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厉以宁] 关注社会 关注民生

　　雷明

　　1992年，为加快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北京大学[微博]设立了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我作为北大[微博]经济学博土后流动站招收的第一名博士后，从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现在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微博])来到北京，开始了在北京大学的学术生涯。博士后研究期间，厉老师担任了我的合作导师。

　　厉老师并没有让我跟着他搞股份制理论，而是让我加入了他主持的另一个研究课题——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研究。在这个课题研究组中，厉老师让我具体研究资源环境的经济核算，并请陈良焜教授作我的另一位合作导师。

　　从1992年加入厉老师的资源环境课题组开始，我跟着老师参加了国内外许多相关学术研讨会，到不同地区调研，考察矿山、电站、工厂、企业等，经常聆听老师的学术演讲，厉老师的耳提面命，让我有了更多机会领会老师深邃的学术思想，感悟老师的人格魅力，每每为老师的智慧叹服不已。博土后两年研究工作结束后，我选择留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微博]，继续从事资源环境核算的科学研究至今。正是由于老师的指路，在资源环境核算领域，我取得了一些成绩，以至于今天，在全世界都开始关注环境资源问题时，对这一新兴学科的有关研究依旧让国内外同行认可。

　　2005年，老师找我谈，希望我能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即贫困问题。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老师领衔成立了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并亲自担任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我加入了老师研究贫困问题的团队。

　　从2006年至今，在老师的带领下，研究院师生奔赴贵州、甘肃、宁夏、云南、新疆、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山西、河南、河北、广东、福建等地，针对当地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深入调查研究。取得覆盖东中西部、充分体现我国区域发展多样性特征的系统性研究成果，2008年7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研究成果丛书第一辑六本，2010年内即将出版丛书第二辑六本。同时两年一届的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目前已召开两届(第一届在天津，第二届在贵州毕节举行)，今年即将召开第三届，地点定在云南昭通。在总结中国贫困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研究贫困地区发展的规律，探索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形成关于贫困问题的跨学科交叉学术研究成果，为政府提供关于扶贫和地区发展的政策建议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2009年12月，研究院也因此被北京大学评为校优秀研究机构。

　　回顾跟随老师从事科学研究十八年来，耳濡目染老师的风范，感慨颇多，写出来，会令人深受启迪的。

　　老师有超级敏锐的学术目光，善于高屋建瓴把握问题。

　　“厉股份”在质疑、批评中以坚持倡导“股份制”，让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但老师并没有在硕果面前止步，老师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敏锐地判别着问题，见微知著地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作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组织力量着手进行研究，成为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人类可持续发展、呼吁转变粗放生产方式、为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出谋划策、为国家确定“科学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持的重要学者。

　　以后老师从中国经济快速繁荣、群众收入普遍提高中，觉察到地区发展不均衡，群众收入差异带来的贫富差距，意识到贫富差距可能破坏我国社会发展必需的安定。老师在七十五岁高龄关注中国的贫困问题。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已经在老师的带领下，深入田间村寨，根据实际第一手资料，研究探讨了中国贫困治理的途径，出版了如何科学发展摆脱贫困实现和谐的系列丛书，用思想、智慧和行动投身在国家的科学发展中。

　　调研中，我一再切身感到理论如果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比如，我做了十多年的环境核算研究，曾疾呼中国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在扶贫考察中，有这样一个实例让我震动，当地农民土法炼锌，环保部门制止不听决定罚款。农民就把炼锌炉搬到自己家里，说为了不挨饿，污染自己家总可以吧！用现成的理论和方法揭示环境资源破坏的程度与危险性并不难，但稳妥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很难确定的。

　　最后，我还想谈谈我身边的事。我在留校之初，工资低，居住条件差，有时发发牢骚，老师说这条件比他们当年在北大留校时要好得多，鼓励我好好干，条件会逐步改善的。1994年我的孩子生病住院，老师和师母知道后拿出自己的500元让人送给我们应付急需，并叮嘱其他学生帮忙照应，这些钱连同闵庆全老师送的钱一起给孩子交了住院费。后来，孩子长大了，老师把自家的缝纫机送给我们，还与师母一同指挥几个学生搬运缝纫机。师母说，当年是等了好长时间才轮上的这台缝纫机票的。这台缝纫机给我女儿补了许多衣服。现在当身高一米七多的女儿来到老师面前时，老师和师母流露的那份欣喜和慈爱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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