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保罗·罗默：我们放眼全球，看到了有几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结构变革，比如说全球的一体化、科技的发展、创新的共享、人口构成的因素，很快能够稳定全球的人口，这些都是非常深入和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把农村和城市的发展结合在一起。

　　在这些发展趋势当中又会有一些矛盾，我觉得是一种长期的悲观情绪，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非常相似，当时人们的悲观情绪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大家现在有悲观情绪，可能也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能把精力放在真正的挑战和机遇上。

　　我们犯的错误就是觉得现在的环境非常艰难，社会资源是短缺的，技术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很难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一起来。如果要这样做，就需要政府有非常强大的机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投资的原因。如果我们可以发展这些机制，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就能够统一起来了。我们需要稳定的政策来应对结构性挑战，这是更加重要的一点。

　　我可能在此不太同意一些常规的想法，要想建立更好的治理机制，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创新和实验，在政府层面上，不需要更多的协调，也不需要更多的统一或者是联邦制。大家记住稳定政策要使得产出缺口保持的比较小，同时也让通胀率比较低和稳定。我们在管理产出缺口上做的还不够，所以现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关于结构性政策，我们需要增加结构性的产出，同时也应该提升生活各方面的质量，并且保持社会公正，保护环境。

　　我们再说到稳定政策可能就是不同领域交叉起来发生了很多的噪音，正是因为如此，可能会对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保持比较悲观的情绪。

　　我们再回到七十年代，在石油价格暴跌，石油危机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说经济增长不仅会放缓，而且会变成负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就没有油了。另外也说可能到八十年、九十年的时候人口暴涨可能会导致全球的饥饿，那时经济学家也相信全球各个地方的通胀都会失控，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在化石燃料或者能源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食品也大大增加，人们并没有饥饿，而且人的平均寿命从七十年代开始实际上是上升了10年，现在的主要问题可能糖尿病或者肥胖，这是因为可能吃的太多、吃的东西不当造成的。

　　从通胀来讲，实际上最大的稳定问题当时是通胀过低而不是过高，还有另外的一些进步标志，我们当时的电话大概只有3亿，而现在有10亿。从常规来说，不管是对于社会的不公也好，还是环境或者水、粮食还有增长，实际上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当时的观点都过于悲观了。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只是对严重性做出了错误的预估，我们认为很多东西是不够的，实际上结果证明很多东西是充足的、有余的。我们为什么要表示乐观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激励机制用好的话，我们可以给所有的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比方说水力压裂技术，使得我们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以通胀为目标的话，中国巨大的增长在过去的30年以及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等等，这些措施都反映出了一种创新，但是它不光只是在公司层面的创新，而是摩尔定律的效果。

　　我们是不是需要保持这种悲观的情绪呢？比方说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让银行的债股比达到30%、40%，但是在美国我们很难改编。在中国的话，可能我们很难让中国的电厂安装一些空气净化的设施，我们也很难管理交通拥堵。在二战以后，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大了，形成了威胁，但是现在我们的挑战是政府的力量太弱了，甚至连公路的合理使用都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政府，需要一些新的机制，但是它们必须是具有合法性的。

　　另外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也是一个新的机制，这是合法的，今天可能感觉会少一些，这能够给各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在这些机制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们必须要适应现在新的低通胀的环境。为了提升我们在全球机制的质量，我们需要更多的放权，使得下层能够有更多试验的机会，比方说让城市自己来先行先试。像欧洲的央行[微博]现在向我们展示了，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到处都采用这样的治理模式的话，实际上会造成人们的一些怨愤。所以不光是说你要知道做什么，而是你要让人们相信它的合法性。

　　最后总结一下，我认为常规的这种思维，通常我们在做预判或者给出药方的时候，可能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我们的药方又过于的自信，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机制来发挥作用，不让政府陷入瘫痪或者是错误的管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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