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仲：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上图为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90级校友范文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传承·创新·发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于2015年10月10日-11日举行。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90级校友范文仲出席并演讲。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90级校友范文仲出席并演讲。

　　范文仲在演讲时表示，用三驾马车的论坛来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已经不合时宜。其建议应从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三个方面做出变革，促进经济发展。

　　在劳动力方面，其建议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改革。在资本方面，要想办法使得资料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在技术方面，范文仲直言，“互联网信息科技对经济技术的影响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

　　对于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的争论，范文仲认为，不可忽视投资的作用。“中国所处的状态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不是必须要变成消费拉动。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在东部造一个高速公路，造价每公里2千万到3千万，在重庆造一个高速公路，每公里要1亿，因为全是隧道。这样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非常薄弱”。

　　以下为演讲实录：

　　范文仲：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困惑期，是不是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个人的看法。

　　第一，势大家都看不清楚当前的经济形，这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好像每年的政府工作中，都说今年的形势是复杂的、严峻的，每年都是这样的提法。然后我们看到一些负面报道，中国经济能不能保7，看到我们的PMI永远在50上下徘徊，看到银行有些坏账在反弹，看到有些过剩行业，现在确实利润率在负增长。一系列消息会使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产生困惑，这是非常自然的，而且这个担心对未来发展非常有影响。

　　第一个观点，我们现在并不是最糟的时候，我们远远经历过比这个更糟的时期，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1979、1980年，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面临我们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1990、1991年在治理整顿的时候，我们面临高的通胀，面临负的经济增长。我们再看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时候银行坏账，外部统计达到20%以上。那时候的政府没有任何资源，但是我们都挺过来了。

　　我们靠什么渡过了这些难关呢？靠改革和开放，1979和1980年之后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靠搞乡镇企业，靠整个工业计划经济的转型，赢得了高速增长时期。1990、1991年，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人心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小平同志确定了浦东开发，证券市场重新开启，我们在一个很困难的关键点开启了非常重大的改革。1998、1999年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加入了WTO[微博]，我们开启了房地产市场的改革，我们进行了商业银行的市场化，中国又迎来了一个将近十年的黄金发展时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压力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改革都会改变既得利益，没有大的压力，很多改革是很难推进的。有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的压力，反而给了我们更大的发展动力，所以我倒觉得现在是一个中国经济转型积蓄力量再出发的一个重要时期。

　　第二，怎么看待这个时期，我们的动力从哪里来，用经济分析的手段来考虑。我们现在可能争论更多的，以前大家是靠需求，靠凯恩斯主义，靠三驾马车来分析动力从哪来。如果从传统的框框来分析，消费增长是比较慢的，投资增长肯定又会造成结构的一些恶化，进出口现在肯定是负增长。如果你用这种需求的角度，就找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丧失信心。但其实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分析框架。真正要说经济长期增长，应该用新古典的增长模型，这就是吴老师上午说的供给学说，索洛模型，它的经济增长是根据A技术，K资本，L劳动力，这些长期的要素来推动。

　　所以如果要寻找中国长期的增长方向，就要换一个思路，就要从一个长期的因素来看待中国未来有没有这样的增长空间。我认为这个空间是有的。第一，劳动力，我们现在都说人口红利在减少，确实，如果还维持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现在的人口将会结构进一步恶化，老龄化的问题会加速到来。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不要以为计划生育是一个小的调整，但其实它是对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一个非常重大的经济改革决策，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虽然它不是短期内能看到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但是长期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的方式。

　　第二是K，资本从何而来，我们很多学者研究中国资本的边际贡献率在下降，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光投资，它就在下降。但是如果你能找到一种方式让K的效率提高，让它的规模变大，而规模变大并不是靠负债来的，那么中国经济就会有新的动力，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是有，我毕业的时候在财政部工作，那时候住的房子都是政府的，所以每个月只出一块钱的租金，但是也不是自己的，所以都没钱。跑到美国之后，我一看耶鲁教授的房子，20万美金一个house，还带花园，我就心想中国人这辈子也买不起，结果等我回国之后，中国已经在进行房地产的改革，通过房地产改革，明确产权，有了交易市场，市场再一定价，现在如果你在北京上海有个房子，二环或内环之外，你肯定是百万富翁，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房子，你就觉得太便宜了。这个巨大的财富的增长、资本的变化是怎么来的呢？是靠改革，这个改革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通过改革把以前没有利用的这些经济资源明确产权，建立要素市场，使它变成资产，然后在金融杠杆进入，它可以抵押、可以贷款、可以留学、可以投资，把资产变成资本，那么这个K就有了。

