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通过改善民生抑制改革倒退思潮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5)颁奖典礼”于11月13日在深圳举行。上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5)颁奖典礼”于11月13日在深圳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央行[微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出席并演讲。

　　樊纲表示，经济在转型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摩擦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形成思潮，对改革起逆向作用。

　　以下为演讲实录：

　　樊纲：刚才厉教授讲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说过渡、说转轨是有特指的，特指的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果说这个还是有点特定的话，那么它的一般意义在什么地方？它的历史上其他制度变化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搞搞清楚的，这一点搞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因此，经济学英文里边翻译的是两个词，一个词我们翻译成“制度变迁”、“制度变化”，而过渡转轨这个词，是另外一个英文对应的。但我们是通用的，讲过渡经济学也好、转轨经济学也好，反正都是指的一个东西。

　　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个人的理解差别是，历史上的那些转轨，特别从中世纪到现在，到市场经济，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发生的时候人类是不自觉的进化过程，他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最终的体制是什么，就是捕捉机会，看到这个机会了就改一改。改一改，有人反对；有人反对，就换个方法再改一改。视新的情况，一点一点改。

　　刚才一开始我们在悼念杜润生老先生，杜老先生是多个农村改革文件的制定者。每次一个文件，这次改一些东西、下次改一些东西，这不是我们的过程，但是这些过程在欧洲都发生过。关于农地怎么改革，关于农民跟林土什么关系，隔三五年改一个小制度。今年是农户可以到20英里以内的地方打工，过两年，变成50英里等等，逐步慢慢改。

　　他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他不知道未来是大工业化、城市化，所以他是适应环境的一种进化过程。而我们首先经历了一次当年公有制计划经济，它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过。我们先说苏联，我们有一个苏联可以仿效搞计划经济，苏联在理论上先想清楚，然后搞计划经济。当然我们就是学他了，我们跟他有共性，但这不是一种渐进的，而是有理论的的过程，所以跟历史上的那个转轨也不太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叫过渡，五十年代那个阶段也叫过渡时期。

　　我们这一次的改革是什么呢？这次的特点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自觉的向一个已经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别的国家正在实行的制度转轨。从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这个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理论的蓝图，也不是一个未知的结果，它是一个已知的模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派出了十几个考察团到世界各国考察，回来的结论基本一致，虽然当时用语不那么说，但是大概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知道的。制度变革分两种：一种叫制度变化，一种是从渐进的、进化式的、不知道前面最终结果的一种进化过程，那是一种变迁；还有就是计划经济形成的时候，按照一个蓝图设计的制度，都不一样。我们是向一个已知的、别人正在实行的一种制度转轨、过渡、变迁。

　　那么很多问题的独特性也在这儿，一方面你不是完全不知道，另一方面你一时半会又实行不了那么完善的制度，那么在这过程中就有很多摩擦和问题会产生。特别是刚才厉教授讲到了如果我们没有带来民生的改善，没有带来平等，社会上很多人就会怀念过去的那些制度，这是非常现实的一种警告。

　　当时公有制计划经济怎么来的？就是针对当时市场经济的问题设计出来的，两件事：一个是贫富差距，一个是经济周期。马克思三卷资本论，第一卷是贫富差距，第三卷是经济周期，既然搞市场经济，那这两个东西就都会出现，你处理不好就会有很多思潮产生，为什么很多思潮现在有市场，是跟现在转向市场经济发生的问题相关的。

　　我个人是学思想史出身的，我现在更理解为什么当时出了那些社会思潮、那些理论、那些蓝图，是有原因的。我们现在大概正在经历类似欧洲国家第二次革命。你实行一种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问题也会同时产生。你说我只要好的、不要坏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天天跟人家比，历史上他们走到1848年的时候，没有别的国家跟他们比，社会上那些问题没有，我们天天跟人家比，人家社会保障多好，跟一个发达成熟的、法制健全的国家比，我们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社会的反感情绪就会不一样，我们都是推动改革，都想继续发展，但是在推动过程中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

　　我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就讨论过逆转的情况，模型可以证明只要有一个系数出了问题，就会会逆转。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转轨经济学讨论的问题，也是大家现在议论很多的，改革阻力太大，阻力在哪呢？既得利益。很多人说，以前没什么既得利益，以前改革好改，现在都是既得利益，改革不好改了。从我们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是不同意没有利益集团，是从来都有利益集团。

　　我1991年发表的第一篇转轨经济学的文章讲的就是利益冲突，讲的就是怎么打破改革的阻力。阻力来自哪？就是利益集团。非常遗憾，这篇文章当时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一个论文集里面，他没有发表在杂志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那篇文章就是分析利益冲突的问题。

　　任何改革都涉及到原来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原来体制再不好、原来体制再每况愈下，他总有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当年我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村里面都还至少有一两个人反对，既得利益从来都有。当年要取消粮票，可多少人就靠粮票吃饭的，一下子取消粮票，不搞当时的双轨制过渡，很多人就会陷入赤贫，那个既得利益多大啊，所以粮票到92年才逐步取消，这都是既得利益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里面说“一致同意”在改革上不存在的，改革永远有反对者，永远有既得利益的阻碍，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制定就是怎么找一个办法克服掉阻碍，使改革能够推进，这是根本问题。

　　很多改革都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改革经验是什么？“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房地产税靠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肯定改得动。我2003年《论改革》那篇文章当中已经证明了，因为新制度比旧制度增长快一点，只要你大力发展新制度，旧制度最后可以趋向于无穷小，新制度变得无穷大，旧制度就会慢慢被淘汰了。至少新制度发展能为旧制度改革创造条件，其实我们九十年代改革抓大放小，很多程度是因为民营经济发展了、市场发展了，改革的条件，把旧业接下来了，把失业工人能够有新的就业，接下来了，它就形成了新的制度。

　　我不是说当前很多改革改不了，但是我想来想去有些改革还是比较难的，因此我非常同意现在正在做的其他的事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民营金融、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改变制度结构，同时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本结构，国有资本还是大嘛，然后逐步发展民营资本。资本条件变化了，现在那些大的国企改起来也很难，真正有意义的产权结构的变化到治理结构的变化也很难，那么怎么能够发展呢，我们要创造其他条件，通过改变整个制度结构的方法来改变旧制度改革的条件，首先着眼于新制度的发展，然后为改革旧制度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的改革能够逐步逐步推向前进。也许可能马上见不到什么成果，但是在逐步改的当中能有收获。

　　在这儿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介绍我研究的这些理论跟现实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对过去的一些经验进行分析，对我们回过来思考现在的问题也是相关的，因此也希望大家更加关注我们这方面的研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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