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崇礼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于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2015崇礼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于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2015崇礼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于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蔡昉表示,在“十二五”时期,我们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降到了7.6%。他预测道,假设改革效应还没有释放出来,没有其他因素,“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只有6.2%。

  蔡昉表示,中国目前遇到两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城镇化速度未来会减慢,进而造成经济增速挑战;第二个挑战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需求不足,城镇化也会放慢。

  蔡昉表示,迄今为止,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胜出。虽然过去30年,我们的城市化的速度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快的,就是在一个30年的期间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增长速度。但是,到目前为止,按照我们这个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人均GDP的水平,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滞后”是指54%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

  蔡昉称,中国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指标,叫做“户籍城镇人口的比重”,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只有37%。按照37%的城镇化率来比较,我们应该说非常的滞后了,和我们的发展阶段也是不相符的。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城镇。

  蔡昉表示,中国目前遇到两个巨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城镇化速度未来会减慢。城镇化速度的放慢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是互为因果的。

  第二个挑战,因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需求不足的问题,城市对生产要素的吸纳、吸引力、汇聚各种优质生产要素的吸引能力也就会减弱。因此,城镇化也会放慢,互为因果,构成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挑战。

  蔡昉表示,目前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人口为16岁到19岁之间,为为来这部分人口如果出现负增长,外出农民工很有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看到的就是负增长,第二季度有所恢复,但是今年上半年只有0.1%的增长率,而去年同期是1.3%,而2010年之前是每年4%的增长率。因此,农民工增长速度和外出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减慢,也是城镇化减慢的一个原因,这个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在“十二五”时期,我们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到7.6%。今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综合以上因素,蔡昉的潜在判断是,假设改革效应还没有释放出来,没有其他因素,“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只有6.2%。

  我们城镇化的边际报酬已经递减了,怎么办?蔡昉提出两个思路:

  如果把现有已经在城市常住的农民工和家属变成户籍人口,我们可以想像,仅仅把这些人变成户籍的百分比,我们也可以获得人口红利的延续和新的潜在增长力的增长。因此我叫做“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人口红利。

  另外一个就是外延上的城镇化的道路,也就是区域性一体化发展策略,像京津冀协同发展思路即是如此。也就是北京可能有CBD,有金融街,但是没有滑雪场,没有崇礼的环境,它有金山银山,可能没有绿水青山,因此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会赋予你一些新的重新配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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