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鹏：政府需要有支持社会企业的制度

上图为中国内地男演员、嫣然天使基金联合创始人李亚鹏（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顾国爱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友谊促进会、《财经》杂志、集善嘉年华共同主办的“2015中国公益论坛”于11月17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革与持续”。中国内地男演员、嫣然天使基金联合创始人李亚鹏出席并演讲。

　　李亚鹏表示，慈善除了企业家的参与之外，更需要一个社会基础，政府需要有相应的给予社会企业的制度。在英国，有专门为企业慈善融资的金融机构，有给免税政策等等一系列很好的政策。但在中国，今天在我们的公益机构当中，还在为一点点的进步欢呼雀跃。

　　李亚鹏表示，和中国的发展就像经济一样，中国的公益也有它自身的特质。“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既不要低估公众对慈善的热情，但也不要高估公众对慈善的参与度。”

　　以下为李亚鹏发言实录：

　　李亚鹏：很高兴，受到这次邀请来中国公益论坛做一个个人的分享。我原来是做一点准备的，但是被刚才台上几位嘉宾精彩和激烈的辩论，把我的思绪带到了更远的远方。我尽量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和信息。

　　刚才出现了几个关键词，比如社会企业，袁总提到了现在都是在浮水，嫣然天使基金成立十年，不算很长的一个基金会，但是在中国公益发展的初级阶段来讲，我们也算是一个潜到至少十米程度的一个公益机构。在这儿，我就以这样的身份，把我这十年当中的一些切身体验和观察、思考带给大家。

　　嫣然成立在十年以前，那时候就我的人生阅历而言，就我的财富积累而言，貌似都没有一个到了要投身公益的阶段，但是因为我女儿的降临，因为一个唇腭裂的天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她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成立嫣然天使基金，已经为超过11000名的家庭做了全额的免费手术，有这样的答卷，我们貌似也是有一定成绩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也依然有着很大的疑惑。

　　比如在过去十年中，我们从来没有提过一分钱的管理费，因为我是一个公众人物，行政人员的工资都是我个人支付的。我们做了儿童医院，希望通过这个儿童医院能够产生自我造血的功能，同时在儿童医疗救助上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在基金会当中，也算是第一家拥有自己儿童医院的机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依然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闪耀着光辉的名词，在我眼里，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在两年前的一次论坛上，王振耀院长也在，我们几个做公益机构的人和企业家谈到了社会创新，谈到了可持续发展，谈到了社会企业，等等，当时有一个倡导，说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下社会企业。

　　我在这儿用一个个人理解的方式讲一下，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建立了现代商业体系，让人类迅猛发展了两三百年，当事业迅猛发展的时候，也带来了同样的社会问题，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等等。到了19世纪，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能够自我愈合的集体，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出现了现代的慈善公益组织，比如洛克菲勒，我最熟知的是梅耶诊所，它是全球最大的第一家民办非盈利的医院，到今天依然是。社会继续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着像我的困惑，公益机构出现了。可是在这一百年的发展当中，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或一个机构面临着如何可持续发展，如何让捐赠人能够持续的捐赠等等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想说企业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企业家说，你们别讨论社会企业。你们做公益，我们企业也在做公益，我们本身创造了就业机会，我们也拿出一些费用做公益项目，我们就是社会企业。你说什么叫社会企业？坦白讲，我想通过后面的论述慢慢剖析这个观点。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所产生的一些行为，绝不等同于一种新的企业模式——社会企业。

　　到了1993年或者96年，在英国出现了社会企业的登记制度，并且社会企业在英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展，基于这样一个讨论。在去年的春天，我们三个朋友就组了一个英国社会企业的考察团，去了伦敦，做了为期七天的考察。整个活动是由英国文化协会组织的，我讲一点个人的观感。

　　1934年成立，总部600人，在180个国家开展以艺术、英语、文化为方向的各种活动。当时参观这个机构的时候，给我带来的感受是震撼，这个震撼在于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角度或高度，他们在全球180个国家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中国到了一个跻身于世界大国的地位，行动上也许达不到，但是在思考上能达到。英国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当他们在政治上不能最大化的统治这个地球的时候，他们留下了文化、艺术和英语。从公益的角度来讲，他们用这样的三个方式，在推动和帮助着这些地区。

