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白血病——“北京方案”背后的故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北京大学血研所所长黄晓军

　　我们常常在影视作品里看到，故事主人公在情节发展到高峰时，突然被查出患了白血病，一切生命的美好顿时成为了绝唱，一切情感的不舍被现实撕得粉碎，观众哀叹病魔的无情，感慨人生的无常，一出成功的悲情剧就此定音。

　　如果没有听过北京大学[微博]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北京大学血研所所长黄晓军在CC讲坛第九期的演讲，想必很多人还会一直以为白血病是不治之症。

　　白血病固然是非常严重的疾病之一，儿童患白血病的死亡率排在所有疾病之首，成人患白血病的死亡率也高居不下，但它已不再是不治之症。黄晓军和他的团队创造了白血病单倍体干细胞移植的“北京方案”，使每一个白血病患者都有供体可用，大大提高了白血病的治愈率。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现在“北京方案”已经成为国际治疗血液恶性肿瘤的主流方案。2014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同时也成为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效最好的单位之一。难怪黄晓军医生的演讲视频10月7日在优酷CC讲坛一经推出，6小时播放量就突破百万，引起不小轰动。

　　中华智慧求解医学困局

　　对于白血病患者而言，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愈的最有效方法。不过，长期以来造血干细胞移植仅限于白细胞抗原全相合的情况下进行，也就是同胞(兄弟姐妹)之间进行。有时我们会在新闻上看到，父母为了给患白血病的孩子做骨髓移植，而再生一个孩子，原因就在于此。然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令我国白血病患者拥有同胞兄弟姐妹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便是有同胞兄弟姐妹，他们与患者白细胞抗原相合(相合同胞)的几率也仅为25%。那么，依靠骨髓库配型呢？几率无疑是更低的：据悉，中华骨髓库等非血缘供者库捐献成功率仅11%左右。因此，供者来源缺乏是造血干细胞移植长期未解决的重大难题，这让很多患者命悬一线。

　　黄晓军医生自1989年开始从事血液病临床及实验研究，接触了大量的病例，看着那些由于供者来源缺乏而走投无路的病人，他不得不“逼着自己向前探索”。2000年，他开始着手进行单倍型(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创新研究。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要求配型全合，只要一半配型相合就可以，因此可以在父母和子女间进行移植，这一研究若能取得进展，那么白血病患者做骨髓移植的供者来源就不是问题了！但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一直是白血病治疗的一个“禁区”。为什么呢？因为单倍型造血干细胞不仅对肿瘤有杀伤作用，对病人本身的正常细胞也有杀伤作用，这就是令人头痛的“抗宿主病”。

　　造血干细胞中有一种T细胞，它能抗肿瘤，也能抗病人本身，还能抗感染，所以外国医学界历来的研究多针对于“把T细胞去掉”来进行——但完全去掉T细胞带来了感染和复发几率的升高，手术成功率只有30-40%。所以虽然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研究此前取得了一部分进展，但是这一方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和普及。于是，黄晓军想到，或许可以转变一下思路，用中华文化的智慧去对待这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T细胞”。

　　“西方文化是比较直接的，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就会直接把它去掉，而东方文化则更加辩证和具有柔韧性，有一个成语叫作‘先抑后扬’，T细胞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扼杀它，而是前期把T细胞的功能先抑制下去，等到后期再把它发挥出来，这样前期它就不会抵抗宿主，后期则能够抵抗感染。”黄晓军说得很形象，令没有医学知识的人也能对“北京方案”的精髓一目了然。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如今“北京方案”做单倍型骨髓移植技术的成功率达到60%~70%，同全相合移植成功率相当。

　　“感恩”才是真正的医患文化

　　虽然今天黄晓军可以很自豪地站在CC讲坛上向全世界宣讲“北京方案”，但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黄晓军和他的团队对于这一方案并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2001年，他们只是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体外实验，此时有一位做完自体移植后复发的病患，采用各种药物治疗都无效，他听说了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研究，就对黄晓军说：“黄大夫，我这病一直以来都是你给我治的，我已经活了两年多了，这次复发如果不做单倍型移植，我也就没机会活下去了，即便是移植没成功，我觉得也能积累经验，所以你就大胆地去做吧！”黄晓军说，那时他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因为病人对生命的渴望，对医生的信任和鼓励，才使得他有勇气跨出这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机缘，黄晓军的研究可能永远停留在体外，可能永远停留在动物实验，甚至有可能，永远停留在想象之中。后来，手术成功了，这位病人把黄晓军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而此时的黄晓军却站在CC讲坛上对所有观众说：“我要感谢这位病患，因为他用生命，让我成就了我的创新之举。我还要借着今天在CC讲坛演讲的机会，对支持和信任我们的所有病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一句真诚的“感恩病人”，令现场很多观众激动得鼓起掌来。事实上，黄晓军内心一直认为，目前被媒体大肆报道的医患矛盾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严重和恶劣，因为病人是能够切身感受到医生的真诚和负责之心的。对此，黄晓军的一位同事说：“病重的病人，每天堆5000元、8000元的进口药谁都会，但是花费很大，病人的脏器也会承受很大的毒性。黄大夫就在努力作鉴别，用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这要花很多脑筋，冒很大风险。有些病人按常规走已经不行了，但是黄大夫每每险中取胜。”虽然这听上去有些戏剧性，但黄晓军确实还有过用几十块钱的药就治好了一位山东患者的“轶事”。近些年，他和团队为了降低患者的治疗成本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持续努力着，“口服砷剂和维甲酸治疗非高危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等创新治疗手段应运而生。

