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溯宁吴鹰丁健上演老友记:我与互联网之缘

　　中国互联网4前辈笑议往事：建信息高速公路需要去公路局开证明

　　2016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六届年会于2016年2月19日-21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中泽嘉盟投资基金董事长吴鹰、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金沙江创投董事长吴鹰与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新上演“老友记”。四位中国最早的互联网从业者讲述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过去、对当下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展望。

　　作为论坛主持人，张树新围绕“中国互联网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当前状态”、“中国互联网与世界的差距”、“中国互联网的机会”和“互联网的未来趋势”等几方面引导吴鹰、田溯宁和丁健进行了畅谈。

　　在相近的会场，另外一场论坛也在同时进行：任志强对话刘晓光，这两人都是中国地产界的大佬代表。不过有趣的是，在论坛过程中，本来人数更少的互联网逐渐占据优势——从地产大佬的“老友记”现场来到了互联网的“老友记”论坛中。

　　张树新说，这是时代趋势的印证。(李根)

　　以下为对话实录：

　　张树新：因为这个论坛叫“老友记”，其实是老朋友聊天，也没有给我们规定任何内容。还好，确实是老朋友。我刚才一直在想，我和田溯宁认识20多年了，认识吴鹰也至少15年，所以确实是老朋友。

　　今天在这儿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人人拿着手机，每个人永远在线。论坛如果无聊的话，每个人就开始看自己的手机了。我觉得特别简单，我们几位都经历过互联网在中国最早的一刻。互联网当初到底怎么来中国的？你怎么跟这个事有关系的？你怎么回国的？咱们从这事儿开始谈。今天一讲就是特别伟大的同志们的故事，比如说马云同志的故事，据说刘强东同志一来，陈东升同志开着会呢就跑出去接了，江山代有才人出。

　　我们这个环节是老友记，互联网这么一个跟中国国情其实是很有歧义的东西，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挺有趣的，我们先请丁健先说，你来的最晚，大家可以随时抢话。

　　丁健：我觉得我可以先说，我也应该先说，接触互联网的在座的各位，能比我早做的不太多，我是1988年接触互联网的。而且我接触Internet还不算什么，真正想把英特网带进中国的时间更早，大概是1991年、1992年。为什么我说比一般人都早呢，我第一次跟MCS的主管国际接英特网的人交往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怎么能把英特网引进中国，他说你们不可能接进去，因为你们在国会的黑名单上。我说有什么办法？我还得给他讲很多大道理，怎么对中国发展有好处。

　　张树新：建设性正能量。

　　丁健：对，我们还要发动一些朋友给国会打电话。那时候中国学生对这个事好像还挺懂的。那时候，技术上我很明白，但是溯宁跟我们有很好的配合。他因为在技术上没有钻这么深，反而他对这个东西的敏感度比我更高。

　　张树新：田溯宁当时讲互联网比蒸汽机还伟大。

　　丁健：对，那时候我看到了互联网对中国会有这样大的影响了吗？我真的没有看到。我知道这东西好，但是没想到这么好。它真的推到了一定的高度，在这方面需要不同的人去考虑不同的问题。

　　张树新：老朋友就互相吹捧了，我问溯宁一个问题，亚信有一次在美国招留学生，说只要把Internet这个词拼齐了，就能来亚信，有这事吗？

　　田溯宁：是TCP/IP这个词，这是真的。一说到互联网，我也想到了一些画面，我第一次跟丁健见面是在一次会上，那时候我在学生态学，利用互联网做科学研究。我在海外也成立了一个生态学俱乐部，我就跟丁健说我们有生态学非盈利组织，你们能不能捐款。一般人说可以，隔一段时间再说。丁健当时就写了支票给我，实际上他那时候也没钱，我到他家里发现，他冰箱里就两个鸡蛋和一杯橙汁，这个人很热情。

　　我们最早是在科研领域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对我来讲真正影响特别深的是在国外下载文章的时候，看到了丁健参与的一个杂志《华夏文摘》，把中文显示出来了，当时我就非常有热情。而且我有一种使命感的感觉，想什么时候能把这种技术带回家，让这样古老的文字在网络上显示出来，带回到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这是一种很情绪化的因素，我觉得比起商业的永动机，感情因素的作用更加强大。

　　张树新：接着问下一位老朋友，有多少人不知道小灵通的？都知道是吧？因为我回科大开了一门课讲互联网发展史，我问很多学生，他们竟然不知道BB机。所以我特别想问吴鹰，你当年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为什么没有做互联网，反而做了小灵通？

