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5年11月13-14日在深圳举办。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出席并演讲。他表示,创新重点应该放到实体经济上,而不是放在互联网上。“互联网+”这句话严格推敲起来,应该倒过来“实体经济+互联网”。因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工具,要把实体经济放在首位,而把互联网作为提高效率的一种工具,通过它来提高企业的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率,这是根本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

  邵秉仁:当前,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阶段。谈到“关键阶段”,我想中国的改革曾经经历过两次最关键的时期,第一次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这是改革整体上一个实验的阶段。其中最大的成绩是解决了农村改革问题,把亿万农民从土地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继承权,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在粮食和农村问题上,找到了解决的突破口。

  当然这样一个改革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农村要素、资本要素的流动,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赋予农村土地在使用权和经营权之外的,赋予一定的财产权”,这个观点我认为是对的。农民最大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如果光有使用权和经营权,而没有财产权的话,就不能够进入资本市场,这是他最大的一块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到市场,必然享受不到市场交换应该所得的利益,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要想富裕或者是建设小康,都是无从谈起的。

  因此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农村的养老问题,农村的社保问题等等。以及脱贫问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而且现在我发现五中全会提出来了“五年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现在到了基层层层加码,我接触四川一个阶层,前天一位市长跟我讲,他们定的指标是三年,就我对那个地区的了解,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根本不可能,没有任何资源。现在又得保护环境,靠什么去脱贫?他们也不可能完全都是采取迁徙的办法。所以这些问题还大量没有解决。但是不管怎么样,第一个关键时期是解决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问题,调动了人们积极性的问题,使我们的粮食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第二个阶段,以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当时应该说有它的时代背景。经过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压抑在人们当中改革开放的动力,下子得到了释放,解决了姓社姓资、计划和市场等一系列的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样才使我们的改革开放掀起了全民热潮。

  应该说这一次的改革是迄今为止力度最大的一次。它是以城市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突破口,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进了改革的迅速发展,为之后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一次改革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全国有6千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银行有4万亿的不良资产得到剥离,这样才最后使国有企业和银行能够轻装上阵。这一次改革应该说是以现代制度为中心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这是一种大踏步的改革,同时也焕发了民间资本的活力,使民营资本得到极大的发展。

  所以我说谈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一轮改革当中现代企业制度、股权制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革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所以这种改革最大的好处是解决了国有企业的问题,真正出现了“全民创业”的热潮。要说“全民创业”,那一次热潮是极大的,好多公务员下海,也造就了今天的许多大型的民营企业,但是这一次改革也并没有解决城市改革当中所有的问题,比如医疗、社保以及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都是刚刚提出,甚至还没有破题。总之,这次改革应该说是我们这些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当前,为什么我说中国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呢?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大的背景、大的形势,因为当前经济出现了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下滑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说这是调整期,实际上那是自欺欺人,下滑就是下滑,在高速增长以后下滑这也是一个必然规律,你愣说“下滑”这个词不好听,用“调整”也可以。经济下滑尤其是实体经济下滑十分明显,这既是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必然调整,也是原有改革红利的消失所造成的,包括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殆尽。有些改革甚至在思想和体制上出现了倒退,重新成为改革的阻力和障碍。

  第二,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靠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已经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另外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也越来越大,靠拼资源、拼投资、拼环境的发展已经走不下去了。

  第三,中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用创新拉动经济的思路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何创新,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因为经济的转型、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提出一个口号就能转变过来的,大概至少也得十年、二十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原有的结构不会一下子完全都消失了,否则你经济就会出现倒退。

  现在说又要保护环境又要保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那么这个东西就给我们提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你原有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没有转过来,一些传统的产业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如何转变、如何调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启动改革,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但是我认为改革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到实处,实实在在地推进,一心一意地抓住不放,心无旁鹜地去处理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克服改革的重重的阻力。

  因此要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同时要调动亿万人民参加改革的积极性,激发市场的主体活力的问题。首先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不能够逆转。我非常赞成上午张梅颖同志的讲话,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这个大的思路绝对不能变,不能出现倒退,如果要倒退,中国将出现大的灾难。

  坚持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继续向前进,继续推进改革,特别是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要落到实处。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说是必要的,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有宏观调控,但是这种调控应该多运用经济手段的调控,而不能够用行政办法,以经济调控的名义去搞干预。我们知道干预市场就必然扭曲市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倒逼机制的,没有倒逼机制就不会出现改革的热潮。既然党的十四大已经确立了改革的方向,必须要注意调动亿万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并没有形成共识,在很多方面,我们每项改革都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阻碍,他们并不希望改革。我们希望改革创造新一个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但是他们并不希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改革必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不会使改革成功,而这种积极性在于改革必须切切实实给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

  只有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人们才会拥护改革、才会参与改革,就是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那样,让全民都积极投入到改革大潮当中。

  第二个问题,要用反腐败去推进改革,处理好反腐败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反腐败是清除改革中的不利的因素。从已经揭露的触目惊心的案件来看,一批贪污分子通过所控制的国家资源换取个人政治资本和升迁,长此下去必然掏空国家,这种现象绝对不能容忍,必须加大反腐败的力量。这是体制上的问题,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反腐败应该坚定不移地搞下去。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赢得了民心,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也赢回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但是我始终认为,改革不能停留在反腐败这样的一个阶段,从历史上看,反腐败和改革往往是一起进行的。从王安石变法也好,后来的张居正推行的改革措施也好,都是从反腐败开始消除既得利益的障碍,然后用改革的办法确定制度性的保证。要通过反腐败扫清改革的阻力,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赢得改革的有力时机,从而推进改革。例如现在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应该从铲除腐败的源头入手进行改革。

