用六到七年的时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就是我们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以后，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综合上述国际国内分析，我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转型改革的步伐，才能在中长期实现中高速的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我建议如下： 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着力优化结构，提升全要素的增长率，以增强传统技术竞争力为手段，补齐短板。要切实转变发展导向，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开拓发展的新境界，在传统优势产业当中加快培育新的内在发展动力，改造优化和延续传统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二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以创新驱动为引擎，用创新驱动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助力，在创新中求变革，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跨越。通过创新使中国经济优胜劣汰，寻找好除三架马车之外的新发展新动力。形成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支柱，是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中焕发出新动能，产生出量的新积累、质的新飞跃，和核心竞争力的新提高。三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高度契合供给侧改革的新目标。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顺应中国经济深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同时，要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科学判断，要坚持借鉴运用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的管理经验，以主动作为、积极作为为前提，辩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之间、总量与结构之间、增量与存量之间的关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重为、有所轻为，有所先为、有所后为。

　　我理解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对立而统一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的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的目标问题，注重调控与干预，主要通过改善收入、优化财税货币信贷，制定规划等手段来刺激和抑制需求。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双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在供给侧主动发力、主动作为，进一步找准在国际国内供给市场上的定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将更为广阔。由此我判断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度契合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依托，既是本轮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出发点，又是落脚点。

　　四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处理好新旧发展中的更替问题，解决好增量与存量的良性互动。当前中国政府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并从今年开始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六大结构性调整，这就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从战略和战术层面找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找到了过河的方法和路线图。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旧发展动能中的迭代跟替。

　　合理的方式是疏导和培育好新旧发展动力之间的互生关系，使新发展动能既能催生出产业链条中的异军突起，又能催生传统产业动能转型，建立起国民经济中增量和存量间的良性互动，形成新的双引擎。从而通过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通过新技术、新产能、新业态加速成长，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使中国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

　　五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得到金融业的强力支持，发挥好金融为经济供血输氧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金融市场波动对当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显然已构成直接的影响，无论是前期银行业投资资产快速膨胀，无论是股指下行，还是对货币供应量M1、M2的解读，都显示着中国金融运行局势空前的复杂。以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间的互动为例，部分银行以股权质押融资，券商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股价异常大幅波动，直接影响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资产质量和流动性。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的恶性互动直接冲击着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反之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对正在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也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我认为首先要解决金融市场出现的巨幅波动问题，坚决打赢金融稳健的硬仗。稳健而完善的金融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充足血液的基础，既要将资金这一特殊的养分注入到有真实融资需求的优质实体中去，比如高成长潜力的小微企业群体，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高端装备群体等等，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形成良性互动，互为支撑。

　　以制造业为例，目前低端和中低端制造行业仍占据了我国较为可观的银行信贷资源，尤其是在四大国有银行中投向烟草业、纺织业等行业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和以黑色金属冶炼等为代表的中低端制造业，贷款余额占比仍占到四大行投向制造业长期贷款总量的5成以上。但是我们又辩证的看，这部分信贷存量的优化空间与发展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要解决从根本上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打造宏观审慎监管为框架的金融新格局，比如在适当的时候要灵活的调整和整合“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模式，以MPA宏观审慎监管构架作为统一的行政干预，顺应金融业发展的复杂化、国际化、创新化和跨界化的大趋势，尽可能避免信息不对称和空白地带，有效兼顾金融体制内生的顺周期特征和风险的跨时间的蔓延。

　　选择的借鉴各国在金融监管框架方面的经验，既要维护好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又要强化对微观参与主体，金融业消费者的保护，打造出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保护金融消费者和评估监管有效性“四位一体”的新的金融业监管格局。关于维护金融业稳定性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我个人还想强调两点，一是危机应对与预演的工作机制要狠抓落实。

　　除了明确的危机应对单位以外，对于金融风险失控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应建立起严格的量化分级评估机制和危机管理，要利用金融市场信息数据，模拟跨行业、跨部门、跨时间、跨纬度的危机前景，及时调整相应的监管环节。二是保护投资方面一定要着眼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例如严密的观察新型金融业态的金融高管行为，利用交叉比对同行业中不同机构间尤其是小微型机构中个体行为的合规性。

　　例如推广新型金融业态中具有提升复苏能力的经营和处置行为，充分建立和引入互联网金融仲裁委员会等机构，以非司法途径拓宽权益纠纷的解决渠道。再例如可以学习借鉴香港特区政府1998-1999年的做法经验，借助大规模的资本市场稳定基金，一旦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的下降，资本市场稳定基金就及时稳定入市，同时迅速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在国际市场上反复表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意图，同时更加科学的管理跨境资本的流动，从而防止短期过大的资本流出。谢谢！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