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厉以宁] 和厉老师一起“造血式”扶贫

　　张红力

　　我因为景仰厉老师对于经济理论的贡献而投入老师门下，因为在我多年资本市场实践中，深感厉老师的研究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而我个人在和厉老师的接触中，感受最深，受触动最大的却是他对贫困问题和贫困地区的关心和重视。我感受到他的这种关心不是肤浅的慈善形式主义，而是发自内心的关怀；同时他也把这种关怀脚踏实地付诸行动。他一方面从学者的角度，孜孜以求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性安排、经济理念上的创新；一方面从纯粹的个人实践出发，亲自“授人以渔”。

　　在很多次不同场合，我都听到厉老师谈起他的一个重要观念“只有将扶贫措施从‘输血式’改为‘造血式’，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对此我十分认同。确实单靠救济，并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还需要配套解决更为根本的其他问题，如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欠缺，以及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这就要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在体制上为贫困地区财富产生和发展创造条件。在厉老师带领的众多经济研究课题中，贫困问题研究一直都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我看到厉老师门下不少弟子也都以扶贫相关研究为已任，深受感动，我在我工作的德意志银行努力地进行了内部游说，争取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公益基金支持，于2005年赞助成立了北京大学[微博]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厉老师欣然接受邀请担任研究院院长。在他本来可以颐养天年的年纪，却在已经很繁重的工作、研究和教学任务中又增加了一项。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一成立就独立或合作进行了多个扶贫研究项目，包括扶植养殖业贷款、帮助农民外出务工、支持农民在城镇创业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微博]这个平台还尝试了如何深入农村开展调研和培训，为贫困地区居民注入市场经济理念，并组织毕节地区副县长以上级别干部来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几年以来相关研究成果已结集出版了扶贫开发系列丛书。我本人也参加了相关调研，进行了贫困问题的研究，对经济转型中城乡贫困问题的结构性成因有了深刻的理解，并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政协大会期间呼吁全社会对此进行关注，引起国家政策机构对此重视。

　　厉老师希望通过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从事中国扶贫方面的战略研究，并为中国受贫困影响最重的地区提供经济发展的策略，积极向中央提出建议，寻求支持，探讨新的改革道路，并且认为中国的扶贫经验和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有借鉴意义的。厉老师在扶贫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我国次发达地区的后发性优势”，“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相关的理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对策也都有新的突破，获得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于2006年5月在天津滨海新区，2008年9月在贵州毕节，分别召开了首届和第二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论坛一方面结合新农村政策，呼吁全社会重视新农村建设中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建议财政新增的“三农”投入，应该主要放到欠发达的乡村，同时拨出专项经费，每年为贫困农民办些实事。另一方面，建议今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也应转向农村，构建起比较健全的城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体系、基础教育扶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也倡议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协作。这些举措都有利于解决边远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多年来一直为“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提供智力支持，厉老师亲自担任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这个试验区在胡锦涛总书记1988年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建立。当时毕节地区550万的总人口中绝对贫困人口就有345万；22年间，在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帮助下，通过一系列扶贫实践，毕节的贫困人口已经降至50万左右。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区走上了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很多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但扶贫工作依然面临许多待解决的难题。我作为厉老师的学生，受着厉老师的影响，扶贫问题不但从来没有被忘记，而且就我本人而言，这已经成为工作和生活中考虑很多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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