　　比如深圳有一个残友集团，拿到了英国所颁的全球性社会企业的奖项，坦率讲，我们对自己的制度更加了解，他们做的非常出色，但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它更近似于原有的社会福利企业。

　　袁岳说道，他并不乐观，我坦率讲，乐观不乐观是每个人情绪化的表达，我只想说客观的存在，现在的新慈善法是被期待了很多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一个草案，一个事情真的飞速发展的话，十年修订一个方案不可能跟得上这样一个事业发展速度。

　　社会企业在1990年代出现在了英国，在英国有专门的登记机构，我们今天的公益机构是在民政部门登记，企业是在工商部门登记，在英国，除了这两种类型之外，社会企业是在社会企业的专门登记机构登记的。英国内阁办公室受首相直接领导，六个成员全都是80后。20多年的发展，社会企业在英国占到了GDP的比重，政府的数字是3.5%，社会企业联盟的数字是7%；就业人口分别是8和16。这样一个数字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仅仅捐赠角度是不可比拟的，我们今天中国的捐赠是1000亿，占GDP0.1%都不到，在美国，1000亿美金，能够占到它的GDP1%，我们的捐赠是它的几十分之一。如果跟英国的社会企业的GDP比，相差又很大。到底什么是社会企业？每个国家的基础跟背景不同，理解也是不同的。

　　我做一个自己的解答，首先，它是一个企业。第二，这个企业不以盈利为单一的目的，在实现了这个企业的商业价值的同时，就已经实现了它的社会价值。这样的一种企业，我们才称之为社会企业。

　　中国的税负成本是全球排前三的，当一个企业创造了社会价值和创造了商业利润的时候，光税收环节就把你的利润最大化的消耗，到了政府手里，政府再通过公共拨款、公共事务的建设等等环节的损耗是相当之大的，就是因为这个，才会出现了专业的公益机构，这是社会自我成长的一个必然之路。企业说我们有捐赠，也做了公益项目，我不客气地讲，企业家对于公益来讲，依然可能是一个门外汉，因为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行业，即使亦非主持的过程当中，在他们的对话当中，也出现了若干词，其实这种误解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今天坐在这儿的我们至少是关注着公益的人，在我们的理念里还有逃税，这是一种媒体的说法，在中国是完全不存在的一件事情。在中国捐的钱是要额外上税的，何来逃税一说。这样的一些基本概念，在大家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设想一下，一个企业拿出资金要做公益项目，帮助什么什么，那种做法是不可能专业的，因为你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你让公关部经理带几个员工就做一个爱心项目了，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做法。

　　我举一个例子，《大问题》杂志，1991年，两位绅士中的一位说：街头流浪汉不拥有生产资料，只能乞讨。另一位说：不，他们拥有伦敦的街头和时间。于是创办了《大问题》分发给流浪汉在街头售卖。

　　我解释一下这个案例。在伦敦街头的这些流浪汉占有了伦敦的街头和时间，他设计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为了直接解决流浪汉这个社会问题，而设置了一个商业模式，不是赚了钱之后，再去拿这个钱通过若干环节做公益，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两者本质上的一个不同。这个杂志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得到了复制，这是它杂志的封面，都是全球最知名的综艺界和演艺界的人物，它的影响力已经做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当时我们去的几个人很兴奋。我们说，我们的街头貌似也有同样的人群，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大问题》杂志引到中国，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热烈的讨论之后，其中一个人的朋友说了句话，当时我们就崩溃了，说中国的城管你搞得定吗？我们允许街头随便卖报纸吗？这就是我说了，好的商业模式未必适合，它真的跟我们所处的制度环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它不仅给这些流浪汉收入，还给了他们尊严，他融合和去掉了一些社会上的心理对立和社会矛盾，同时也给英国街头的公众带来了新闻内容的服务，这样项目的设立，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同时呈现，这样的企业叫做社会企业。当然，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项目，我想也有，但社会企业的存在，除了作为一个企业家在设置之初，就要从这两方面考虑之外，更需要一个社会的基础，我们的政府需要有相应的给予社会企业的制度。在英国，有专门为它融资的金融机构，有给它的免税政策，等等一系列很好的政策。这些政策，今天在我们的公益机构当中，还在为一点点的进步欢呼雀跃。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也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要做社会企业，我问做什么？他们说要做公益商店，我大部分时间是给这些年轻人鼓励，但是两年过去了，还没有落地一家，我想他们在往前推动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