　　吴鹰：这有一个过程，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是1987年进的贝尔实验室，我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电话线的接入，always on，互联网很重要的就是always on。什么叫always on呢？就是永远联通的，又是国际化的运作。我写就写的是TCPIP的最底层的编码。

　　张树新：你原来是写程序的？

　　吴鹰：我原来是写程序的，是学硬件的，但是我搞的是智能通讯。我做的这东西就是用电话线，当时没有什么光纤到户和其他的方法，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要做小灵通，没有这些硬件基础设施其他都无从谈起。所以当时我们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写了TCP/IP的应用。互联网TCP/IP在大家之间传这个东西是怎么传的？我是最底层的编码，这个丁健知道。贝尔实验室很好，我进去的时候很震撼，里面有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又有无穷的钱，给你一个项目，你想一些有意思的事就可以去做。当时我觉得email非常好，电子邮件，但是如果能传视频就很好了，video mail就很更好了。

　　张树新：1988年你就想到video mail了？

　　吴鹰：我还把它做出来了，我在我同事的房间遥控他的摄象头，我发一个video mail给我们的老板了，很好玩。我就想这些东西再发展，再做的时候，我想从技术的角度来做一些东西，溯宁是想对人的生活改变做一些事情。我有跟他们比较类似的是，我1992年回国，比他们晚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怎么发展？那时候没有什么呢。

　　张树新：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回国？

　　吴鹰：很简单，我们家领导先回来一趟，说中国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像你这种不安分的人应该回去看看。我就给我的几个同学打电话，问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说大家也很想赚钱，用正当的手段挣钱非常好。

　　张树新：所以你是92派？

　　吴鹰：对，我是92派。其实贝尔实验室福利很好，年轻小伙子你丈母娘的健康保险他都给你付，这个保障是非常好的，但我当时还是把这些东西放弃了。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当时是1.7%，美国当时差不多是60%多了。如果中国只做到50%的话，那就是6亿，当时美国有1.5亿部电话，就是美国的4倍，这样看的话，美国市场算什么啊？我们老爷子等了一年多，花了1500块钱才装上了电话，这是初装费。所以我后来从硬件的角度去推动互联网，而且我们是最早把这些东西接入网络设备，把它跟房地产公司结合的人，后来还赚钱了，你盖房子的时候网络接进去，我当你股东，这就很好了。

　　后来除了硬件之外，又跟溯宁，跟丁健有点竞争，做系统集成商，有一次，两个部门在前方打架，我们俩在后面吃面条。

　　田溯宁：我那时候第一次见他，他开着一个奔驰车，八几年的时候，还去吃一碗几块钱的面条。

　　吴鹰：为什么想到小灵通呢？一开始都是有线接入，固定电话运营商没有移动牌照，都给中国移动了。像杭州这种地方，电话普及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了，发展的比较快，那装第二部电话已经没有市场，那就一定要做无线的，所以就用无线接入网的角度做成社区电话，后来我们就用64K的小盒子把全网连起来，都是固定号码，但是都能用，就这么发展起来的，小灵通就这么做起来了，之后做的投资。

　　我们的开场白，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只是中国的一个市场，就产生了世界上的前七大最大市值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百度、腾讯。

　　张树新：互联网是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

　　吴鹰：做起来不得了，当然腾讯社交还容易做一些，百度难一点，但是绝对不能小看百度，他的技术积累，后发力量是非常强的，尤其在智能化方面。其实咱们可以预热一下IT领袖峰会，可以扯一扯云计算、大数据带来的互联网结果，我至少认为是传统互联网的20倍。

　　张树新：回到丁健，咱们从历史说起，说到未来。其实中国互联网也就是20年，我们再看后面20年。2045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回到1995年，中国互联网技术构架的时候，我们都参与其中。当时我们大家都怀着什么样的理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去年在科大上了互联网发展史，我讲资本驱动、技术创新驱动、制度驱动，中国的创新驱动是什么？跟美国硅谷的差别在哪儿？我觉得丁健最有发言权。

　　丁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技术对这个社会产生的巨大的影响。1994年第二届互联网年会上，我发表过一篇论文，和斯坦福教授一起写的，题目就是“学术网络对中国的影响”。讲到互联网对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冲击和影响，将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大学生。那时候我还不像溯宁已经看到整个社会了，那时候甲骨文刚刚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所以我们那时候主要是讲怎么让所有高校融入进去，会产生巨大的思想学术方面的影响，这是很大的动力，我们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往这方面走。

