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利：社会面临前所未有挑战 须重建政府信用

上图为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利（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顾国爱 摄）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于12月5日上午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中国民生经济高峰论坛暨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揭牌仪式”。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利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

　　杨大利提到，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现在官僚机构越来越多愿意把权力放在下面，同时把政治的风险交给地方等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说过去政府不用管的这些事情，像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政府不断通过体制的调整建立新的监管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政府信用是非常大的挑战。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大利：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在民生经济研究院成立的隆重的场合能够让我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一下民生与治理的关系，我今天特别希望先从一些初步的数据跟大家分享，探讨从全球的视野，民生的发展与治理的关系以及中国的路径。

　　大家看这是我最喜欢，最简单的一张图(图)，中国和印度从90年代，实际上从60年代到现在人均GDP的变化，这张图很明显从90年代初之后，中国跟印度的差距一下子变得拉大了。中国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也就是说，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大幅度超出了印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图)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他特别强调了，实际上经济发展的区别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对教育和投资等等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尤其是在成年人的比如说师资力量等等这些方面，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距或者说区别也一直是同样的大。

　　另外一个特别有趣的指标，人均预期寿命，从90年一直到2011年，中印预期寿命的差距一直是维持在同样的基础上，中国的人均寿命指数的增加一直是相当重要的。(图)这个图表示出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人均寿命的区别，大家可以看到在60年代之后，中国的人均寿命的指数一直提高得非常之快，逐渐的差距也在减少。这几个图我们一般特别强调看经济的发展，人均GDP的增长，如果从民生的角度看起来，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发展，我们想到的首先是健康，首先是能健康的生活多久，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图)这张图是我最喜欢跟大家讲的图，这是介绍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尤其是自杀率的变化，大家一般的人不会想到看一个社会为什么看自杀率，实际上如果我们想一下探讨一个社会的发展，这可能是最有趣的一个指标。中国实际上在2000年到2010年左右这一段时间自杀率下降了一半左右。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各个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探讨。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完全探讨各个方面的变化，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是非常有趣的发展。中国自杀率过去在全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世界很多地方自杀率，尤其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自杀率都非常高，南韩的自杀率也相当高，这些国家有一个趋势，一般比如说男性的自杀率高于女性的自杀率，中国过去是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高很多，这也是很特殊的情况，过去十几年完全变成比较正常的社会，这也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个数据的展示。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之后，大家知道收入差距也增加了很多，这是一个挑战之一。包括污染也增加了很多，包括癌症村这些现象都出现了。当然最近也有雾霾，最近几年英文里专门出现一个词叫“Air Populas”(英音)(01：19：27)，相当于世界末日式的感觉。这些民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展现在政策的前面。从这个角度，以数据的角度跟大家探讨一下有一定的意义。

　　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几年，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尤其是2004到2010年左右的时间，大家看上面这张图，问我们中国的民众，你是不是同意国家发展的趋向？可以看到中国在全世界来说支持度是最高的，80%左右。如果你问大家，你幸不幸福？当然这个词，过去央视都做过这样的调查，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些方面的情况。但是如果大家看下面这张图的话，在我们经济发展最快的这一段时间，恰好大家表示说自己是幸福的人的比率在不断下降，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而且在很多国家是很特殊的。

　　当然有一个特点应该提一下，大家并没有说他不幸福，只是说差不多了，不像过去那样一直说我是幸福的这样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讲，过去尤其是80年代和过去一段时间，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一直强调中国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依赖于所谓的政府的支持度来自于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其他的指标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大家关心的问题不仅仅是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我们从政治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比如征地的问题，我跟我的合作者们探讨，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现在许多城市、各个不同的省，如果问农民，是不是你们家的地被征过？在这张图上有一点，被征过地的农民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度明显要低一些，对中央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管是在郊区还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只要被征过地的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比较低一些。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所有的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出现过要征地，在英国过去所谓的圈地运动，它是把公地圈成私有土地，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是往西走，相对来讲也比较容易的过程。中国的土地是非常特殊的，就是革命的遗产让土地成为政府掌控的一个资产，这个资产在政府征用土地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经济新事件等等情况，本身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对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一个指标非常有意思，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有这样的研究发现，问大家这个食品安不安全？觉得食品安全的这帮人，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更高一些。习近平主席曾经特别讲过，食品问题如果都搞不好，人民群众可能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提出疑问，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2003年到2013年这是综合社会调查的一些数据，问大家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第一位是贫富差距的问题，第二位是腐败的问题，第三是社会保障，第四是失业率的问题，失业的问题在大家的心目中关心的程度已经大幅度的下降。第五是医疗。基本是这些问题，然后是治安。第六才是环境问题。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现象，最近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住在城市的人特别关心空气污染的问题，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列的这个图中，如果让大家选择有这么多问题，哪些是最重要的问题，环境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只是当你问到大家，你关不关心环境，大家都关心。当你必须比较其他问题的时候反倒是贫富差距、腐败等等这些问题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尤其是政府执政党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政策，他们是相当有针对性的，包括反腐，现在习主席特别提出来消除贫困的问题等等，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这个节点，我特别想结合刚才提出的问题来探讨一下治理与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关系。我们社会科学对各个不同的国家治理所产生的变化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从细节来讲，可以说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几个共通的地方，比如体制的变化，有限公司的成立，官僚体制的建立以及政企的转变，但是这些都是有责任性的政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变化。先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在等等方面所产生的不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没有时间特别来讲。但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同时所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价值观的变化。(图)这些人做的世界价值的调查非常有意义，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在左上角橘黄色这一块，这是孔孟文化所影响的国家。最右上角是新教欧洲这一块，各个不同的地区是有区别的。横轴是讲自我表达的价值，竖轴是世俗和传统的价值。中国在世俗的价值方面非常之高，在自我表达方面仍然跟其他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讲，治理和文化等等，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也会说传统有什么文化，大家的价值怎么样。这些是可以从社会的调查当中发现出来的。

