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5-2016中国经济年会”于12月2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傅成玉出席并演讲,其称,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是全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傅成玉认为,中国政府将把减排压力变为动力,这对于企业界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把我们的环境治理好,同时又把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好,既解决全人类的问题,更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但傅成玉也告诫,“党中央历来预示都是非常早的,看问题看得非常早,但是我们在下面的执行过程中就走歪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傅成玉:12月12日,全世界195个国家在巴黎达成了关于气候变化减排的协议,应该说这是全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里几十年来一个最重要的进步。习主席亲临大会,做了非常重要的发言,同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这部分也提出了明确的指标,即到2030年,我们的二氧化碳,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要达到峰值,也就是说,2030年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这是关于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们争取在2030年之前实现这个目标。非化石能源比重要占到20%,森林的蓄积量要达到45亿立方米,这个任务非常重,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是能够实现这个指标的。因为我们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与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已经降低了33.8%,差不多14年,还有15年,再降低30%是没有问题的。非化石能源的比重,2014年达到11.2%,今年可能到12%。森林的蓄积率2014年达到了21.88亿立方米,总的看既有非常大的空间,也有非常大的挑战。我过去在企业工作,我觉得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国家达成协议,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承诺,是我们国家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但同时更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
我们是搞企业的,听了非常兴奋,兴奋是因为我们国家终于可以把压力变成动力了,把我们的差距视为潜力,为什么这么说?刚才郑主任讲,说我们以前企业在差距上拉得很大,大的原因不在企业,在政府,政府的执法不严,其实企业哪有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们到了僵尸企业才想治,没到僵尸企业之前让他死掉不更好吗?今天戴口罩了,没戴口罩之前我们都认真严格执法,会出这个问题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把我们的环境治理好,同时又把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好,既解决全人类的问题,更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既是我们内在自身的要求,也是外在的力量的推动,因为我们国家承诺了,所以可以把党中央提出来的重要发展理念通过我们的实践来实现。党中央历来预示都是非常早的,我们看问题看得非常早,但是我们在下面的执行过程中就走歪了,比如在十六大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提出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六大就提出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那里面提出来技术创新的问题,环保的问题,节约资源的问题,走出一条技术含量高,也就是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好,也就是发展质量,资源消耗低、环保、节能、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用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可是我们走着没有坚持好,不是中央政策不好,所以这次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来五个重大发展理念,我们在讨论时就说,理念变成行动,中间不是我们个人的理解,应该把理念变成政策,变成制度,我们不缺理念,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什么时候过剩?就是正在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科学发展观不对,是科学发展观理念对,但是我们国家经济运行靠政策,政策和发展观没有结合好,所以导致了现在产能过剩、出现了僵尸企业,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教训,现在政府一分一厘都不能松,企业是逼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
所以,这次给我们带来几个机遇: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向绿色经济转型。中国将来的经济竞争力应该体现在绿色经济上,这个机遇将推动我们尽快的发展绿色产业;尽快发展绿色能源,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要把节能、环保、减碳,总体设计、统一规划、同步推进。现在我们在做的节能是节能的,环保是环保的,都定指标,减碳的也提指标,我们国家要从两路发展,一路是建立新能源,绿色能源,另一路应该是做活增量,就是传统能源的节能和清洁化。在这里面,我觉得把存量做活更有意义,因为增量是要有新的投资,原来已经有的传统能源,如果把这个投资做活,我们通过提高能效、降低能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源,节约是第一大资源。现在我们能不能做到?很容易就做到,不是特别难,但是要花点成本,而且做出来效益还好。
再一个领域,通过这个会带动技术的升级改造。现在我们投资往往是基础设施,但是工业制造业、传统制造业不敢投,因为本来就过剩,产品卖不出去,但是我们应该大力投资技术更新改造,技术更新改造的切入点应该以节能降耗减排减碳为突破口,把节能降耗、减排和智慧制造两个切入口进行技术更新改造,做活我们的存量。
我们还会迎来更大的发展,就是我们会营造一个非常大的碳资产管理市场,会形成一个新的大金融市场。随着这些又带来一系列的围绕碳金融、碳资产的新兴产业、新兴服务队伍,具体来说,这些都能够实现,有几个原因,我给大家报一下。四年前我们开始把绿色低碳作为企业发展战略,我们搞了能效倍增,原来定的是到2025年能效提高1倍,到2015年实现20%,2020年能达到65%。能效提高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排放减少了,碳也减少了,后端的治理就会少。现在就能和环境保护、治理是三块,后期的治理变成了花大钱效果差,如果把前端治理从源头管理,就是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是事半功倍。我们花了四年时间进行碳排查,然后进行方法学计算,然后经过国际第三方认证。现在的碳我们那时候叫碳资源,全球都说把碳作为成本,既是成本,反过来又是效益。我们的节能减排也是一样,其实更大的是效益,花小钱得大益,在这上面,我们国家说2017年要全国统一性搞碳交易,国家搞七个省试点,试点下来,整个效益上我们交易了1.4亿元的二氧化碳,盈利了3000万。碳是可以大幅往下减的,主要是把能效提高,把能耗降下来,在我们这个行业中,能效提高会很快,能耗降低也很快。
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会形成一个新的能效管理指标体系,目前各部门管法不一样,所以形不成一个体系,在我们企业是一家,我们可以把整个能源管理、环境管理、减碳管理的协调能力统一到减碳,同时把平价企业的合理用能、经济用能和优化用能水平统一起来,在各个企业就能看到。其实用不同的能源成本不一样,排放的污染物不一样,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不同的资源排放也是不一样的,在后面治理的成本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光说我用总便宜的,这在企业中要把它均衡管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评价机制,我们做完企业的调查以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能源怎么分配,要根据排放出来的物质有多少,再根据治理花多少钱,整个周期全方位、全过程的进行评价,所以根据我们企业来看,比如燃料动力成本,不同的成本每亿吨标煤相差300元,排放的物质量或者污染物的量,每一吨标煤会差23千克,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差了400千克。治理成本上,每一吨标煤要差80元。综合评价就会发现我们不是光投入,还会有很好的产出。如果我们国家也在这方面能够统一管理的话,我们的整体效益会更大。
最后说一下碳交易,过去把碳当为成本,现在欧盟的碳交易,24年全世界大概是60亿吨,交易量600亿美元,欧盟占85%,我们国家在这几年的额度比较小,因为在七个省试点,大概交易12亿元,6000万吨。2017年,我们预计我们国家将有30—40亿吨二氧化碳的交易,达到80亿元的交易额,如果要考虑到期货交易,现在都说现货,这个可交易额可以达到600亿到4000亿元。这个对企业既是减排的机会,也是增效的机会。
我们连续四年对我们企业的100多个联合站,2000多套炼化装置,30000多销售站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碳排查,经过国际第三方审查认证,固化了我们公司温室气体计算量化的方法,摸清了公司在碳资产、碳减排上的家底。这样对碳资产的管理就形成了一套制度,现在和我们国家的主要管理部门,无论是发改委还是环保部,都形成了共识,对企业来说,如果2017年交易,就我们一家公司,我们碳的交易额可以到1000—2000万吨。如果我们国家把这个做大,再把污染排放做大,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新的资本市场,通过交易,这块企业贷款、企业融资都可以通过这个解决,同时又会发展出很多新的产业,比如技术研发的应用、工程设计建设、装备制造以及低碳资产的开发,这一系列的东西会形成更大的新产业。更重要的是在交易领域,又带出来一批新的中介机构。
总之,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新机遇,更是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发展、调整结构的很好切入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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