　　非常幸运的是，后来看到商业起来了以后，我们看到希望了。我们曾经在夏威夷第三届年会的时候，专门讨论到底应该由电信来做未来的互联网，还是由教育网来引导中国的互联。我当时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学术那边说你是学术的，应该站在这边。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应该跟美国一样，因为美国是从学术网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应该从学术网去发展互联网。坦率的说中国电信当时没有人懂英特网。

　　张树新：1996年的时候科学网准备拉几条线做，但是没人理他们。

　　丁健：因为没人懂，第一次跟中国电信做这玩意的时候，他的一个总工就说互联网这东西我们不能搞，在国外是免费的，我们怎么能做免费的东西呢？我说免费是因为国家掏钱了，不是真免费。

　　回到刚才那个会上，那个会是非常重要的会，我是站在电信的角度来讲的。中国教育经费本身低到不能再低了，要靠教育经费去发展互联网的话是不可能的，我们至少要等5—10年能发展起来就不错了。美国是有技术要发展的，所以他是从技术发展的，它已经商业化了，我们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的商业化？中国电信最有钱，你就应该投资做这个事。

　　张树新：科学院和清华分别还有两条。

　　丁健：对，而且非常昂贵。中国电信当时花了很大力气，这个东西最后惊动到总理批示，让电信主导建这个网。所以虽然互联网是从电信这个庞大的企业来做起来的，但是当时没有考虑太多的商业利益。完全就是想到，必须国家花大量的钱，先行投资才能把互联网做起来。

　　张树新：我稍微补充一下，大家回想一下1995年的中国，那时候叫邮电部。中国电信从邮政和电信分开。1997年成立了国务院信息管理委员会，所有的改革都是和互联网密切相关。

　　技术驱动、资本驱动，一直是电信改革技术驱动，这里溯宁最有发言权，我特别希望你讲讲网通对中国电信改革的历史贡献。

　　田溯宁：现在还是不太适合讲，我讲另外一个角度。一场变革推动有方方面面，刚才谈的画面我印象很深，回到过去，有一种激动的口号和力量。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口号，到中关村说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说向前100米，是张树新做的，我每次看到都心潮澎湃。

　　当时互联网技术最核心的是路由器，做得最好的不是思科，是BBN。我们今天用的互联网“@”就是他发明的，BBN公司是一群科学家做的公司。

　　未来更加开放，虽然我们发明这么多东西，虽然一分钱没有赚，我们也乐于看到伟大出现。那时中国对互联网的理解感觉恍如隔世一样。我在一个省讲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当时经贸系统让我讲课，讲课后说让我写报告，写出信息高速公路对我们稍微落后的省份意义有多么重要，报告交给一个副省长，副省长批示信息高速公路很重要，请公路局办理。大家想想整个世界变化有多大，距离现在只有二十几年。

　　有一个同事问我资本低潮的时候，你对外界有没有信心，我觉得比起过去20年的历史，我对技术的创新非常有信心，因为你经历了这个过程，无论当时社会对新事务看法多么的可笑，甚至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很难容忍，但我相信技术创新的力量，只要这个东西便宜，能解决人们根本的痛点，同时有理想主义在里面，就可以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改变社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吴鹰：我们把公司卖了，我们是2000年上市了，同一天上市，我比他们早2小时，他们因为买他的人太多价钱对不上，买卖对上才能卖，我们理解是我们排在前面，我也不懂。我老说我们是第一家，他们是第二家，其实是同一天。有一些同事是亚信过去。

　　张树新：你们两家公司一直互相挖人。我知道好几个师弟被你们挖来挖去。

　　吴鹰：系统集成有他们的人过来。讲故事比较有意思，大家可以听。但是我老想引到将来。

　　最近有两件事情是非常大的。第一个是引力波。今天能探测到13亿年前两个黑洞的碰撞，这么小的人类可以做到这样的极致是非常了不起的，MIT的校长是我的朋友，他最近发了一封信专门表彰引力波，MIT以创新为领先，他们有71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太牛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某一个东西单发一个信，但这次发了。这东西将来怎么用现在说不清楚，但是我相信能量转换很有用处。

　　张树新：昨天一个专家讲得很有趣，至少这样精密检测技术最关心的是地震局，地震局说一点小振动都能测出来，这里带来新的技术进步。

　　吴鹰：现在有一个担心，你在房间里做什么事情，邻居都能知道，实际上用不着引力波，这么大动静谁不知道。另外一个事是欧洲围棋大师被机器人打败，围棋比象棋复杂很多。这对于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标志，移动互联网归根到底，整个IT行业和别的行业没法比，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摩尔定律。