　　现在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处在后工业化的国家，同时是在电子化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趋势。第一是教育大幅度的普及，现在出版的书比历史上所有时候都多，不管是哪一个领域，不管是律师，各个不同的科学家也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物理学家生活在现世，经济学家就更是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多的公民，他们拥有了自己可以判断事物的能力，传统的社会书比较紧缺，很多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当大家都有了自己判断能力的时候，传统也就是权威的影响比过去减少了很多，甚至在中国微博上有时候大家甚至骂，有些人说你们专家是砖头的砖等等这样的情况。民主的治理企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美国政府，比如说从60年代到现在，大家对政府信任的比例现在下降到20%左右，大幅度的下降，是这样的情况。同时过去大家曾经对官僚体制相当信任，现在官僚体制信任的程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治理体制特别重要的工业化时期几个关键的体制，包括官僚体制、民主参与这些体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把它称作权力的一个Irony，可以说是一个悖论，现在信息发生了爆炸，人力资本越来越普及，同时公民对于治理和对于正确自我判断的能力大幅度加强。但是公共机构提供公民所需要的东西的能力却没有增加，这是全世界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在最近20多年全世界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理方面的探讨，怎么来改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的办法，包括合作式治理等等，实际效果都相对来讲比较有限。公司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时候公司的体制往往就是拥有者跟雇员，实际上新兴的一些依赖智力资本的公司，公司的雇员本身也是雇主，他们自己拥有股份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在权力方面，在政企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出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未受选举的一些机构的产生，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管制的体制。而且把权力交给一些没有通过选举所产生的一些机构。比如像最高法院的体制，最重要的是现在监管的机构，中央银行这样独立的机构等等，让他们依赖于专家的能力，给他们授权，让他们去管理，出了问题可以怪他们，政治家、政客们自己可以脱开这个直接处理这些问题的干系。另外，建立一系列比较有效的治理的机构，包括比如环保体制的建立是非常有意义的情况。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经济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价值观上，中国社会已经处在一个变化相当大，比如刚才顾部长向大家提到的，之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变、挑战，但实际上中国社会仍然在巨变的过程当中，世俗的价值已经非常强，自我表达的价值，如果大家想一想一代一代的变化也非常之大。中国恰好是处在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间。传统的价值观仍然存在，工业化时期的一些治理的模式，价值观也在，同时后现代、后工业化的一些体制也开始出现了。一方面我们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党的体制，另一方面也有从工业和产业的角度，一方面以小作坊的企业仍然有，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像腾讯、阿里巴巴[微博]这样的企业，世界性的，同时是依赖于知识产权的一些企业。同时每年有750万学生从大学毕业，当然清华是特别有影响的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信息的把握是前所未有的。每一个人现在所有的学生，五年之前可能都不是这样，现在大家都有智能手机，都拥有前所未有的信息，这也就产生出来过去的时候可能只有当政者才有的信息，很多的信息现在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可能第一时间就可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挑战是必然的。

　　《南风窗》杂志曾经有一个封面做得非常好，说“央视的窘境”，为什么呢？因为央视这样的体制是最适合于从上到下来给大家传播信息的。但是微信、微博是横向的，是全球化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竞争越来越激烈，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我们看环境态度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是高收入者他们对于环境的关心比过去相对来讲增加得越来越多，这些高收入者恰好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一些人。尤其是邻避运动，比如最近这十来年逐渐增加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要我刚才讲的，很多当地的民众，可能对当地政府所提出来的环评报告不太信服，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邻避运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政府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刚才黄主席特别强调了，比如说有一些简政放权的改革，实际上是因应着把权力下放，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让企业做好他们的生意挣钱，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我比较关注的。随着反腐运动的深入，实际上过去权力大家都希望留在自己手中，现在官僚机构越来越多愿意把权力放在下面，我从上面管下面，我管你们怎么用权，同时把政治的风险交给地方等等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说过去政府不用管的这些事情，像食品的安全，20年前谁去想食品安全的问题，谁会想到食品安全现在成为政府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医药安全过去也“杀”过药监局的局长，所以才出现各种各样的挑战等等情况，环境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断通过体制的调整建立新的监管机构，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讲怎么来重建政府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大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在环境方面展示得特别有意义，当然现在陈部长恰好是跟清华有关系，最后讲一下环境方面的理解，环境方面政策的变化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包括环保法的修改，同时五中全会特别强调要给地方政府让他们省级集中管理，但是地方的负责制仍然是有的。特别重要的一点，环保体制所面临的相当一部分挑战，不仅仅是环境的污染本身，还有包括公民怎么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层面，实际上环保系统是最早让公民参与政策的制定执行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9月1号比如环保部推出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非常明确的特别强调，怎么让公民有序的参与到政策的制定执行中来，实际上环保系统可能也标志着中国整个的政府体制，政府治理体制的变化的一个先行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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