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PD)主办的“探索新的发展之路: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于8月28日至8月29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周建军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周建军:
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高兴做一个评论,关于政府角色和工业化进行评论。
根据主持人的规定,我的评论必须围绕创新、工业化和政府作用。刚才几位教授谈了很多,尤其是伊娃,我觉得非常有启发,而且她谈到了集成的概念,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等平等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伊娃教授没有谈太多企业方面的问题,和产业结构的问题。朱安东教授谈到了中国的创新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谈到创新和中国国有企业的作用。我觉得所有的去分析或者去看创新的表现,但是还是要看企业的研发投入,也要关注产业的结构。
这儿是一个表,这是全球最有创新性一千家企业的创新投入排名,我现在列出来的是全球最具研发能力的20家企业的投资,这20家企业的总投资是165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刚才伊娃教授谈到拉美企业的悲观或者乐观问题,不光是拉美企业面临创新的问题,中国也面临着创新是否可持续或者可能的问题。因为这165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而且大于中国2013年所有的研发投资的。
这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是8000亿人民币,远远低于1650亿美元的投资量。从这张表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讨论,德国的大众汽车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它的研发投资是13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汽车行业650亿元人民币的好几倍。
在这张表里面有很多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最低是6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中国医药行业2013年的350亿元人民币的研发支出。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和医药企业所有的企业研发投入加起来,没有德国大众汽车,或者任何一个TOP20的企业研发投入高。
这造成了一个问题,刚才伊娃教授谈到了中国的研发比重占GDP的比重是1.8%,我们在进步,去年已经达到2%,这是财政部长的数据。
但是相比跟西方国家,或者跟全球的跨国企业最领先的研发投入的企业,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您提到拉美的创新和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在中国有很多关于中等收入陷井的讨论,我觉得我们也面临这样的威胁,很多东西是不太确定的,取决于我们实行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去年,斯蒂格利茨教授写了一本书,是一本关于产业政策的书,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就中国而言面临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是怎么样还是非常不确定的。
刚才他们讨论了企业政策还有产业政策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创新面临什么样产业结构的问题,从这张表上大家可以看出来,2002年和2007年的中国产业集中度,全部制造业的平均集中度,我们比的美国,我那天查了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它从1997年到2012年的数据显示,它的集中度基本上在30%到40%左右,平均的,每个产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批评大企业垄断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产业集中度非常高,在很多产业,虽然从熊彼特发展关于垄断和创新的关系以来,经济学家对此吵了六七十年,但是可以看到,大企业在创新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优势,有很多重要的作用可以发挥。
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很多问题不太乐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一个产业,集成电路产业,我自己计算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集中度CR4不会超过10%,甚至更低,5%或者8%,CR8也是这样的概念,但是这个产业也是高度分散的产业,也是高度被外资控制的产业。我没有太乐观的。
刚才两位教授谈到了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问题,这个也非常重要,我这张表上提供一些细节,这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自己经济,如何走自己的创新和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从这张表可以看出来,美国自己评选的一百个重要创新的获奖的一个名单,这个从1971年到2006年的数据,在100个创新企业里面,有很多都是政府资助的项目。所以发展中国家在自己走创新道路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坚定自己的信心,无论是拉美的朋友,还是中国的道路。
这就是我对上述两位教授关于创新和政府角色的评论,坚定走自己的道路,重视政府的作用,也要关注产业政策的同时,关注企业的角色和市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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