　　张树新：前天有一个文章说摩尔定律到头了。

　　吴鹰：硅谷也不怎么讨论，我们IT峰会在讨论摩尔定律到头怎么办，集成电路功能18个月翻一倍，价格降低一半，每18个月就换一次。假设现在大家预测5-8年到头，就算5年到头还可以翻64倍。

　　张树新：基数太大代表指数增长。

　　吴鹰：现在手机比3-4年前，联想最高功能的PC机还要高7-10倍，技术不断在发展。刚才丁健讲的极限在不断前进。人类把智能的东西做起来，可以想象的空间太大了。基于今天的技术，移动互联网能想出来的，在座年轻人都非常有机会。我们三个今天都做投资，都是和移动互联网智能、云计算相关的，做的事情是对人类生活有影响的。20年后怎么样？我坚定认为我是对的，不用20年，有可能是10年，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会能够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移动互联技术的领先者。

　　张树新：到现在为止，有多少底层原创技术源自中国。

　　吴鹰：问得非常好，基础课题的研究和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和丁健等人设立科学大奖的目的，奖金是100万美金，和诺贝尔奖金是一样，一定要鼓励科学技术研究，中国对科学家的重视程度不够，我们确实还有差距。

　　再有是应用科学，应用科学离不开人应用，再的技术没有人用，没有大量的人试错容错是不行，中国人多的最大好处是什么，我的容错容忍度非常高。你刚才提到小灵通，刚开始传照片8K照出来就跟鬼影一样。不同层次的人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可以不断的发展去做，所以大量的数据很重要。你像丁健在百度董事会上，百度的首席科学家，谷歌挖过来，他为什么参加百度？他就说大量的数据做基础，我在谷歌没法做，百度可能条件更好，好多基础东西我比谷歌还先进。

　　丁健：这是我引的吴文达在董事会上的原话，这是他说参与到这边很重要的原因，很看中数字的数量。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人工智能有两个。一个是像火箭一样，一个要靠刚才讲的摩尔定律的计算能力，第二就是它的“燃料”，就是它的数据，这两个缺一不可。中国在这个领域，数据这一块有它非常大的优势，所以它要加入进来。于凯是功臣，是把吴文达挖过来的功臣，他自己现在也创业了，做自己的人工智能企业。

　　我觉得一代一代在这个角度来讲，我特别同意吴鹰的说法。如果我们当年启动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和美国做互联网的差距不像以前那么长了，我们比较快的追上。到了移动互联网，我们几乎是平起平坐的。我觉得在O2O领域，到了应用，到了下一代的人工智能领域，我觉得中国在很多地方会有很多的进步。

　　张树新：就是需求和用户驱动。

　　丁健：对，人工智能很重要的一点，尤其是深度学习，是需要学习的，要有足够大的量，而且很多时候要有足够大的人工帮助它在早期的时候把数据筛选，把这些东西做起来。所以这些方面，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和中国巨大的数据量，在这方面会帮助到我们。

　　张树新：我们跟硅谷的差距在哪儿？

　　丁健：的确我们对很多前沿的科技是认知不够的，在人工智能领域还不光是计算机的能力，还有对脑科学能力的要求。人脑不同层面的研究，怎么样把这件事反映到深度学习这样非常原创性的思路很重要，实际上是在脑科学很多突破的基础上来模拟和学习的，来做这些不同的事情。你要看很多思维方式，这是一个脑科学家写的一本书，他写了很多，对人工智能的影响很大。这些基础的突破没办法，他们就是在前面，我们可以踩在他们的肩膀上。

　　张树新：他们拥有人类共同的知识资产。

　　丁健：对，大家在共享。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互联网很多东西最早期的时候都是用的美国的软件。分配IP地址，现在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美国研究了很长时间，放在上面让全世界免费用的。从来没有人说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应该收多少钱，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前人，包括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研究出来的成果。

　　我们做一个很大的科学奖的目的，我们也是希望中国能够从跟随者变为引领者，至少参与到引领者的行业里，至少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志向。硅谷这一块，有很多人都回来了，包括很多中国人也是在那边做了很大的贡献，现在还是这样，我觉得这两边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了。

　　张树新：刚才吴鹰讲过，大家本来都是实业创业出身，现在都做投资了。我特别想问问溯宁，做实业和做投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感慨是什么？

　　田溯宁：这个感慨是蛮多的，如果说最简单的一句话，做实业的时候，你是希望你做这个事情长期拥有，你做投资你要有时间的尺度，你什么时候要退出。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你的观念、心态、决策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我除了实业投资以外，丁健和我两个人把亚信私有化了，我们想亚信如何重新赶上互联网热潮，也许赶不上了，亚信还有1.5万人。

