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厉以宁] 第一次听厉老师讲座

　　张一弛

　　我1983年初秋进入北大[微博]经济系读本科。进入大学校园没有几天，就听高年级的同学们说起系里有一位厉老师，并经常引用厉老师的话跟别人讨论经济学问题和当时经济改革的政策问题，还经常听到他们说起自己的目标是毕业时考厉老师的研究生。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见到这位厉老师、能听到厉老师的课就好了。由于我们一年级的课程大多是英语、党史和哲学等公共课和系里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基础理论课，虽然来到北大一年多了也没有见到过传说中的厉老师。终于，在 1984年12月的一个傍晚，老师在办公楼礼堂作公开讲座，机会终于来了。可是没有想到，生平第一次见到老师就被吓了一跳。而且准确地说，这一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见到老师，而只是看见了老师的一个背影，一个会让我牢记一生的背影。

　　那天晚饭以后，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向位于学校西门附近的办公楼礼堂走去。老师的讲座7点钟开始，我们是按照提前10分钟到达出发的。办公楼礼堂分楼上楼下，总共有近千个座位。我们当时想礼堂这么大，我们出发这么早，一定能找到前排比较好的座位。可是，我们显然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当我们一行人来到会场时，一下子被惊呆了——听讲座的人排队已经排到了二楼礼堂的门口外面，从前面的人头缝隙望过去，里面的每个座位上都坐上了人，邻近窗户的通道上大家或站或坐已经挤满了人，连坐席区间隔的通道上也挤满了听众。我们刚才来的路上有说有笑的，现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下子都愣住了。显然，进去是不可能了，更不要说几个人一起在前排入座了。这时，由于礼堂观众席已经水泄不通了，已经开始有观众从后台上了主席台上找地方。这一颇具创新意义的举动启发了我们这些挤不进去只能在礼堂门外仰望别人后脑勺的听众。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开始各自为战，向后台入口涌去。当我随着人流赶到后台时，发现后台的地板上已经挤满了人。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在人缝中挤出一个可以下脚的地方，然后席地向下坐去，依靠身体的重力、依靠要坚决听到老师讲座的毅力，当然还要依靠我自己与邻近同学的人体的弹性，才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的一席之地。就这样，第一次见到老师竟然是与老师“同台”。

　　那天老师的讲座是关于如何用股份制思想来解决当时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难题之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26年过去了，当年听老师讲座的笔记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就是到今天，我依然记得老师那天讲的不少内容。老师那天围绕着股份制思想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讲了10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有很多片断现在依然清晰。比如，老师那天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的意义，其中包括汇聚社会资金，用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用股票市场的价格信息来反映企业经营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从而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压力和激励的问题；利用股份制的融资机制为国有企业利用外资创造条件和渠道；利用股份制来改善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命的质量，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司治理机制的问题等等。特别是，那天老师强调说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即使没有社会资金进入企业，也没有外资进入企业，企业的股份100%还仍然是国有的，那也要比原来的情况好，因为股份化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要通过公司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任命和监督公司的高层管理层，这样就能解决没有人对国有企业负责的问题，达到的效果会比国有企业在行政化的环境中通过政府任命国有企业的领导的效果要好很多。今天来看，老师的这些经济思想都已经变成现实。而早在26年以前，当时国家和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思路还不明确，老师的这些深邃的经济思想对所有的观众都是一个震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老师在2009年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

　　那次讲座，老师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事后跟随老师多年才发现和总结出来的老师讲课的特点其实在那次讲座中体现得就非常充分：开门见山，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主题引入，直接面对人们的困惑与知识盲区；观点鲜明，没有任何模棱两可和这样也行那样也好的“两头堵”；问题明确，全部的内容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逻辑缜密，问题分析和阐述丝丝入扣。虽然老师那天晚上的演讲没有今天大家所熟知的“讲故事”，但是在很多时候听众还是因为老师分析的深度和视角的独特而鼓掌多次。

　　这次讲座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自己也当了很多年的老师，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一个好的老师就应该像老师那样，讲自己的话，这样才能不用讲稿，才能让自己的授课充满魅力，才能真正地影响学生。

　　也就是在这次讲座之后，我萌发了要跟随老师读研[微博]究生的念头。 1987年春天，研究生考试成绩揭晓了。因为全国各地很多优秀的考生报考了老师的研究生，我的排名靠后。老师说，你到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微博]总行金融研究所去读研究生吧，毕业后可以去金融机构工作，也很好。我说我不去，我已经根据录取政策申请了保留学籍，2年后再回来跟随老师读书。当我在浙江大学[微博]工作两年后，准备回来跟着老师读研究生时，老师的学术主张和政策建议正经受着批评。一些好心人劝我说厉老师正在受批判，不要回来了。我想都没有想，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老师的身边。虽然那两年老师很少被邀请作讲座，虽然那两年老师的课堂里依然坐着热情的学生；虽然那两年老师讲得更多的是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与社会协调发展等内容，但是我依然从老师的课堂上，从和老师的谈话中体会着老师思想的深邃、博大、睿智；体会着老师心底那份关注民生的人文情怀；体会着1984年那次讲座留给我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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