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 17:30 新浪财经 微博
上图为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顾国爱 摄) 上图为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顾国爱 摄)

  新浪财经讯 “2015第四届金融街论坛”于2015年10月28-29日在京举办。本届论坛将以“新常态、新金融、新功能”为主题。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出席并演讲。

  白重恩出指出,很多经现象“似乎”跟金融有关,比如说投资回报率下降、债务上升、实际利率上升、通缩等等,看起来这些都是金融现象,但是后面的原因是实体经济的原因,而不是金融的原因。

  白重恩出认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到刺激,然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刺激性投资多了,市场部门所能获得的资源少了,市场部门获得资源少了,他们投资的力度下来,又会进一步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对于这种恶性循环,我们似乎会掉进一个我把它叫新二元经济的陷阱,怎么从这个陷阱里面走出来,我觉得这里面金融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把重恩说道。

  以下为演讲实录:

  白重恩:谢谢会议组织者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我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些想法,也很高兴能在宋敏教授主持的环节来发言。今天我们这个组的题目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前面谈了很多金融的问题,所以我想稍微换一点角度。我想说的题目是金融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互相推动,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的改革需要互相支持,所以没有实体经济很好的发展,没有实体经济的改革,金融很难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样没有金融的支持,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很好的发展。这是我想说的主题。

  在继续进行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经济中的一些现象。大家会看到,这些现象有一些是跟金融有关的,我还想讲的一些现象,可能跟金融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关系。这几个现象,首先第一个现象,我们的总体投资回报率是在持续下降,这一点我们一直都在做这样的测算。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总体的投资回报率都总是在下降的。这是第一个现象。

  同时,我们又观察到,实际利率在上升,如果我们看名义利率过去这几个季度,我们名义利率在下降,但是我们的通胀水平也在下降,甚至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生产者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四个月是负的,上个月是-5.9%,就是负的很严重了。我们不仅仅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在下降,今年我们也看到GDP的平阶指数也下降了,所以总体上我们面临通缩的情况。刚才说实际利率在上升,原因就是我们尽管名义利率在下降,但是通缩的情况比名义利率的下降更严重,所以把名义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的速度,你得到的实际利率是在上升的。我刚才说了这两个现象,这两个现象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同时出现的,如果投资回报率下降,企业对投资的需求,企业不赚那么多钱,就会对投资需求减弱,对信贷的需求就会减弱,实际利率应该下降。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同时两个事情在发生,一个是投资回报率在下降,一个是实际利率在上升。所以这已经是一对矛盾。

  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观察,一个是债务在增加,我想今天很多的讲演者都提到了这一点。另外,刚才我也讲到了通缩。还有一个观察到的现象,可能看上去跟金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后面想讲的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我想讲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在以比较高的速度在上升。这个也是,如果说我们和经济中的其他的现象来一起对应的话,我们发现也是有一个现象,一般的经济体中,当经济增长率下行的时候,我们经济增长率从2012年开始就是持续地在下行,当经济增长率在下行的时候,劳动力成本不应该增长那么快,用经济学的语言就是说,劳动力成本是顺周期的,经济增长快的时候劳动力成本上升快,经济周期慢的时候,劳动力成本上升慢。当经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劳动力成本仍然在逐渐上升,这也是一对矛盾。另外,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一般来说实际利率会下降,实际利率通常来说也是顺周期的。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实际利率在上升,所以这又是另一对矛盾。再有最后一对矛盾,一般来说劳动力成本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劳动力成本上升快的时候,通常有通胀。但是在中国,我们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么快的时候竟然有通缩,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列举了很多的现象,这些现象一对一对比,看他们的相互关系,就发现我们国家的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和市场经济中通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问题就是后面到底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中是不是有金融的因素,如果有金融的因素,我们是不是金融上要做一些改变,要做一些改革,来改变这样的现象。在我细讲之前,我想跟大家说,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来说还真不是金融的因素,尽管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现象似乎跟金融有关,比如说投资回报率下降、债务上升、实际利率上升、通缩,这些都是金融现象。但是后面的原因,我想跟大家说的后面的原因主要的是实体经济的原因,而不是金融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会观察到这么多似乎看上去矛盾的这样一些现象?我想我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我编一个新词,我希望这个词今天大家听了以后能记住,我说我们现在的经济正进入一个叫新二元结构。大家对发展经济学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二元结构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说这种传统的二元结构是指的农村和城市这两个二元结构。因为种种原因,农村的劳动力不能很通畅地流动到城市,所以我们形成了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这样的问题,这是传统的二元结构。我想讲的这个新二元结构不再是农村和城市这样两个部门所组成的结构,而是政策扶持部门和市场部门所组成的这样一个结构。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有多少新意,很多人都会谈这个,我想强调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结构对我们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似乎矛盾的现象都可以通过这个结构来解释,而且我所说的这个结构通常和国有和民营之间过不太一样,我刚才讲的新二元结构一部分是政策扶持部门,这一部分是市场部门,政策扶持部门不仅仅包含国有企业,还包含一些民营企业,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基建投资,这个过程中很多民营是参与的,比如我们修一个路,我们会把修路的建筑工作承包给某一家民营企业,所以这家民营企业也受到了一定的政府政策的扶持,因为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到基础建设中,给民营建筑企业带来了大量的需求,所以他们是受益的。我刚才讲到的二二元结构,政策扶持部门和市场部门,这个这政策扶持部门不仅包括国有企业,还包括从政策中获利的民营企业。这样一个结构为什么能够解释我刚才说的似乎矛盾的这样一些现象呢?我想请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从2008年以来的一些趋势。

