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三季度）”于9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学部学术秘书张晓晶。(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三季度)”于9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学部学术秘书张晓晶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晓晶：非常荣幸参加这么高端的论坛，咱们这个报告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中国经济遇到这么大的萧条或者说经济非常低靡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在说扩大需求。即便说需求政策好使，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好使不好使，还是说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都有争论。
我非常认同报告里关于“去杠杆要软着陆”的观点。我们做了资产负债表研究后发现，目前，地方政府的杠杆率相对比较高，中央加地方接近60%，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123.1%。
从政府角度看，地方政府很难把杠杆率降得特别快，地方政府要做的事儿很多。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接近60%，从未来看未必是逐步下降的过程，所以未必是去杠杆的过程，很可能是稳定，然后有所上升。企业的杠杆是要往下走，但如果快速的去杠杆，后面带来的就是危机。
接下来，我说一下国际的态势，然后落到怎么样处置社会资产，以便真正的发掘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
第一，从国际局势来看，各个国家都不好，可能美国比其它国家稍微好一点。
第二个判断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生产率的危机，这次的下滑和劳动生产率的下滑有非常大的关系。全球只增长0.5%左右，在此之前，全球平均值是1%。其中美国和中国下降的非常厉害，这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情况。
第二个，通货紧缩的阴影。不止中国有通缩压力，全球都是这样的。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那时候是滞胀，通胀率是零。所以全球基本上进入了通缩的边缘，或者已经通缩了。大家可以关注最近美联储的年会，专门讨论了全球的态势，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全球通缩的压力。
第三个，美元升值周期。我们看到相关材料后发现，70年代中期以来美元有三次升值周期，三次贬值周期，升值周期是五六年，贬值周期是八九年。在前两次美元升值的时期发生了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第一次是80年代初，拉美债务危机，这和美元有极大关系，还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和美元升值有关系。美元升值对新兴经济体的需求有压制作用，其次是大量资金外流，包括借债以后货币错配的问题，最后导致危机，这是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所以我们现在资本账户开放这个事儿争论很激烈，这里面的管制肯定还是会继续做。
国内的总体判断没有什么量变，我们看到很多的报告有这样那样的亮点，比如说调研江浙后发现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亮点，因为结构调了，不错。上海也说我们可以率先进入新常态，或者是引领新常态，因为投资已经很低了，但是GDP高于投资率。
可能在某一些地区，长三角，东部沿海地区，它们已经率先做到了凤凰涅盘，但是仅仅靠这些地区的情况，很难给总体经济情况下结论。比如东三省，还有西北五省，云南等地区，我们国家1/3省份的经济情况都是很糟糕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总体来讲国内的形势是非常悲观的。“十三五”还面临着翻两番的目标，可以说增长的目标压力是很大的，必须超过6.5%，否则不能达标。即使我们进入新常态，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状况的话，保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对于国内形势的判断，一方面要容忍中低速或者是中高速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如何提高增长质量。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重置存量资产来发展增长潜力。
过去我们增长潜力从哪来？基本上是产业转换，二三产业比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生产率高，所以我们效率提升，增长非常快。但是，现在资源发生了转向，从二产可能要转到三产，一产可能也要转到三产，但是三产的劳动率水平低，全球大量的数据表明三产的劳动率水平比二产还要低，我们完全靠它提高社会的劳动力生产率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要素的空间配置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这块我们做的不是很好。我们讲城镇化的时候过多的关注需求面，没有关注供给面，将来城镇化是要关注供给面的。
第三，存量改革。我们国家的净资产是352万亿，其中居民是百分之四五十左右，企业基本上是百分之三十左右，政府是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而国际上居民占社会财富的比重是70%-90%。同时，更重要的，政府掌握的资源占全社会的比例，日德大概只有1%左右，英美基本上是0或者是负值。
在重新配置存量资产方面，我们建议政府不需要掌控那么多的资源，但是它掌握资源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应对危机。在存量当中，政府容易变现的财富大概是284万亿，如果GDP下滑30%的话，这个财富量能够应对1.5次危机。如果政府掌握了百分之二三十的资源的话，实际上这对资源配置的动态效益是很大的损害。
所以我们提出两个观点。一个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利于存量资产的更有效的配置。第二，政府财富里有一大堆是科教文卫的资产，这些资产因为管制的原因，没有向社会开放，这些资源的浪费和效率低下也是阻碍社会效率提高，特别是服务业效益提高的因素。我们建议通过社会存量资产的重新配置，为国家未来的增长寻找新的源泉，而这个源泉只有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才能实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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