　　张树新：你们用这些钱投一个新型企业，实际上价值比这大得多，你们算过吗？

　　田溯宁：没有算过，或者现在还太早了，同投资角度来讲，这些年对于我们几位来说很重要的特点，你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好奇心。你做投资，必须跟最强的大脑，最新的技术相连。我自己认为，对我自己也是，我跟丁健经常来聊。对我们来讲，过去很幸运，做过创业，公司也上市了，我们又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一个最容易满足或者惰性的群体就是我们，我们要跟不好奇作战，跟我们的年龄作战，如何保持好奇心，是不容易的事情。投资是最好的动力，跟最强大脑在一起，永远有青春的感觉，至少你要思考，要想，保持学生时代的状态，这是我自己这些年做投资，对我的人生或者是保持这种学习和工作状态非常好的回报，我不知道你俩有没有这个体会。

　　吴鹰：我也挺同意的，而且也逼着自己学习，你看很多年轻人讲一些事你发现你不太知道，那你就要去学习了，而且你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年轻，跟二三十岁的人混，肯定比跟六七十岁的人混要年轻。你跟谁做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讲的话，如果对大家有一点启发作用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没白侃。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会是什么？其实可以消除很多贫富差距。你看中国某一项应用很赚钱，你就找一个犄角旮旯小语种的国家去，把语言变一变，服务器在中国，你到那儿就赚钱了，但是5个人一年赚一千万是很容易的事情。腾讯、百度、阿里没法这样做，某一个应用没有十亿级他是不会做的。曾强是力挺乐视的，他说以后要看TABLE的，就是BAT加上了乐视。其实中国也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大家想想怎么能做的更大，中国有没有可能做出一个手机能战胜苹果。有很多人不可能，你胡扯，但是你去想，现在各自为营，可能不可能。如果我在腾讯的商城增加一些东西，做淘宝、做京东，这个跳出来做。我这手机里面有这么大的智能，人工智能可以学习，你弄好了以后能不能把底层东西打通了，是不是就可以超越苹果了。苹果在自己的生态圈里也要发展，要有企业的利益，中国的企业大家能不能想的更大一点，我们做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智能手机就做出来了，SmartPhone只是聪明手机，IntelligentPhone才是智能手机。

　　张树新：丁健是投过滴滴的，对分享经济本身是深有感触的。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去年上课的时候给学生留了一个作业，就是假设如果我们都开始分享，不再拥有，那是不是全中国的房子和全世界过去的房子已经够了，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走到头了？

　　丁健：我觉得分享经济实际上对于人来讲一直是这样的，包括咱们租车，而不是到每个城市买一辆车。其实分享经济就是这样，只不过移动互联网通过技术把做分享的成本降到了值得去做的水平。是不是它能适用在每一块我觉得并不一定，所以为什么我们是滴滴、饿了么这些投资，我们加起来投了七八个O2O，成功了两三个百亿美金市值的。这就说明，大家不要被一个简单的名词忽悠，就像当年被.com忽悠，就像现在的什么美甲O2O、按摩O2O是一样的，O2O会进入到每个行业的每个领域每个企业，就像.com进入到了每个企业里一样。

　　我们要冷静的去看待O2O，不用太紧张，传统经济确实遭遇到了很大的门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移动互联网所呈现的上升态势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做。这次1月份去CES，就是消费电子会议，翻译成英文是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还有一个大家开玩笑的名字是China Electronics Show，当时是在深圳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摆的展位才是中国企业的展位，现在最显眼的展位都是中国的企业，最意想不到的是现在海尔也开始出现在电子产业。

　　制造业电子产品已经是第一代了，下一代可能要拼CR、VR，只要我们的技术跟上，这个市场渠道我们是有很强大的优势的，所以中国的IT产业包括我们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包括下一代的IOT，人工智能基础上的于凯提出来的，他要做AIinside，芯片出来就带人工智能的。

　　张树新：很多人都在骂马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不是骂马云本身，是骂互联网行业造成了实体经济的今天下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丁健：我特别不同意这个说法。这就像当年有一篇文章，说现在电商把很多实体店弄关门了，我说你要想想，现在被关门的百货店，当年关掉多少裁缝铺、鞋厂，本来人家很辛苦在家做两双鞋卖，你到他们家订鞋按你的脚印缝，后来不需要。你有没有问开鞋铺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可怜他，同情他。这是时代的车轮，不要对抗，马云不做，张云也会做，李云也会做，跟这个对抗一点意义没有。只不过从国家和产业，包括投资人来讲，让这个过程不要那么血腥，不是明天一倒闭很多人就饿死。

