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为什么必须关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将于3月19日-21日在北京举行，新浪财经将现场直播此次会议。[查看会议日程]

　　沈建光

　　每年两会过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便会开幕。作为汇聚海内外政商学三界最高水平的中国经济盛会，东道主中国的出席人员可谓汇集了经济工作的最高决策者，海外人士的参与也异常踊跃，全球500强企业中有近四分之一家总裁或董事长参会，学界大拿如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海外政府前要员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IMF[微博]、世界银行[微博]、亚行、OECD四大国际组织第一把手也是发展论坛的常客。

　　我连续参加了几年的高层发展论坛，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论坛议题紧贴中国发展的最急迫问题，十分具有前瞻性。而且海内外诸多观点激烈交锋，不仅对理解当年全球与中国经济深有启发，甚至数年过后，仔细回味起来，不少观点对认识当下的问题也颇有借鉴意义。

　　今年3月19－21日论坛在北京召开，‎主题为“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考虑到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又是G20会议主席国，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也在就“十三五”规划全文展开审议，接下来的发展论坛上必将会对“十三五”期间，全球与中国经济的亮点与挑战、供给侧改革等热门话题进行广泛讨论。当然，最为关注的话题无外乎中国如何协调全球宏观金融治理？“十三五”期间中国供给端改革的重点？以及如何平衡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等等。

　　聚焦一：“十三五”期间，如何协调全球宏观金融治理？

　　从国际视角来看，“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有重大突破，已不仅仅局限于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增长，抑或是以开放促改革的传统提法，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亦是本届政府的更高追求。在此背景下，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仍将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及人民币国际化两大战略，以实现上述目标，影响世界经济金融格局。

　　当然，这无疑将遇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挑战。正如我在2015年发展论坛会后文章《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非常态”》中所提，即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中美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进入“非常态”。而中美大国关系的微妙转变，必定对“十三五”中美关系甚至全球格局产生影响。

　　记得2015年发展论坛上，前美国财长鲁宾提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即当前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美方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设立限制等问题。

　　与此同时，中方的发言也时常透露出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不满。中国外长王毅在演讲中，提到现有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缺陷，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总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不太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中国的外交理念是合作互利为出发点，并希望以此改进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回应亚行行长时称，中国不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是最佳行为准则，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不会照搬，而会更多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当然，中美关系如此演绎也非偶然，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2015年发展论坛演讲中指出的，中美摩擦的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考虑到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缓慢，双方汇率政策存在摩擦，如中国认为美国应该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外溢性效应，美方要求中国承诺人民币不会大幅贬值以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等，预计“十三五”期间，中美双方在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博弈将不断加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宏观金融治理方面，中国有必要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以助力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可以看到，自美联储加息预期出现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不仅新兴市场国家遭遇重创，人民币、港币年初做空情绪也空前加大，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也经历了巨幅震荡，避险情绪增加导致日本负利率之下，日元反而大涨，全球投资者避险情绪增加。

　　正如3月1日，央行[微博]副行长陈雨露在杭州“中美央行高端对话”中指出的，美元走强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危机，中美货币当局应该就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增加协调。我赞成上述表态，但遗憾的是，上述表态未能在早前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提出，错过了多边协调的最佳时机。但无论如何，全球经济疲软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较强的情况下，引导弱势美元不仅仅有助于降低人民币贬值压力，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会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调整赢得更多时间。

　　聚焦二：“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与方向？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创新，“十三五”强调供给侧改革，即回到增长的本源，在劳动与资本要素对增长贡献有所放缓的情况下，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虽然供给侧改革的官方首次提出始于去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然而，对于供给侧改革内容的讨论早在发展论坛上便有所论述。

　　例如，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曾经在2015年发展论坛年会上从比较经济学的视角探究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青木昌彦教授认为，库茨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下降趋势从中日韩的经验来看，可能将无法逆转，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地区每个劳动者工作效率的持续增长，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这个意义而言，企业改革、户籍改革以及协调各级政府以进行社会保障的改革至关重要。

　　此外，金融改革方面，周小川行长在2015年发展论坛上曾明确表态，2015年央行将从使境内外个人投资便利化，更加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与修改《外汇管理条例》三大着力点入手，推动今年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这符合我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的预期，并可以看成是央行争取人民币加入SDR篮子的宣言，配合年内811汇率中间价改革、存款上限的取消，汇率与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为11月人民币顺利入蓝奠定基础。