　　所以大家现在想的这些K，我们通过更加的负债高杠杆化来增加投资，肯定是不能持续的，但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方式，通过改革来使这种资本增加，这个空间将是巨大的，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空间呢？我在重庆工作过，我做过国资委[微博]和发改委的副主任，我们那个时候就牵头搞城乡统筹，在中国，包括在农村，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把我们现在还没有利用的经济资源通过改革变成资产，通过金融的工具把它变成资本，这在未来还有很多，就看到底有多大决心来推动这件事。我们都在考虑货币政策，大家在讨论财政政策，那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状态下讨论经济发展问题。但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模式转换的阶段，再在原有的框架下讨论这些近期的、短期的因素，就很难对长期因素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L可以变，K不仅效率可以提高，规模也可以大，那个A呢？那个技术呢？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我觉得科技对整个经济动力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互联网信息科技对经济技术的影响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当年机械革命、电力开始应用，经过一百多年的酝酿，开始进入每个产业，改变每个产业的生产方式、工艺流程一样，我们现在信息科技正处在一个爆发点，我所以这一代人将会见证非常不一样的世界。就像在上世纪初巴黎博览会的时候，伦敦开始电话电报应用，冲水马桶出现，现代文明出现，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是全球的趋势。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自己L的问题，把它的负面影响控制，把K的问题通过改革，使它不论在质量和规模上上升，我们通过全球的创新，我们能够把A提高，中国的经济能够再快速增长5到10年，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我不是说一定能实现，因为要取决于政策的一些选择，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还是有正面结构性的变化，2003年的时候大家在讨论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甚至是不着陆，中国还在延续这样的状态吗？我们正在积极的变化，现在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已经使经济结构出现了，就在几年以前，我们在设想如果出口中国不行了，那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很多人说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中国出口对经济增长一旦贡献下降，经济就会崩溃，但是就在过去短短三四年时间，我们的出口增长率从30%多下降到个位数，5%以下，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在几年时间就已经把出口拉动型变成内需拉动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但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在意。

　　从制造业推动向服务业发展的转型，我们喊了很多年，但从去年开始，我们的第三产业的占比慢慢上来，占了半壁江山，结构已经在变化了。

　　第三，能不能投资拉动变消费拉动，我个人认为，在短时间内这个不会改变，而且中国所处的状态也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也不是必须要变成消费拉动，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在东部造一个高速公路，造价每公里2千万到3千万，在重庆造一个高速公路，每公里要1亿，因为全是隧道。这样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非常薄弱。

　　我利用国庆假期去山西看古建筑，我去看梁思成、林徽因的佛光寺，还有最早的木构建筑南传寺，这么美的建筑，就在穷乡僻壤，道路非常难走。不要说西部，就在山西，就有这样的投资需求。未来中国的投资还会有有效需求，还会有很大空间，中国经济增长还会有动力。

　　另外我们会变得更加开放，上午谈了很多负面清单、正面清单，其实这一届党和政府开放的决心是非常坚决的，包括我们在谈的一系列的约定，都是建立在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另外自贸区的成熟经验推广到全国，这些开放的举措将会极大的有利于资源分配。还有“一带一路”在往外走，这都是大开放，我们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FDI对内投资，中国现在已经变成资本的输出大国，我们已经变成全球输出资产。所以一个方面深化改革，一方面深化开放。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企业家精神的转变，就像作为体制内的人，以前大家为政府工作非常荣耀，但是现在到私营企业工作也非常荣耀，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没有上过大学、中学的人创业，而是精英创业。去年一年注册的企业数目是中国企业总体数目的25%，再看创新能力，今年上半年创新的专利增长数量30%，过去三年中国专利数量增长率是全球第一。我们有一大批的国际化企业在崛起。

　　所以展望未来，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但是我们也要有发展的信心，我们现在不是要用一个周期内来看待中国经济，因为在这个周期中，在周期和周期的转换中，必然有一个摩擦期，必然是下行调整的震动期，但是未来我们要空间，如何走到这样一个彼岸，走到这样一个未来？内需要改革，使我们的资源分配更有效，产业部门之间，另外它的规模能够更大，能够通过我们农村城乡统筹发展，金融创新，通过负面清单推行改革，开始新的动力，包括计划生育的调整，都在寻找新的动力。

　　在外部要抓住这一轮世界经济科技变革的有利时机，现在就像电力发明改变世界一样，我们要增加革新。另外通过内外双修，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良好的鼓励机制，另一方面在金融方面要做好风险防范，中国在历史上是创新大国，但是因为金融机制没有跟上，皇权至上，所以扼杀了金融创新。但是如果中国能抓住这次机遇，中国可以在今后5到10年依然保持一个非常稳健的增长。我也相信在这一代的复旦人，你们都是非常幸运的一代复旦人，我同意高盛的主席前段时间在中国的演讲，他说我有两个梦想，第一就是年轻40岁，第二就是一个中国人。我如果还有一个梦想，我回到复旦，成为一个学生，这一轮的改革是激动人心的，尽管目前看来困难重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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