　　张树新：起来我读了《第二次机器改革》，前20年第一个版本的互联网做的是人人互联，现在用什么连不重要，今天可能是手机电脑，未来有可能是纳米机，这都不重要，至于你和什么连，下一个版本互联网是什么，基础设施是什么，会有什么应用，服务模式有什么，田溯宁很早就讲云计算、宽带、大数据。

　　田溯宁：最近我看一些美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我前一段时间看了电力和航空工业，电力时代的伟大出现了电力，是社会的新的文明，有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波音飞机不仅是联合制造商，他们还是设备商。

　　张树新：100年前因为电话的发明，摩天大楼才能真正使用。原来摩天大楼传递消息是请传递消息的小弟，后来因为电话的发明使得摩天大楼越盖越多。摩天大楼发明、电话的发明、打字机的发明使女性开始工作，因为女性可以在办公室做白领，因为女性开始工作，于是开始有了职业服装行业，工业时代就是这样开始的。

　　田溯宁：信息革命对人类技术贡献还是非常多的。工业革命时人类生命也长了，出现了抗菌素、免疫系统的发现。我的观点未来20-30年是信息革命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刚刚开始。有可能在每个人生下来时，生理数据都能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大部分疾病可以预测。

　　张树新：基因可以编辑修改。

　　田溯宁：感冒都和周围环境有关系，未来教育非常个性化，今天教育是工业化，所有教育都是考试，个性化教育时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会更多出现，未来30年左右信息化、物联网、大数据等改变人才刚刚开始，这时挑战非常大。IOT时代数据是怎样，操作系统是怎样。今天所有的东西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符合这么大量的数据。未来20-30年，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见证和参与，怎样用信息技术让人类文明更好进步，让生命质量更好提高，让教育成本不断下降，知识更好的普及。每次想到这里时，还是充满激情，而且感觉到整个未来刚刚开始。

　　张树新：丁健，从你来看，前一个20年和下一个20年是如何的？

　　丁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还没有完全从那个问题脱离出来。你想的是我们还在担心实体企业冲击的时候，你看美国在担心什么，比尔盖茨，特斯拉创始人，还有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在担心人工智能会不会毁灭人类，还有摧毁问题。科技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很多人在说，20年前科幻很多还没有实现，没有关系，很多东西会想象。但是真正往前发展的时候，速度会呈现加速度。包括人工智能，“未来纽约”发表过一篇文章，把人工智能下一代东西叫成“核武器”，这块的发展我们要高度重视。对每个企业冲击都会是非常大的。

　　张树新：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看一本书讲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没有神的国家，可能AI进展更快，基因编辑没有限制，在这里中国会超过美国，你怎么看。

　　丁健：我觉得不一定，因为那个东西很多是有技术的壁垒，不是简单的模拟问题。中国在往前发展，仍然还是受到这方面的约束，我也看到很多科学家呼吁这些领域要小心。我觉得，从我们本身来看，人工智能以及物理学的发展，我觉得哲学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神学、宗教在内都会遇到挑战。

　　因为我们接触的科学前沿越多，曾经有一段话我百分之百同意，但描述神学和宗教、科学殊途同归的地方。当科学家花很大的力气爬上山的时候，发现神学家早就在那里等着，这好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讲的话。现在科技的突破不仅是生活的变化。人脑进化和人工智能进化有很多殊途同归的地方。

　　未来20年我们对宇宙和自身的了解与之前不同，就好象发现不是地球围着太阳转，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吴鹰：未来20年要跳出互联网和我们从事的信息产业看，更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在跨界。科学的发展是在各个领域都有突破性的发展。

　　张树新：知识之间壁垒都没有，用现在的工具和技术重构这个世界。

　　吴鹰：就像刚才讲的引力波的神奇，引力波的发现，人类能够测13亿年前的波动，而且它的频率是超低频，70-130赫兹。但是你看生物科学。丁健刚才讲今后20-30年会看到一些激动人心的变化。

　　张树新：我听过一个生命科学家讲，20年内人会永生，记忆上传以及真正的可穿戴。如果记忆上传，你可以互相切换。

　　吴鹰：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毁掉人类的文明，我个人认为不会。你看人类的发展史是在不断的发展，遇到很多的挑战。

　　张树新：前两天看了一个学生写的科幻小说，要重新定义人类，今天说的人类和未来的人类是不是同一个人类。

　　吴鹰：现在有很多人看过《三体》，把人送多少万年，甚至数万光年以外，怎么送。现在的结论还是光送一个大脑。现在有科学实验室说，是不是人的所有记忆都在大脑里，他们也做过很多实验，到底存在哪里，现在并不是确切的答案。我的结论是不要想那么多。你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明天如何让身边的人更美好，中国更美好之后，如何让世界更美好。世界是不是在所有宇宙中间唯一有生命的东西，以前说肯定会有。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很小，宇宙中有很多比银河系大的河系，大家想了很多答案，最后用神论做结果。

