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厉以宁] 受益于老师的三次发火

　　于鸿君

　　1989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微博]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受业于厉以宁、曹凤岐[微博]、陈良焜、秦宛顺和靳云汇五位老师组成的导师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师从厉以宁老师在职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在北大[微博]光华[微博]管理学院，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学科研之余，也担任了一些行政党务工作。自那以后的20多年来，我上老师的课，听老师的报告，在老师指导下从事研究，陪老师和师母赴外地调研，陪老师参加其他活动等等，耳濡目染，润物无声。20多年来，无论年龄如何增长，学位、职称和职务如何变化，我的成长始终没有离开老师和师母的培养教诲。而且，在心底的两个沉淀愈来愈厚实：

　　一是此生能够作为老师的学生，自豪感和幸运感与日俱增。说自豪，是因为我这样一个农家子弟，此生能够受业于、受教于博大精深的经济思想家，自是无尚光荣，也引得多少同龄人羡慕不已。说幸运，是因为不能想象离开老师和师母的批评指教来谈自己20多年来的成长。换言之，没有老师和师母多年的言传身教，没有老师和师母的严厉批评和耐心指导，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些许成绩。

　　二是至今挥之不去的对老师和师母的敬重和畏惧。每次请示学业、汇报工作，乃至打个电话问候，都小心翼翼，都要提前打好腹稿，生怕措辞不当。记得年逾五旬的著名学者朱善利学兄有一次也说过同样的感受。

　　基于上述两点，20多年来，我始终谨小慎微，勤奋努力，踏实工作，生怕惹老师生气。但我见证的老师的三次发火，都是对我极好的指教，给我留下极深的记忆。

　　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受教了老师的第一次发火。记得好像是1991年元旦前夕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老师家里拜望老师和师母，感觉得到，每位同学都因为敬仰和敬畏而忐忑不安。一位同学为表达对老师的崇敬，谈到给校外学生上课时出过一道考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是谁？备选答案里有老师和其他几位著名学者的名字，要求学生选择其中之一。

　　记得老师当时很生气，告诫我们：“你们不能这样做，很不好，很不客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千千万万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只是其中一员。要知道，学者有贡献，官员也有贡献，企业管理者乃至农民都有贡献，土地承包制不就是农民的贡献吗？包括你们这些研究生也在做着自己的贡献。一本著作、一篇文章、一个演讲、一个发言，甚至讲一堂课，只要有新意，都是贡献。怎么能说只有我做出了重要贡献呢？备选答案里的其他经济学家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很尊重他们，尽管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在从不同方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努力探索着”。

　　这次谈话给我极深的印象！虽然那是近20年以前的事了，但情景历历在目。我不能保证精确记录了老师的每一句话，但主要意思乃至主要语句都不会错，因为那时我就回味了好久，至今有时还会细细品味，并以此教育我的学生。

　　他实事求是，文章、著作和工作都体现出努力联系实际的学风。读他的文章和著作，有一种用经济学理论的利刃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层层剥开的感受。

　　他不唯上，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可以不说，但从不乱说，更不曲意奉承。他常常直言犯上，维护他认为正确的观点和学术思想。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关于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的争论，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的争论，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等等，他都脚踩实地的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不揽功诿过，在他讲演中都曾点名引用过其他学者甚至年轻学者的思想观点，我亲耳听到过多次。北京大学干部师生都知道他是光华管理学院[微博]的创始人，没有他的贡献，就不可能有光华管理学院的今天。但他多次说这是大家的功劳，会上这么说，会下也这么说。

　　老师的第二次发火大约在1998年左右。那时，我们正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对策》的研究。一次，我去给老师送劳务费，劳务费不多，大约五百七十多块钱。我给了老师六百块钱，转身就准备走。结果被老师叫住要给我找钱，结果一时又找不到零钱。我说算了，不就二三十块钱吗？算在课题组名下好了，找张发票平账即可。

　　这下，老师生气了。非常严厉地对我说：“我的钱和课题组的钱是两回事，我没有占便宜的习惯，账目管理要清楚”。随后，师母找到了零钱，递给我说：“拿上吧，我们从来都是这样”。

　　我当时很不理解，原以为区区二三十块钱的找头，何须那么认真？但看到老师很生气，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接了过来。