  我们从2008年到现在,基础建设投资占经济的比重是在不断地上升,基础建设投资又是政策扶持部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看新二元结构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政策扶持部门,在这个结构中的两个部门之间,政策扶持部门的体量是变得越来越大了,而市场部门的体量是一定程度上被挤压了。

  有什么证据来说明政策扶持部门的体量增加了?我想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直观的感觉,但是我仍然想告诉大家一些数据,如果我们把投资比较好的数据叫做固定资本形成这样一个数据,我们把固定资本形成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机器设备投资,一部分叫居民建筑与结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房地产,还有一部分叫非居民建筑与结构,当然另外还有四项很小的,我就不说了,比如说研发,比如说矿产的勘探等等。

  我就主要集中看这三个成分,机器设备、居民建筑结构、非居民建筑结构,听上去有点,因为建筑结构这个词平常在我们的讨论中比较少见,非居民建筑结构包含什么呢?包含我们所有的基础建设投资,包括楼房,包括修的不是居民所用的楼房,还有企业厂房建设等等。非居民建筑结构产生的变化是什么?非居民建筑结构占总的资本形成的比重是38%,现在是50%,也就是说在8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这个比重从38增加到50,增加了12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变化。

  我们的投资结构产生了变化,这样一个趋势在今年仍然没有停止,如果我们看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不是特别好,但是它来得快。固定资产投资我们前三季度总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应该是10.4%左右,但是其中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的速度是18%点几,也就是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几乎是平均其他的投资增长速度的2倍,所以我们的经济中越来越多了扶持部门,这就是我想和大家说的另外一个现象。

  这样一个现象我认为是导致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现象的最关键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我们对每个省,我们衡量一个地区的生产效率的指数,叫做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对每个省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做了测算,一直从1978年测算到现在,所以有很多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各个地区在不同的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的生产效率的改善的状况。有很多因素都是通常人们都会发现的,比如说如果政府部门过大,效率改善的速度会比较慢。如果对外联系越多,效率改善的速度会比较快,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发现。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是以前很少人们也许意识到,但是我没看到什么数据的研究。我们发现什么呢?如果一个省它的基础建设所占的比重越高,它的效率改善的速度就越慢,这两个是负相关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从2008年到现在基础建设投资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同时我们也看到,2008年到现在我们的效率改善的速度是在不断地下降的。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发现,通过省与省的比较,通过每个省在不同时间的比较所得到的结论,效率改善的速度和基建投资占的投资的比重呈负相关的关系,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效率改善的速度是下降的。当然2008年效率改善的速度下降是有很多原因,有外部的冲击等等,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能够掌控,外部冲击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能够掌控的因素中,投资所占的比重,特别是基础建设投资所占的比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怎么来解释过去刚才我说的似乎是矛盾的现象,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基础建设投资所占的比重在上升,同时我也报道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研究当这个比重上升的时候,效率是在下降的。效率下降就带来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为什么会造成实际利率的上升?当我们把大量的资源,包括资本和劳动力,都投入到基础建设的时候,市场部门所能获得的资源就被挤压了。在经济学中我们叫挤占挤出效应,一个部门用了更多的资源,另一个部门就会有比较少的资源,当这个市场部门面临资源短缺的时候,因为市场部门的需求会决定资源的价格,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尽管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市场部门对劳动力有需求,我们的实际利率在上升,因为我们市场部门对资金有需求。所以当我们的政策扶持部门扩张的很快的时候,它造成的就是市场部门面临的劳动力成本,面临的资金成本,面临的这些要素成本都在上升。

  同时,因为效率的下降,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也下降。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观察中,那些现象中,大部分都可以由这样一个变化,这样一个新二元结构中两个部门相对大小的变化来解释。这是我们的一个,我想提出来的一个分析的方法。

  这样的一个现象,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未来这样的现象会不会就停止了?我担心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它是有造成恶性循环的可能性。一旦你走到了这条路,你会持续地走下去,如果是这样,那就很可怕。