  这次高兴看到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要区别公益性的国企和竞争性的国企。如果要是真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公益性的就履行公共职能,不能与民争利。其他凡是能够竞争的环节都要放开,让市场去起决定的作用,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从干部、制度到企业的管理,到考核的指标,以及运营机制,包括我们原来早就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国有资产原来当时提出的是(成立国资委[微博]的时候就说)你不能去管企业,你应该去管资本,通过运营资本使国有资本不断地夯实和壮大。结果后来变成企业的“婆婆”了,既当老板又当婆婆,那能不出问题嘛?从体制上铲除产生腐败的原因,这就是改革。这也能够迅速创造更高效率的国有企业制度。一句话:反腐败效果必须要夯实在推进改革上。

  第三,要处理好发展实体经济与大众创新的关系,创新是必要的,是一个社会前进的活力所在,但是重点应该放到实体经济上,而不是放在互联网上。“互联网+”这句话严格推敲起来,我觉得应该倒过来“实体经济+互联网”。因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工具,要把实体经济放在首位,而把互联网作为提高效率的一种工具,通过它来提高企业的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率,这是根本的。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就业问题解决不了,而且你创新、你自主的科学技术的能力得不到提高,我们研究德国、日本,支撑他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最主要是靠实体经济,尤其是德国,制造业始终是全球的最高端。我们现在的制造业几乎全是照抄照搬,真正在关键技术上完全自主开发的几乎没有。我们现在搞新能源、电动汽车,几乎全是照抄的,而且还是低端的制造业。传统的制造业如何创新,真正把大家创新的积极性引导到实体经济上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是一种手段。

  前天是“双11”,“购物狂欢节”一天卖了900多亿,好像创造了全球之最,沾沾自喜。说句实话,电商发展有他创新的一面,用互联网这个工具有他创新的一面。互联网金融也有冲破传统金融模式的积极作用,但是都不能脱离经济实体,如果大家都网上购物搞电商,那么实体店怎么办?在实体店就业的这些人怎么办?这都值得我们深思。

  现在人人都用互联网,几乎开会人人都看手机,无论是聚会还是正式的场合,全都是被手机控制了。这是一个正常的吗?我认为积极性、注意力应该放在实体经济上,互联网充其量就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工具。说实在的,十个人创新能有一个人成功就相当不错了。不就出了一个马云[微博]嘛,人人都想一夜暴富可能吗?所以把创新的精力主要放在互联网上,甚至幻想一夜暴富,这种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原来在我的私募基金会工作的青年人现在都去创新了,都自己去搞公司了,这个整游戏网络,那个整购物网络、社交网络等等,反正都在创新。我说你们天天玩这个玩艺儿就能发财?我可能保守,但是我认为创新绝不只是这个概念,一定要放在经济实体上,不要把互联网说得神乎其神,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经济,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率,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工具,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都注意这个问题。

  虚拟经济是不会创造社会财富的,股市的健康发展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要健全监管体系和制度,而不能用行政办法去干预,政府救市也是应有之力,但是一些主力的新闻媒体鼓动人们入市就让人匪夷所思了。结果现在股市消灭了一大批几百万的投资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完了,把老本都搭进去了,尤其是杠杆力的不适当的引用,这个东西跟赌博一样,可了不得了。所以说期望用股市发挥财富效应来拉动需求、拉动经济,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理念。搞不好,就会造成股市的大起大落,不仅不能调动群众参与经济的热情,反而会挫伤这种积极性,促使增资本纷纷外流。

  当前应该说改革的声音还是有的,不能说越来越大,但是还是有的。今天我来参加这次会,一个是感到很亲切,因为见到许多老朋友,一直从事改革的这些老友们,大家相见一次不容易。另外一方面也感到很失望,新面孔太少,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年龄大了,早已经从原职岗位上退下来了,后续的人、年轻的人,如何去呼吁改革、去参与改革,这是最主要的。

  应该说,现在改革的时机也还不错,中央对改革有决心,每次开改革领导小组会都部署很多改革的事项,问题是如何落实的问题,如何按照中央的部署一件事一件事去落实。所以我还是呼吁,改革的方案制定、落实,成果的检验、监督等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有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且改革方案、经济方面,几乎全由政府各个主管部门去首先提出,这样的主管部门肯定首先在改革方案当中是保护自身的利益,尽管在被迫的情况下可以放权一些,但是往往是放轻不放重,放小不放大。因为任何人都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说专门成立一个专门去实施改革,在领导小组下设立独立的改革委员会,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生态改革作为一体,综合设计改革方案,并将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把改革整体落到实处。

  最后还是一句话:改革必须有共识,当前的共识应该说动力还不是太足,需要凝聚更多的社会有识之士参与到改革当中来,为改革呼吁,深圳是改革的前沿,之所以我愿意到深圳来参加“大梅沙论坛”,因为深圳本身就是一个改革的项目,深圳的诞生就是改革的产物。所以在深圳这里,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改革声音发出,更多的改革好的建议向中央提出,这样就不冤枉我们花这么多钱在大梅沙的风景区里开这么一次讨论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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