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俊：人口红利下降的同时劳动力红利在上升

　　上图为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96级校友胡伟俊（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传承·创新·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于2015年10月10日-11日举行。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96级校友胡伟俊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胡伟俊：我今天讲国际格局的变化，但是我想带一点历史的视角来讲。因为我是1996到2000年在复旦的世经系读书。1997年暑假的时候香港回归，又出现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包括香港、韩国都出事了。

　　1998年的时候俄罗斯出事，为什么出事呢？其实跟现在很像，1994年的时候还是格林斯潘时代。1998年的时候油价跌到20块，油价100块的时候大家不可想象，这个就可以让俄罗斯挂掉。那时候中国谈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大家在寝室里聊的最多的是国有企业改革。

　　当时人民币还有很大的贬值压力，朱镕基总理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那时候从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格局的角度来说，1996年到2000年和现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2001年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国际格局变化之中，我把它概括成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就是加入WTO[微博]。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贸易就是一种劳动力资本市场的开放，那时候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从内陆到沿海地区进入国际化生产，这样一个对内对外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就导致了整个21世纪前十年非常大的影响，概括起来有几个。

　　第一，那时候叫全球经济不平衡，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积累，有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但是那时候美国有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第二，导致了整个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油价1998年是20块，后来涨到100块，那时候中国完全起来了，因为中国在贸易上有非常大的优势。澳大利亚已经20多年已经没有经济衰退了，因此刚要衰退的时候，运气好，中国起来了，就把澳大利亚整个经济拉起来了。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十几年发达国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收入不平等，上升非常快，有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讲的就是发达国家不平等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它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上升非常快。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上升非常快呢？很大程度上也和中国当时加入WTO进行全球化有关系，因为当时在发达国家的精英，比如做金融，或者住在加利福尼亚设计iPhone的，他们都没问题，现在你的市场是全世界，不是美国，你的收入上升得很快。但是如果你是中间装配iPhone的工人，或者是底特律做汽车的工人，那就麻烦了，因为你的工作是可以挪到中国去做的。这是21世纪前十年比较大的格局，和我读本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们又进入了国际大的格局，又循环到我读本科时候的状态，国际大宗商品在不停的下跌，美元有升值的压力，美联储现在又很快进入一个加息周期，这时候中国经济又重新开始有了压力。

　　中国经济和那时候有很大的不一样，第一，那时候人均收入只有1千美金，现在有8千美金了，就很难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跟东南亚和墨西哥竞争。另一方面，现在对中国的货币体系也有非常大的压力，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千亿、2千亿，现在到去年8月份是最高点4万亿，现在慢慢掉到3.5万亿，这是一个十几年的大周期，这是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完全想不到的。

　　我当时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是2003年，想念经济史，但是念到2005、2006年，我觉得中国已经在创造历史了，中国借WTO的势头起来，外汇储备从1千亿到4万亿，这是一个最大的历史。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困难，我经常去看别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我也不能说那么悲观，因为中国还是有两个亮点。第一个亮点，虽然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丧失，但中国劳动力红利反而在上升，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另外中国的金融业也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中国金融业还处在高度管制的状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中国储蓄率那么高，但是中国融资成本也很高，这是资源配置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表现，这些方面都是有条件改善的。如果中国真的在改革方面做到位，我觉得还是有潜力的。

　　我刚刚从韩国回来，韩国1997、1998年的时候跟现在中国的收入差不多，正在做转型，现在韩国的人均收入是3万美元，很不错，但是韩国也是在电子、汽车领域转型，韩国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它的转型有五家比较厉害的企业就差不多了，但是中国大很多，中国需要50家甚至100家很好很好的公司起来，这对市场，甚至对在座的同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所以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东西，还是我们接下来会掉入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今天会议的主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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