　　财税改革方面，2015年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提出，一方面，要突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义，考虑财政改革可能对经济造成的短期负面冲击，会在新《预算法》执行之前给予已开工项目的后续资金举措一定的灵活性，避免地方政府基建投资断崖式下跌。果不其然，而后财政部先后出台了三批总计3.2万亿的债务置换，才使得财税悬崖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一定要坚持结构性的减税和系统性的清理收费。而结构性减税也恰恰是供给经济学的要义，预计也将成为今年财税改革的重点。

　　除此以外，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也在早前发展论坛上有过充分论述。今年去产能压力较大，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重点在于煤炭、钢铁方面，如用3年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而粗钢的去产能目标则是5年压减1亿吨至1.5亿吨。去产能的过程是痛苦的，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完成淘汰僵尸企业，避免产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大规模失业，做好社会保障是至关重要的。

　　去库存方面，当前三四线房地产任务仍然较大，相关政策也在加码。如近期中央政策接连推出首付比例降至两成、契税新政，各个地方的去库存政策等等。但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明显分化的局面，一、二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暂时考虑到房地产库存高企的城市主要为三、四线城市，这样的苗头出现并非好的迹象。未来一方面要防止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一方面要通过户籍改革、土地改革、财税改革委新城镇人口进城提供福利保障，任务仍然艰巨。

　　总之，好的改革思路只是第一步，如何落实才是关键。正如2015年发展论坛上，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担忧的那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1995年就被提出，“但二十年过去了，没有太大的成效。”事实显示，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也曾四处求教，寻找成功经验，但是遗憾的是，真正做到的国家仍然寥寥无几。从这一角度而言，无论是三中全会的市场化改革措施，还是如今期待较高的供给侧改革，其能否有效落实更为关键，需要决策层更大的改革决心。

　　聚焦三：“十三五”期间，稳增长与调结构目标如何平衡？

　　“十三五”是改革全面推进的五年，但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压力较大的五年，改革需要加速推进，但何种次序，如何平衡与稳增长的关系仍然需要重视。

　　从增长的角度而言，考虑到近年来在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工资上涨与老龄化以及环境污染等成本刚性上升等压力下，“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而这从近两年发展论坛，高层屡屡提及中国经济短期内过快下滑的风险已然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可能“超过以往”的表态中便可看出。

　　当然，即便如此，中国决策层仍然提出“十三五”期间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考虑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与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GDP目标底线是6.5%，权衡海外经济低迷、国内新常态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等因素，这样的目标可谓知难而进。

　　这就需要一方面，要求宏观政策更加灵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要发挥积极效果。而另一方面，正确拿捏改革节奏，平衡改革与其他政策目标的冲突，通过协调推进改革找到中国经济亮点。

　　谈及改革次序，2014年发展论坛上曾对此有过深入交锋。当时有观点认为，改革应该先易后难，容易改的先改，难的靠后，优先顺序就以难易来排序；也有观点认为改革应该有共识的先改，比如简政放权，没有共识的后改，比如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吴敬琏给出的观点是，优先顺序最好是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发挥作用所必需进行的改革作为最优先，为改革次序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改革开始需要集权”的观察，但改革一方面是放权给市场，另一方面，推行改革需要对抗利益集体无疑又要集权，如何在其中寻找平衡以达到改革的初衷，这似乎仍将面临较大的困境。

　　改革次序关乎增长的稳定，与改革的可持续性，需要审慎对待。以产能过剩化解为例，如果当前过度考虑化解产能对增长与就业的冲击，不抑制政府投资的冲动，则无疑把问题留给了明天，不仅对中期经济增长有一定制约，也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而如果大力压缩产能，采取不破不立，关停并转的方式，也会影响就业，产能社会问题，阻挠改革进程。因此，把握合适的尺度是个难题，但也十分关键。

　　此外，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协调监管方面，今年是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篮子的年份，汇率与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离岸市场建设等改革都需要持续推进。但是，‎去年的股灾和人民币两度大幅贬值却显示，开放之下，金融风险也在加大，因此，如何在开放的过程中，提高监管能力是个关键。我认为，效仿危机后国际经验，做实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的职责，统一三会的监管框架，不失为一种选择。

　　总之，每年的高层发展论坛都是一次难得的各届领袖思想碰撞盛宴，其中不少观点不仅对于理解当下问题大有裨益，甚至多年过后回想起来，仍颇具有借鉴意义。展望今年，推进中国供给端改革？以及“十三五”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广泛参与全球金融事务的同时提高影响力？都将是2016新一年高层论坛的热点话题，更多真知灼见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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