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国的整体官僚体制不作为成常态，造成权力限制，这是非常不利的状态。

　　郑永年：大家好，我是最后一个演讲的，最后演讲也有好处，因为各位把最重要的都讲完了，我就做一点补充。我要讲我的一个观点和三个观点。

　　一个观察：我们今天讲法治跟市场经济的关系。习总书记提“四个全面”，第一个全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法治是第三，第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最后一个是从严治党，我觉得这个排法是有道理的。我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观察，就是说法治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跟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会法治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社会穷人太多，法治社会很难建设。我的判断就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法治非常重要，主要的还是要发展市场经济。

　　我下面谈三个观点：

　　1、我对新常态的理解。现在大家都在讲“新常态”，我们意识到中国已经从高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这个大家有共识。

　　我们也反对追求GDP主义，主要是因为以GDP主义牺牲了更多的环境代价，有太多的浪费，公路、桥梁拆了又修，修了又拆。现在进入一个新常态，就是中速增长。但是我是觉得，什么叫新常态？新常态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现在已经实现了。

　　假如说今后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十五年，能达到6%-7%的增长，那我们就叫“常态”，但如果说去年是7.5%，今年是7%，明年又一直往下掉，我想这个不是常态，这个常态是谁也不想要的，经济波动太大了不叫常态，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我最近到中国各个地方去跑，很多企业家就很担心，大家都说前两年我们就在争论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很多人都表示担忧是不是我们已经听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脚步声，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发展，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所以中国的目标很简单，要么在十五年左右，把人均GDP7500美金左右提升到一个高收入社会，提升到像日本或者东亚四小龙，如果增长太低，就有可能像菲律宾、泰国甚至缅甸。今天上午大家都在讨论，我觉得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日本东亚四小龙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陷井？主要是政府跟市场一起推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世界银行[微博]统计一百几个国家二战以后只有十几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井，那十几个国家大部分都是资源国家。

　　2、怎么样使政府发挥市场作用，现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想大家都理解的比较深刻了。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我现在发现中国的整体官僚体制不作为，去年在这个论坛上我也讲了，去年大家都在说说乱作为比不作为要好。

　　我当时就强调，乱作为是腐败，不作为也是腐败，甚至是更严重的腐败。省委书记、省长都是稀缺资源，现在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到各个地方去看，对官员来说新常态是什么？他们现在不接电话、不接文件、好好学习、看书，这样不会犯错误，这就是常态。

　　这种常态对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非常不好，习近平、李克强一直在说行政审批权下放，也已经下放了几百项，但是我觉得这些下放权利的含金量不高，很多权利地方还不敢要、不想要。现在大部分含金量高的权利还是掌握在官僚机构和政府手里面，政府官僚体制已经不作为了，就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权利闲置着，权利既没有跑到企业，也没有跑到地方政府，也没有跑到社会，这就出现权利闲置的状态，这是非常不利的状态。因为日本、东亚四小龙政府是非常作为的政府。我觉得经济发展不能靠民粹主义，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3、市场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使得政府跟市场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对官僚机构的治理也要引入市场机制，这方面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主义。我的企业如果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我拿的工资比大学教授还少，这谁给你干活？

　　我觉得既要避免以前的新自由主义，也要避免现在的民粹主义的倾向性。我觉得我们的法治还是太抽象，缺少细节，我们现在在讨论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大家用很多好的词汇，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企业跟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呢？法治就不清楚。

　　企业内部我到处去看，在新加坡也好，在美国也好，一个企业老板被抓走了，企业照样运作。我们的老板一抓走，那整个企业就要停顿了，这个边界就不清楚。我们说分权，我觉得还是要把很多的法权分下去，中央一些领域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也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主体，但是很多领域的改革它的主体还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还是社会，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下一步要全面分权，把法律的权利真正分到改革者手里面，我们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宏图才能转化成实际的中国现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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