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厉以宁] 厉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

　　徐立新

　　厉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研究领域的广泛。记得在北大[微博]学习七年间，厉老师出版了很多专著，涉及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体制改革、制度经济学。我因此以为经济学家就应当是兴趣广泛，殊不知事实相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很狭窄。这种早期熏陶帮助我形成了兴趣广泛的研究风格。记得到芝加哥大学后，赵耀辉师姐对我有点担心，因为她上过由美国经济学家教授一年课的福特班，但我没有。她觉得我基础“不好”。没想后来我学下来相当顺利。我事后的总结是，厉老师、陈良馄老师、秦宛顺老师、靳云汇老师、朱善利老师、孙来祥老师，还有直接带我硕士论文的林毅夫老师，都给了我非同寻常的训练。在80年代中期，中国有几个地方能让我们直接接触希克斯、弗里德曼、卢卡斯、贝克尔、加尔布雷思等大家的学说？有了厉老师等人的指导才使我逐步步入这个领域。

　　最让我骄傲的一件事，是在1986年厉老师领衔的“国民经济运行”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考第一。20世纪80年代中，要上某导师的研究生，必须考这位导师出题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我在北大本科毕业后，下了很大决心才决定考厉老师的方向。1986年有一天，班主任王家卓老师在28楼走廊告诉我，“徐立新，祝贺你考上厉老师方向，并且是第一。”当时我十分兴奋。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会常常自我安慰和激励：“一个能在厉老师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第一的人，应当不会差吧？”有一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当面感谢厉老师。研究生阶段，可能是太穷，没钱请女朋友吃饭，我很想赚点钱。以为翻译能赚钱，我当时决定要翻译一本经济学专著，即格顿·温斯顿的《经济活动的时间分析》(英文版)。希望厉老师能为中译本写序，于是厚着脸皮到厉老师家里找厉老师。厉老师指着书的英文封皮问，书的标题怎么翻译？“经济活动的时间分析”，我答道。厉老师笑了，一周后，亲笔给我写了10页左右的序。为了保证我翻译质量过关，厉老师让我找平新乔老师，让他承担一部分翻译工作，两人互校。不久，厉老师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课时在课上提起，我的学生徐立新正在翻译一本时间经济学的书。我当天正好没去，特别遗憾，好不容易厉老师提到我，我还不在场。厉老师为我写序的时候，正是厉老师最忙的时候，这种不体谅实在不应该。不过，这也证实杨勋老师的话：“厉老师是很爱学生的。”真正的教育家，从来把教育学生放在第一位。厉老师为我们做了榜样。

　　有趣的是，翻译这本书时，第一次碰到了Sherwin Rosen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这个名字是第一次接触，我翻译舍温·罗森。不想这位经济学家后来竟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遗憾的是，由于我和平新乔老师相继出国，同出版社失去联系。这部书稿没有正式出版。

　　我研究的一个领域是新制度经济学。据制度经济学大师罗纳德·科斯分析，制度安排倾向于减少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另一位大师道格拉斯·诺斯则强调制度变迁倾向于“路径依赖”。迄今为止，我知道的最好例子是厉老师在北大光华[微博]管理学院讲课时所讲的：“为什么英国的汽车走左边？因为英国在没有汽车前，马车一直走左道。为什么马车要走左道？因为当时很多马车夫配剑。剑配别在左腰。拔剑的时候，马如果在路左边，就不会误伤行人。如果在右边，要是正好有马车经过，一来拔剑不方便，而且就可能有误伤。”这个例子完美地讲述了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两个原理。第一，制度安排倾向于降低成本(这样，既缩短拔剑时间，又可减少误伤行人的成本)。第二，制度安排倾向于“路径依赖”。或者说，现在的制度取决子以前的制度安排，有很强的传承性。英国人用马车时，靠左走，后来用汽车了，不必拔剑了，但由于“路径依赖”，仍靠左走。上过厉老师课的人都知道，厉老师是经济学家中最善于讲故事的，如搅拌机假设、骑自行车原理等等。

　　今年7月份刚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回来，参加庆祝科斯100岁生日以关于生产的工业结构为主题的会议。会上科斯虽然靠轮椅活动，但依然风趣犀利，做了半个小时的演说。亲眼看见科斯风貌，开会期间想着这篇要写的文章，深深感到厉老师和科斯有很多神似：健康、清瘦、大胆反潮流、兴趣执着、热爱经济学、热爱学生、写作高手、夫妻伉俪情深(科斯太太今年也97了，这次在会议上看到，她两个眼睛依然明亮有神)。我殷切盼望参加厉老师百岁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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