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申银万国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系1995级校友杨成长（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传承·创新·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于2015年10月10日-11日举行。申银万国[微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系1995级校友杨成长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成长：非常高兴会议的主办方给了我这个机会，能站在讲台上跟大家谈一些观点，因为时间有限，就谈三点看法。
最近几年跟地方政府打交道比较多，第一印象，我们现在的改革也好，转型也好，创新也好，金融市场的制度设置也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理论支撑。我们过去讲只有革命的理论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理论的支撑非常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六位一体，300多个领域的改革，多么大的跨度。我们当然所有的制度设计者都希望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的制度设计，但是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撑，这个完整的改革制度设计从何而来？
我很有感慨，上世纪90年代，我们读博士生的时候，书架上还是能排出好几十本教科书，但是很难找到对中国经济自上而下有指导作用的专著，这是我们经济理论教学工作者所需要检讨的地方。当然我相信我们复旦经济学界有这么一个条件，我们在中国决策的改革咨询方面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中国的改革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反过来讲，中国的转型实践也会进一步丰富经济学理论。我这里举五个方面的例子，其实刚才大家都谈到了，我想在政府决策当中会碰到。
现在人均GDP不到7千美金，外需就不重要了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现在是50%，全球的贸易依存度是25%，证明我们过去的高增长跟我们外需的高增长有直接的关系。2011年贸易持续下降，目前我们的贸易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因为全球贸易尽管下降一半，还有4%到5%的增长，我们从30%的增长降到现在的负增长，不是因为全球经济不行了，中国贸易不行了，全球经济行了中国贸易也没有找到出路。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外需的高增长是不是必要条件。
第二，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全球贸易规则变了，从多边规则向双边规则过渡，全球的贸易形式变了，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从实体贸易向数据贸易转化，全球的贸易开放政策变了，从商品配额和关税的减免到贸易投资金融的一体化开放。所有这些东西在我们经典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教科书当中包含了多少？TPP、包括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谈判协议也好，尽管是双边的规则，但都有多边的性质，我想中国政府很明确，这些是中国需要的，我们欢迎，当然我们更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全球贸易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没有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没有新的全球分工，不能找到我们新的比较优势，谈何中国贸易或者对外经济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道？
第三，我们单纯的商品贸易没有优势，单纯的服务贸易没有优势，单纯的资本输出没有优势，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优势，就是基础设施的整体输出，或者叫一路一带战略。我很欣喜的看到，我们复旦书店里有一本书《一路一带的政治经济学》。一路一带或者基础设施的整体输出，是否是中国未来长期的绝对比较优势呢？我想从这几个方面问题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决策在对外经济上多么需要理论的支撑。
第二方面，中国现在人均GDP不到7千美金，真的到了可以通过消费、通过贸易拉动经济高增长吗？我们的经济转型过程现在表现了非常明显的特点，2001年，我们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长，超过企业增长，2013年我们出现了产业结构的重要转型，我们的服务业超过了制造业，当然到2015年我们服务业超过制造业15个百分点，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2015年又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重大的转型，今年整个投资的增长率甚至会低于消费，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在谈未来保持7%左右的增长，到底靠什么动力？有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它很快的转型到以消费和服务作为动力的时候，它还能保持7%到8%的增长。当然大家也谈到了关于怎么保证消费的增长，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我们地方政府的职能真的能那么快转变吗？我们的地方政府跟国外的地方政府确实不一样，他们只做三件事，提供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社会治安和安全。我们的地方政府要再加两样，第一，它是地方经济的发动机，第二，它是基础设计、基础产业的主要投资人，我们前三十年的高增长，就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这两大功能，使得我们30个兄弟省份相互竞争，使得经济高增长，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经济结构——人均GDP是三流的，生活水平是二流的，基础设施是一流的。
当然这种结构它会带来很多问题，就是大家经常谈的，地方政府GDP导向，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地方政府和企业穿连裆裤，形成了腐败的根源，地方政府不重视环境，地方政府削弱了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功能。
但是反过来讲，现在我们开始转了，我们不以GDP作为导向了，我们强化财务约束了，我们强调环境保护终身负责了，所有这些会导致地方政府怎么样呢？我不做，我像美国那样做好公共服务、做好公共产品、做好社会安全维护行不行？美国是施瓦辛格也能当州长的国家，我们到这样的程度了吗？所以我们同样面临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有着非常特殊的功能，这是我们过去发展经济学漏掉的一环。当然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是到了该转型的时候。
第四，中国的金融和实体关系的转变，中国的资产价格、资产配置有它非常独特的一面，同样需要理论创新。有一点很清楚，只要投资基数下降，储蓄没有根本性的下降，钱一定会多出来，资金一定会泛滥起来。但是资金过剩就一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吗？中国有两个条件跟国外不一样，这个资金过剩不是我们宏观调控的结果，是经济转型、投资下降带来的被动结果，我们的经济在下降、效益在下降，另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指标，就是中国的大类资产的结构跟全球的偏差度。中国是一个人均收入低，但是财富拥有量高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财富总量去年统计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有三个指标跟GDP比远远偏离全球的平均水平，一个是银行资产和GDP，一个是房地产和GDP，一个是企业资产和GDP，都是全球最高的。这三个东西组合在一起，怎么去研判中国的资产变化呢？
最后一点，需要重大的理论突破，中国当真只有国有企业有问题吗？当真国有企业改革就能解决微观的机制问题吗？中国的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问题还要大，三大特点，垄断性、国际性和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两类性质的资本，一类是国有资本，一类是家族资本，你希望一个家族去承担未来实体经济的波动风险是不可能，所以时间、环境、条件一变，过去的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的投资偏好就会大幅下降，因为它们是投资的风险厌恶性，时间关系我不展开。
但是举这五个方面例子，看到政府在决策的时候有多难，因为我们没有给它提供理论的支撑。最后一句话，祝愿我们首席经济学家，祝愿我们复旦经济学院能够联起手来，在改革创新理论支撑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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