　　“医生和患者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疾病，看上去是医生在拯救患者，患者对医生感激，但实际上病患的信任和鼓励也成就了医生的职业生涯。”黄晓军说得很真诚，他同时也是这样做的。如今，他就算再忙再累也坚持每周三次门诊。“现在我有了更多经验，这样做也是为了回报病患。”他说。

　　在一个名为“好大夫在线”的网站上，挂着很多网友关于“黄晓军医生”的评论帖。现将其中一则摘录如下：“这是一封迟到的感谢信，在黄主任治疗的成千上万的患者中，我的女儿无疑是最严重的一个病人，她患的是T细胞型淋巴白血病，在天津XXX化疗无效后，我们有幸遇到了黄主任，女儿经过化疗缓解后，又再次大面积复发，外周血已经有50%的癌细胞，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我找到了黄主任，黄主任没有放弃我的女儿，他坚定地对我说，我只能拼一次，这种情况，真的不敢说有多少把握。奇迹真的出现了，在黄主任，石红霞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女儿从移植到出仓仅仅34天。之后还算顺利地生活了4年。但是，没有黄主任，女儿4年之前，早就离开我了！在我和女儿心中，黄主任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大救星！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得感谢，我相信，在所有的白血病患者眼里，黄晓军主任就是他们救星，就是他们的心中真正的神！他用自己精湛的医术，认真负责的态度，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温暖的语言，拯救了无数个生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内心升腾着仰慕和敬佩，每次看门诊，黄主任总是细心的询问，每一位患者的病情，服药的情况，存在的问题……看着门外等候的，排着长队的病人，看着黄主任疲惫的面容，累的僵直的腰身，很心疼，很心疼，我们只能默默的祝福黄主任，为了你的病人，为了你的家人，请珍爱自己的健康……”

　　科学必须经受质疑

　　近期，屠呦呦因在抗疟疾药物研究方面的贡献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本土中国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这消息令国人十分振奋。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科学界整体创新能力一直与西方存在差距，这令中国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每当取得可以问鼎全球科学顶峰的成就时，都难免要遭受到来自国际同行的质疑。

　　“北京方案”刚提出时也难逃此劫。黄晓军早在2004年一个国内小型会议上就报出了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58例的结果，当时同行们表面上不说什么，私下里却并未完全相信。黄晓军真正开始公开做“北京方案”的报告，是在2007年－2008年左右，那时他们团队做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案例的数量连续几年稳步增长，国内同行不信也不行了。获得国内同行的认可尚且不易，要到国际上去说就更难了。

　　黄晓军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在2009年、2010年，我两次应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也就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移植中心邀请，去做’北京方案’的报告，报告做完，很多西方同行也并未完全相信；但到了2011年，意大利重复’北京方案’取得了成功，就这样我们才慢慢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后来，黄晓军的团队更是远远超越了获得同行认可的范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已经于2014年，超过了美国中心，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

　　“做科学的人，遭受这种怀疑是正常的，你必须得经过这个阶段，跳不过去的。因为你创造了一流的东西，那么在公开这个成果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国际上一流的人，他们有来帮你的，有来敲打你的，慢慢地你也就变成一流的了。”他幽默地说。

　　经过一番历练，黄晓军在国际上做这样的报告越来越有底气，最终让全世界的血液病届老大们接受并认可了“单倍型是可行的”这一“北京方案”所倡导的核心观点。

　　但这仅仅是个开端——“北京方案”可行了，那么它有没有可能再完善呢？黄晓军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展开更广泛的研究——原来是没供者，现在供者已经很多了，那么哪个供者更好呢？经研究发现：父亲比母亲供者要好，男性供者比女性供者要好，年轻供者要比年纪大的供者要好……这一结论发表之后，一位来自德国的教授评论道，“这一供者的选择原则会使得全球的至少50%以上的进行单倍型移植的人受益。”除了供者选择技术以外，黄晓军及团队在复发防治技术、预处理的技术等各个方面仍在继续取得进展。

　　如今，全世界医学界已经有非常多的人越来越关注北京方案，有人对黄晓军说，“黄大夫你很幸运。”事实上，他自己也认为，幸运是一定的，不过，仅仅是幸运吗？“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理想。”黄大夫在谈论理想的时候一点也不“理想主义”，反而显得特别现实。他说，“理想是什么呢？理想只是一种模糊的精神力量，但因为有理想，所以我们每一步的目标都会更清晰；因为有理想，所以我们从上医学院开始，就希望给病人解决问题；因为有理想，所以我们渴望解决全球未曾解决的医学难题；因为有理想，我们发展、创建、形成了一个有理想的团队……我们会在实现理想过程中设定很多的阶段性目标，但切忌不能把目标错当成理想，更不能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丧失了理想。”

　　黄晓军的故事，到此就讲完了，但是，“北京方案”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个目标清晰且不忘初心的团队，未来还将为人类的健康做出哪些贡献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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