  为什么我们说走上了这条路就会持续地走下去?我们想象经济下行压力大,当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如果依靠市场力量,我们达不到经济增长的目标,那怎么办?我们就会去刺激,不管叫什么名字,不管叫4万亿还是叫微刺激,只要体量大就会刺激,我们就会去做刺激性的投资,去做基础设施的投资。

  所以经济下行压力大就会使得我们去做更多的基础建设的投资,而刚才我们的分析说,当基础建设投资多了,整体经济的效率就下降了,整体经济效率下降,这是一个方面,整体经济效率下降会带来进一步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所以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到刺激,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当你刺激性投资多了,市场部门所能获得的资源少了,市场部门效率更高,他们获得资源少了,他们投资的力度下来,又会进一步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所以如果我们不改变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考虑,我们就会造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地走下去。我们怎么办?

  如果说我们走进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我们似乎会掉进一个我把它叫新二元经济的陷阱,怎么从这个陷阱里面走出来,我觉得这里面金融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实际利率在上升,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货币政策的手段把利率,把名义利率,把它压下来,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货币的扩张你能够治理通胀,这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如果我们通过货币政策把通胀给去掉了,那我们的实际利率就会下降,经济增长就会恢复,当经济增长恢复了,我们就不需要去自己就能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是我们希望达成的一个效果。

  问题是刚才我做的假设中,希望货币政策能够降低名义利率,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另外一个是希望货币政策降低通缩,希望货币政策能带来价格有一定的回升,我们现在没有做到。为什么我们货币政策在提高通[微博]胀上面没有效果呢?我们为什么货币政策在不断地扩张,但是我们还有通缩呢?

  这个我觉得也跟我们的新二元结构有关,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货币政策放松的时候,这个资金不一定是流到市场中来,货币政策放松了,我们很担心的是资金又进一步地流到政策扶持部门,和一些现在在亏损,但是还不愿意退出市场的一些国有企业。我们之所以有通缩,是因为我们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市场对产能过剩的一个自然反应是,一些亏损的企业退出市场,产能就会恢复到跟市场需求平衡的一个状态,产能过剩消失,通缩也就消失了。问题是有些企业及时亏损也不退出市场,如果货币政策放松使得他获得资金更容易,他就更不愿意退出市场,这个时候我们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会更加严重,我们的通缩也解决不了。所以通常真不一定能起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要想我们用金融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实体经济的改革,让这些政策扶持部门,这些国有企业,当他们亏损的时候,他们就退出市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仅靠金融是不够的,仅靠金融的手段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采取很多很多其他的金融部门之外的一些改革措施,才能够解决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有哪些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地提几点。

  首先不要定那么高的增长目标。刚才我说的恶心循环就来自于当我们的市场不能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增长率的时候,我们要去靠刺激达到增长率,这是造成新二元经济结构恶化的原因。我们如果把增长的目标定得稍低一点,定得更容易实现一点,靠市场力量就能实现,不需要刺激就能实现,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恶心循环的链条就会打破,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财政政策转型。这个看上去跟金融没关系,但是它会使得我们的金融政策效果更好。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当需要的时候就去投资,去多投基础建设的投资,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想问题,与其政府来主导做这些投资,能不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也是同样的支出或者是少收入,一个是多收入、多支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方法。另一个是少收入、少支出,少收入、少支出就是为企业减负,如果我们通过一些财政的手段减税,我特别想说的是,用一些财政的手段来扶持社会保障,来减低企业的社会保障的缴费,就可以为企业减负。如果我们财政政策朝这方面去转,是从给企业减负的角度去想,当企业负担减轻了,他的盈利会改善,他的盈利改善了以后,他投资的积极性,因为他负担减轻了,他投资的积极性加强了,同时盈利会改善,盈利改善了以后,他获得资金也相对比较容易,因为银行不希望给亏损的企业投资。所以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减负,我们就可以推动市场部门的投资,如果市场部门起来,我们就不需要去刺激就可以达到比较可观的经济增长。所以我想说的第二点是财政政策的转向,从刺激性的投资向对企业减负这个方向来转。

  第三,国企改革。我们希望我们的国企改革足够快,使得长期亏损又不退出市场的企业,他或者通过改革效率提高获得盈利,或者干脆退出市场,把他们卖给其他的企业也是退出市场的一种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我们长期的产能过剩造成通缩了,造成各种各样问题的这样一个现象。

  最后,当然我们金融部门还必须要紧密地配合,我们金融部门要改善资金配置的效率,让效率高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我想今天整个因为我们关于金融的论坛,我想今天整个前面的很多嘉宾一定谈了很多,我们怎么改革我们的金融部门,来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来更好地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

  我就讲到这,非常感谢组织者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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