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经济进入非常时期 传统政策思路不管用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三季度）”于9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三季度)”于9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元春：我想讲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整个货币政策的框架，基本哲学和使用的工具都出了系统性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讲？第一，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治理。如果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还是像前两年所认识的新常态那样，我们可能会耽误治理问题的时间，以及下一步系统性解决问题的机遇。

　　我们目前已经步入到一个非常时期，大家可以看到，工业生产品价值指数出现了持续40多个月为负的情况，PPI已经低位运行，CPI也低位运行，GDP平均指数全面为负。生产领域的通缩在进一步深化和蔓延。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高债务已经在持续，同期债务率已经超过260%，同时，最为关键的是企业债务率已经超过了GDP的1.7倍或者1.8倍，这是全世界最高的债务率水平。

　　这个债务率水平已经出现了临界状态，前几年还是借新还旧，现在已经过渡到借新还新了。实际上，生产型企业新增贷款里面接近60%的规模都拿去还利息去了。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有3万多亿，同比负增长1.0%。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今年整个规模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利润总额已经是负增长了。

　　还有一个延伸思考的问题，大型企业里，国有控股公司的利润同比负增长22.4%。因此，我们会发现支撑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点，企业生产，企业盈利，已经发生了拐点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利润增长为负，特别是财务成本增长在持续，营业收入开始步入零增长。

　　在这种通缩和高债务的双重挤压下，实体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拐点。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而简单的看到很多服务业数据还不错，我们就看不到未来。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服务业所依存的依然是工业，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

　　我们经常要提一个问题，当工业持续长时间萧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会传递到生产型服务业，最后再传递到消费型服务业呢？很多专家判断说服务业的PMI指数还不错，53%多。我们在2008年9月份，服务业的PMI指数也是53点几，但是到10月份，这个参数就变成46点几了，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指数所迷惑。这个参数所反应的状况可能和大家感觉的很不一致。

　　再看金融业，有些人经常讲，金融业有动荡，实体经济还很好。实际上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2013年6月份同业拆借利率的飙升，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式金融危机出现的信号。再看看债券市场，原来大家都担心房地产市场，现在突然发现，金融动荡在原来大家不关注的环节里出现了——股灾。

　　最后看看中国金融的风险线条在持续延伸和扩大。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多米诺骨牌的下一个是什么，实体领域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即使在股灾之后，经济的整体杠杆率没有变化，债务率也没有下降。我们所担心的事情都反映出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时期。

　　因此，货币政策必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位，非常之时需要非常手段，像老太婆那样珊珊而行的步伐的常规手段已经跟不上未来的变化了，我们的微调永远达不到微调的效果。

　　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货币政策的基本哲学出现了问题，我们原来认为所谓的新常态，就是不断深化再调整的过程。但是总新常态僵化，总把经济的下滑归结到制度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认为经济出现的问题来自于供给端，把它单一化了。

　　大家认为CPI还很稳定，就业还不错，因此货币政策不用调。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的货币理论，自2008年危机之后就产生了大反思，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盯住CPI和盯住就业是有问题的。我们不但要盯住CPI，盯住就业，还要盯住资产价格，盯住规律，同时还要关注这些参数之间的变异，就是参数之间关系的变异。因此，货币政策的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原来讲去杠杆，今天是控风险，稳增长，很多人说控风险要勒紧裤腰带，要稳增长就要放松。控风险，去杠杆绝对不是要勒紧裤腰带，控风险和去杠杆与货币政策的宽松定位并不冲突，理论的研究和美国实践，欧洲实践，日本实践都证明所有采取紧缩定位的中性政策在去杠杆过程中都是失败的。我们好像总在走别人已经抛弃的路，永远不前瞻性的反思，特别是在理论上前瞻性的反思中国货币政策新的框架，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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