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央政府应为户籍制度改革埋单

　　“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于10月19日-20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于10月19日-2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有两种统计方法，第一，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即只要在某地生活时间超过6个月，就计入城市人口统计，那么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4%。第二，按照户籍计算，这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率只有38%。毫无疑问，两者之间相差巨大。

　　蔡昉引述数据称，目前城镇全部就业人口中大概有40%是农民工，每年新增的城镇就业几乎全部是农民工。过去十年城镇化进程中，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的贡献。

　　无疑，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快的，但这种速度在今后的20年内不太可能继续维持了。蔡昉分析称，其一，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下降，城镇化速度一定会下降。

　　无论是按照农村常住人口来看，还是按照农业户籍的口径来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在去年已经到达峰值，从今年开始两者都是负增长的。“既然主要的进城人口数目已经开始负增长了，那么农民工外出的速度一定是减慢，甚至是停滞的”。

　　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蔡昉的说法，2005-2010年之间，农民工外出的增长速度大概是每年4%，而去年降到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

　　对于农民工状况，蔡昉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第一，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养老，农民工的孩子进入义务教育系统还有一定的困难。这些因素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不稳定性。

　　于是，城镇化出现了新情况。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4年期间，农民工中年龄偏低的人群数量和比重都在下降。年龄偏大的，40岁以上的人群比重明显提高。“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同期，16-20岁的农民工比重从2008年的11%，降到了去年的3.5%。从具体人数来看，2014年的农民工中，16-20岁的人群有1400万，这意味着他们还有意愿待下去，而且那些想回家的人，也就是40岁到45岁的这个人群，目前有2700万，换句话说——想回乡的人的数量大于想进城的意愿。

　　所谓城镇化，就是人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和地区，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地区。这种转移将会使得资源进行重新配制，以提高效率。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转变，同样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个过程，我们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所说的，这就是产业结构转变带来的效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但如果农民工不能解决身份问题，到了40岁以后就要回乡，当回乡的人比进城的人多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逆库兹涅茨(Kuznets)的过程，即与资源效率改善的过程相悖，会导致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之上，更进一步使得增速下降”。

　　城镇化会不会出现逆转？蔡昉抛出了这个问题。

　　对于如何防止城镇化出现逆转的问题，采蔡昉以“新型城镇化”作答。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农民工应该市民化，享受均等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是核心”。由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蔡昉强调，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红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测算表示，比较完整的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使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蔡昉强调，户籍制度改革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两项明显的效果。

　　第一，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农民工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来源，稳定住了农民工，让他40岁以后还在城市待着，那么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了”。第二，提供更好的制度条件，使得资源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我们知道，进城农民工有1.7亿，还有1亿人口在农村、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两者加起来有2.7亿，如果这部分人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和消费模式，变成了像城里人一样的消费者，内需会提高多少？”，蔡昉问道。

　　户籍制度改革的好处有目共睹，但推进起来却并非易事，其原因在于不知道谁应该支付改革的成本、而谁能够得到改革的收益。

　　蔡昉坦言，户籍制度虽然可以拉高一到两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但改革红利并非被地方政府均等得到，而且改革成本却要地方政府具体支出。在这种状况下，蔡昉认为中央政府应该买单。

　　“要让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个人、企业之间合理分担。同时，让改革的红利，潜在的红利能够预先有确定的期望值，能够在各个群体之间合理分享。只有这样才会实质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继续的库兹涅茨(Kuznets)过程，保持中国未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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