　　我们很欣慰生在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基础，又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着我们。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4-5年前往领导人送的报告，10个报告有7个说互联网怎样可怕，互联网威胁远远大于发展，但是今年习大大已经去参加互联网大会了。

　　张树新：现在有几个狂人，扎克伯格和埃隆·马斯克都想发低轨道卫星和气球。下一代互联网的连接方式，假设将来有一天每个人的手机都是GPS，都是卫星电话，那今天庞大的互联网怎么办，难道我们要造一个天罩吗？现在我们是靠物理隔置。

　　丁健：我觉得卫星网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有带宽、时延等的问题，目前还是让它普及性比较强，因为你一些山村用光纤其实是不上算的。所以中国现有网络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也会遇到如何更新到5G，速度如何更快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中只能逐步更新，不可能突然出现个技术，所有的网就没用了，这个可能性不大。

　　吴鹰：我是学无线电的，在贝尔实验室混了半天，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受。卫星是很高的，覆盖面很大，从单一效率来讲，66颗卫星可以覆盖整个地球。但是同样的做法，实际上带宽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大量要用的时候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我随时都要用的时候，我去度假，到鸟不生蛋的地方也要找到我，是这样的，这是往反方向做的。当时小灵通是100米一个机站，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实际上到后来就是这样的。你就这么点频率，资源是有限的，有限是目前来讲，从带宽上来讲才是无限的，无线是有限的，所以是多种使用方式来结合，地面网如果到了5G以后，实际上还是用微微蜂窝的方法来解决，和一些新产生的技术结合起来来做，是一个超大的不得了的带宽。

　　今天如果大量做VR的话，你带宽会是现在的200倍，你去马尔代夫带360度的VR相机，你老公在家里也能看到这个美丽的画面，可以这样做，但是现在的系统没法支撑。

　　张树新：下一代系统和今天的系统之间怎么衔接？

　　吴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像2G、3G、4G，有60个国家要升级为4.5G了，实际上4.5G也是人为来定的，带宽、速率是现在的50%以上，就可以定义为5G。这种发展也是由应用不断驱动来实现的，做到那一天的时候生活会更美好。你没钱去马尔代夫，但是花100块钱人民币用VR设备，我就可以身临其境，真的一模一样。

　　张树新：那时候就不用滑雪了，所有的极限体验分享给大家。我前两天见了一个生命科学家，他说真正的大数据还没有开始，因为最大的数据是人体数据。人体所有的生理数据实时的监测和实时的编辑、实时的统计，对应到基因组织的检测报告。这样的话，今天所有互联网上的云，其实是不支持这样的计算的，我不知道素能怎么看？

　　田溯宁：去年有个老人身体不好住院了，我就很长时间在医院里，我的体会非常深。今天医院的数据处理能力的差距十万八千里，基本的CT、核磁共振这些东西是静态的，没有比较、没有储存、没有处理，如果能够把今天所谓的医疗诊断数据量化比较，通过大数据我认为对疾病精准预防有巨大的潜力，这才刚刚开始。

　　到底数据量有多大，目前来看，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前一段时间看了PC的历史，最早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当时64K，早期是乔布斯、BUGS，当时他们认为人们的存储永远不够。今天我们想到G，想到TB。人们对速度的追求无止境，对存储和数据的追求也是无止境。今天很大的问题是，当我们有大量的数据的时候，我们传统计算工具能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存储、分析、处理，这是重大的挑战，也是创业创新很大的机会。

　　张树新：人类拍的第一张照片是1936年是法国的科学家用小孔成象方法做的模糊，他说另外一种绘画。从哪一天到今天，人类每天拍的照片超过过去到1936年的综合，这就是指数增长。过去所有的信息数据和连接都是信息连接，还没有到真的数据，真的数据可能是生理数据、心理数据，多维的，甚至大脑思维。那时候真正的互联网才开始。

　　下面大家进行提问。

　　嘉宾：在座四位是中国互联网的先锋前辈，我是来自康得新复合材料公司，我们是做高分子功能膜材料，原来跟张总有交际，我最早在科学院的一家公司，所以我很早见过张总，去过你的办公室。