　　这个例子就不说了。一句话，这个项目的设计是把巧克力原料的提供者，把农民的利益和巧克力的利润是挂钩的，今年卖得好，他们都有好处。今年不好的话，他们是可以得到这些农民的谅解，因为今年市场不好，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他们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公益跟全球公益的发展，还是有巨大巨大的距离的。如果都承认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公益发展是一个萌芽阶段，很多人不愿意正面理解。在两年以前，突然间说我们嫣然有问题，说李亚鹏有问题，说我们有几千万巨款不知去向，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把审计报告的截屏放到网上，我们说这笔钱去建了儿童医院，怎么可能是不翼而飞。三天之内，包括央媒，有一千多家媒体重复报道了这样的新闻。当我要出国考察，有媒体说李亚鹏潜逃了，被人发现在国际机场坐国际航班。我不是做任何个人的抱怨，我只是想说，我们的现状是怎样的，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现状，才能让制定政策的人负责从政策层面去制定，发表言论和评论的人，应该怎么样引导公众的评论。我们中国的发展就像经济一样，中国的公益也有它自身的特质。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既不要低估公众对慈善的热情，但也不要高估公众对慈善的参与度。我这么说不代表悲观，我依然会考察，依然会去思考，在这样一些思想的纠缠之下，我们依然要制定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

　　嫣然在过去经历了慈善晚宴的募款之后，未来十年嫣然的发展，一句话，就是我胸前戴的这个标志，即使在今天有互联网，很便利的募款的方式下，我们最终选择了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发展固定捐赠人和志工系统。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很老套的办法？怎么又回到了互联网之前的一个发展模式呢？我有我的评估跟判断，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便利，让很多人可以在一瞬间感动，但如果我们的公益发展全是这样的，对我们社会公益的意识和理念的建立，包括每个公民对公益深度的参与，是不利的。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希望能有十万个固定捐赠人。这个背后不仅仅是捐赠人带来的数字的问题，在实现这个十万捐赠人的背后，会有更多的经验、思考。

　　我也做了一个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我个人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嫣然是为我女儿做的，书院中国文化是为我自己做的。我有一个五分钟的短片。

　　(VCR)

　　更多的内容就不解释了，这个小院在北京的昌平，刚刚成立一周年，有机会希望大家可以去参观。原本我们基金会只是在每个周末资助由老师免费去上课，现在是每天的白天，已经变成了村里老人们的一个客厅，我们小院只有一百多平米，但环境俭朴而雅致，这种雅致在乡村里得到了迅速的复制，有村民开始来买我们的茶杯，每天小孩放学四点钟，大部分孩子都会上这儿做作业，而不是回家。刚刚出现了一个打太极的黄老师，她是我们的志愿者，她是住在这个村子里的，每个周末上这个课堂上课的村民，已经延伸到了周边的几个村庄，周末基本上这个课堂是满的。我们说复制3000家，当时开会的时候，我说能不能去个零，我们基金会的同事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现在只有这一家，在打一个样板。现在有身边的朋友说，我想回到自己的村里捐建这样的乡村书院，也有企业，政府，现在开始跟我们联络，包括云南、山西等等，县一级的企业家也好，从村子里走出来的人也好，包括我自己，我的祖籍是河南平顶山邺县，我父亲埋葬在那边，为了每年清明有个落脚之地，我在那边建了几间大瓦房，我也希望用它做一个乡村书院。这样的设计，可能跟国际交流没有太多的关系，跟政府政策也没有太大的关联。已经有人举牌子了，我就不说了。

　　李亦菲：大家看到了李亚鹏的短片，我非常感动，我可以当你书院的志愿者，教教太极。亚鹏在走下台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从演艺事业走向公益事业，看得出你非常专注，也很专业，专心，十年的历程里你最大的体会和感悟是什么？最难的是什么？是学习还是坚持？

　　李亚鹏：我经常最疑惑的就是困难没有描述的价值。我经常感慨，我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责任感？对我女儿的责任感，我觉得是应该的，当爹的，人之常情。我也有商业公司，甚至在我商业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从来没有间断过给这两个公益机构的支持。我所谓的这种责任，就是中国文化在中国人身上的一种传承，这种传承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的，只是在我这儿，可能因为某一个点被提前诱发了，让我在履行着一些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而已。

　　李亦菲：非常好，我们希望你一直坚持下去。非常感谢李亚鹏先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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