　　这件事情至今时时萦绕心头。往小了说，这是一个学者的习惯，往大了说，也可以提升到一个人如何对待公私财物，这就是品质问题了。后来，我越想越惭愧，因为在老师和师母面前，我感觉到了自己马马虎虎的渺小，或者说，处理类似问题不规范。一旦习以为常，长期下去，很可能酿成大错，多少人犯错误、摔跟头无不从此开始。想明白了，我就必须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身体力行，持之以恒，逐步培养自己“不占便宜”的良好习惯。

　　在以后的工作中，无论在北大党委组织部做常务副部长，到包头挂职市委副书记，还是到石河子大学担任副校长，我都始终谨记老师“公私分明”的教诲，这样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

　　老师的第三次发火是在1999年夏天。利用暑假我陪同老师和师母到内蒙古调研。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有诸多不协调，因此情绪不高，甚至有点心灰意懒。一天早上，在锡林郭勒盟宾馆，老师把他1988年在湖南君山写的一首七绝诗抄录给我，题名为“品茶有感”：

　　茶中极品有银针，

　　三次升浮三次沉，

　　世上谁人无挫折，

　　任凭起落自宽心。

　　君山银针，以沸水冲泡，三起三落。但我毕竟阅历不足，无法体会老师的良苦用心。其实，老师和师母一生饱经坎坷，备受挫折，都挺了过来。常言道，诗能励志，这首诗大概也是老师多年自励的写照。他用毛笔抄录送我，现在想来很简单，本是希望我扩展心胸，着眼长远，反省自己，振作起来，勇敢面对遇到的困难。可惜我当时没有细细品味，因此没有悟解其中的真谛。

　　两天后，在从包头市到鄂尔多斯市的路上，我一路发了不少牢骚。这下，老师火了：“看来你缺乏大局观念和协调能力，不够宽容大度，过于计较。”看到老师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我不敢吱声了。

　　一阵难熬的沉默后，老师又平和中肯地对我讲了一段话，今天看来，这是我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最受用的教诲：“做领导，最重要的是协调和宽容，和大家一起工作，首先要看到别人的优点，宽容别人的缺点，这样才能搞好团结，才能当领导，没有团结，什么事情也别想办好。把光华管理学院建设成世界一流商学院，是全体师生的共同愿望，也是北大的期盼，这是大局，为了这个大局，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哪个人一辈子能够不受委屈甚至挫折呢？你这点委屈算什么？担当大任，需要胸怀”。接着，老师和师母结合他们自己在年轻时受到的不公对我谆谆教诲，其情其景，至今难以忘怀。我当时很沉闷，但想到惹老师生了这么大的气，又很是自责和惭愧。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思考了很多，对什么是大局，如何搞好团结，特别是做领导需要培养宽广的胸怀和忍辱负重的品德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认识上的升华。对自己存在的很多缺点和错误，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时至今日，我仍然在不断检讨并时时警醒自己。在后来的工作中，我都特别注意从上述多方面提升自己，并努力践行。

　　老师所说的“大家都有贡献”，其实是一种正确的集体观。这句话教会我如何对待他人以及他人的贡献。在一起工作，每个人都从不同方面发挥着作用，成绩是大家贡献的累加。这似乎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在具体情况下，人往往容易夸大自己，甚至贬低别人，日积月累，就会自我膨胀，最后破坏团队的和谐，对工作的持续发展有害无益。将老师这句话放在更大的范围考量，一个团队、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也都应该正确对待自己的贡献，尊重其他团队、组织、民族和国家的贡献，这是一种大国胸怀，一种世界胸怀。

　　老师所说的“我没有占便宜的习惯”，其实是一种严肃的利益观。一个人需要“慎独”，要有严格的自律意识。老师和师母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做的，习惯成自然。我在想，一种好的品行和习惯总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助推器，是获得他人尊重的必要前提。我相信，严格自律会使我在今后事业发展中能够将自己的才智充分贡献出来而不受利益干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老师的那次发火是给我的最好警示。

　　老师所说的“担当大任，需要胸怀”，既是一种境界，也是对我的殷切期望。没有宽阔的胸怀，就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就不可避免导致决策失误。没有宽阔的胸怀，就不能广泛团结同志，特别是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就不可能形成合力，因此难以干成大事。

　　20多年来，我从不谙世事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教授、博导，知识和能力有了增长。虽说弹指一挥，但变化很大。这中间，凝聚了老师和师母多少心血，单纯用“感谢”两个字，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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