　　因为我们是做实业，各位是实业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和前辈，今天突然感觉现在都在做投资。是什么原因促使优秀的企业家转行做了投资，张总刚才还说了一句亚信，亚信当年也是非常耀眼的一颗明星，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海归，做了我们当时觉得很伟大的公司，觉得会一直发展下去。刚才张总说了一句话“如何让亚信产生更大的能量，产生更大的潜能”，这是不是与田总和丁总不做亚信一线有关系，不好意思，我可能不太礼貌。

　　田溯宁：你的问题很好，我实回答。当时我离开网通不知道干嘛，当时40几岁国企干不下去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想回答你的问题，2年前我们找到了机会，丁健和我把亚信私有化，现在把亚信战略重新制定，我们希望把这些年投资的经验和亚信现有的客户群和现有的结合起来，能不能做到亚信2.0。我觉得这时候应该保持信心，我们要努力的去做。我们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就像你说的，希望未来2-3年内，看看亚信是否能再创未来，能不能走出2.0时代，为中国产业发展，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很大的挑战。

　　张树新：乔布斯当年回到苹果才有今天。

　　田溯宁：这个不能比较。

　　吴鹰：我2007年的时候跟董事会产生了分歧，我们的发展战略不一样。我就想从最小的公司创业，从私有公司到国际公司，再到上市公司，那时候规模也不错，我觉得做投资可以把以前的积累都用上。做过实业的人做投资，比原来做咨询和财务管理人做投资有很多优势，他理解管理者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双方都具有优势，但是不一样。曾强这一辈子只做两件靠谱的事，第一件事是把他老婆追到手，第二件事是把乐视融资解决，这是他做的比较靠谱。

　　丁健：这和个性有关系，我更喜欢做技术。我进商业就算是被拐了弯，从商业走到做CEO和管理，更是进一步离我想做得事情越来越远，我更多喜欢思考和学习新的技术。我本来应该1999年准备做投资人了，结果一直到现在。

　　嘉宾：为什么好多实业家做投资，因为实业有周期，技术有周期，有行业周期，有市场周期，有技术周期。巴菲特说在美国很少有50年的技术公司，唯一的IBM超过50年，其他高科技公司都不超过50年，我们认为如果做长青的企业家就做投资，只有投资可以超过50年。

　　张树新：很多年前读过格鲁夫讲，信息行业是10倍速，互联网行业10倍速到今天，这个行业快速迭代。

　　张树新：我记得很多年前读过一本书，格鲁夫讲信息行业是十倍速，互联网行业十倍速到今天，你们3年已经超过30倍，这个行业是快速迭代。

　　嘉宾：我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有一个问题问田总，因为我们有本科、硕士、博士学生，您的学习对您学习的成功有什么帮助？知、行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树新：你还是先知道他是什么博士得好。

　　田溯宁：我自己觉得我读博士那段时间浪费了不少时间，我是读草原生态学博士，研究两种草，在西部德克萨斯生长，但是我觉得一些方法论是挺重要的，我们改个时间再谈这个话题。

　　嘉宾：我是来自新浪的记者，我特别想问丁老师，刚才也谈到了，技术的发展涉及到伦理的问题。在中国现在的互联网发展，可能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说之前百度贴吧事情、快播事情，您怎么看？

　　丁健：我倒是更想稍微花一点时间谈我们四个为什么坐在一起，包括很多论坛，很多公益组织我们都有很多交叉。很重要的原因，回到刚才我们四个人讲过去历史的时候，都讲到了一个问题，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我们几个人创业的时候都不懂，连商业都不懂，想到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能做一点事情。后来我知道像惠普，还有好几个伟大的企业，它的企业文化里都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你要做事情不要去想你怎么赚钱，首先要想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你给它创造了很大价值的时候，你自己的利润是它的负产品，是你给社会创造价值的负产品。我觉得一个企业真正要走的长远，做的伟大，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在企业中做这种宣传。

　　所以任何企业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它一定要在这个层面上反省自己，百度也好，快播也好，任何一个企业也好，是不是你把钱想的太多了，你是不是把下一个季度的指标，股价想的太多了？你应该首先想对社会创造价值放在第一位。

　　张树新：这个你跟李彦宏说了吗？

　　丁健：当然说了，只不过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共识的，只不过内部的一些管理有很多细节的问题。

　　吴鹰：李彦宏也就是多挣了几万块钱，这个我要帮他说句话。

　　丁健：BAT他们都经历过这个问题，他们能走到今天，他们的思维方式我是比较了解的，他们应该都超过了这个层面。但是是不是他的想法能够反映到管理，或者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我相信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学到很多，在未来的运营、决策里面会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共识上，我相信大家是一致的。

　　张树新：我们的时间到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感谢这么多人站在这儿。老友记，我们互联网这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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