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新浪财经 顾国爱 摄）

　　新浪财经讯 3月17日 中国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61层举办2015年3月CCG名家午餐会。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

　　以下为郑永年演讲实录：

　　郑永年：今天我想讲几点，刚才他们把重要的都讲完了，我就补充几点。我也是结合“两会”和全球化、国际化讲。

　　我非常认同龙部长讲的GDP重要不重要，这几年大家都在批GDP主义，我自己也在写文章批判。但批GDP主义不是说GDP不重要。因为不管怎么样，“两会”以前习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有很多著名的媒体就问四个全面到底什么意思？我说四个全面很简单，第一个全面小康社会最最重要。前两年中国一直在谈论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我这两年在中国跑了很多地方，有些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就担心说，前两年我们谈论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但今天我们听到了“中等收入陷井的脚步声”了。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在十八大以后看到很大的变化，确实有令人担忧的地方。

　　中国现在人均GDP7500美金左右，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这一点最最重要，说明了一点，中国在下个阶段能不能把自己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最关键。有两点可以对照，不要做早期的日本，要不能是长期陷入中等陷井的国家，包括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几十年GDP不增长。刚才陈先生也说了，就是像新加坡也是有问题，但我觉得高收入社会所碰到的问题跟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是两码事，我一直在观察，亚洲四小龙，像台湾、香港天天游行示威，但比较和平和理性，没有打砸抢。我也到深圳观察，中国有点事就打砸抢，就烧人家的车，烧人家的房，我觉得很简单，你自己有车有房就不会烧人家的车和房，你自己没有车和房看到人家的房子和车就会恨，一把火就烧了。

　　所以，我一直说邓小平当时提出一部分人要先富裕起来，后来又提出来要建立小康社会，我觉得我们不光是代表无产阶级，还要把无产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他都免谈。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好的时候你去观察，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大家的活都很好过，经济不好的时候，哪怕你再民主，像欧洲希腊也很难过。所以，我一直说政府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目标，重要就是一条能不能全面建立小康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今后十五年、二十年能够建成小康社会，我觉得政府真的是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   

　　新加坡，亚洲四小龙，日本就是这样，经济起飞后二十年建立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和平民主了，当然高收入的他们也有其他的问题。所以现在来看，这一点对中国最最重要。

　　如果今后的十五年二十年，中国能有6-7%的增长，中国有可能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社会，如果没有的话，5%以下免谈，中国很多问题都会出来。

　　现在大家最常用的“新常态”，我个人理解不一样。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常态。什么叫做常态？常态是你10年到20年比较稳定的增长，这是叫做常态。如果一年7.5%，一年7%，然后又马上往下掉，这种常态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新常态我的理解，高增长已经过去了，两位数的增长确实不可能了，但要实现新常态，6-7%的增长在今后10-15年中，这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远没有实现。大家现在把新常态挂在嘴边，但新常态是什么样的内容不去讲。我觉得中国今天实际上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倒退。

　　最近我跑了很多地方，，发现有的地方官僚体制不作为。一个是有几个因素，习主席说得很对，好吃的肉吃完了，要啃骨头了，所以要有顶层设计。要有顶层设计，这非常重要，反腐败也非常重要，这是对经济体制发展有影响的。“两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有些担心，甚至稿子都没念就提前走了。所以，你要改革就要触犯人家的利益，触犯了人家的利益人家就要告你。中国人反腐败，我是觉得高层设计得很好，一到底层也有出问题的，我觉得反腐败怎样能够走到法治化，怎样的影响，我是觉得现在有些地方不作为很麻烦。

　　第二，改革方向上有的地方如何取舍。比如，国企改革，当初通过那么大的努力国企才走出困境，国企需要改革，但国企改革要什么方向？三中全会说得好要市场化，现在的改革需要市场化推动。市场化没有做完，国企还是行政积累，但是你学新加坡淡马锡制度也没有学，总体来说我觉得有的国企大倒退还是有可能的。

　　还有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环境变化变得很差。我也非常同意，西方的保护主义起来了，但中国的“一带一路”走出去也非常难。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走出去，中国不可能像西方这样实行殖民地主义，殖民地主义很简单，我和你签合同，你不执行我来打你。中国现在能打吗？也很难。早先新加坡做的时候一点儿也没有问题，因为新加坡国家小，印度也不担心，也没有国家安全的概念。但中国一去马上就出来了。

　　我就说上次和王毅部长交流的时候我也说了，中国未来十五年、二十年外交最难做。中国早期想加入WTO[微博]，中国八十年代请进来这很简单，市场开放给外国人当然人家很开心了，九十年代加入WTO是接轨，改变自己的世界也简单，现在走出去就麻烦了，到处都有既得利益，你怎么走出去呢？中国已经强大到不愿意自己再继续向国际调整的这样一个程度，同时，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其他国家向你调整的程度，所以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持久战，弄不好会出大问题。

　　最近我想中国为了下一阶段，领导人说了不要犯反颠覆性的作为，国内我找了十大可能会颠覆性的错误，我也在外交领域找了十大可能会颠覆性的错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说的四个全面第一点非常重要，后面的深化改革也好、法治也好，加了一条从严治党，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把它倒过来非常好看，从严治党最重要，我把这个稍微说窄一点，就是习近平说的关键的少数人。亚洲成功国家都是拥有关键的少数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关键的少数人，新加坡的李光耀更是关键的少数人，韩国人更一样，中国的关键少数人，当然你们作为企业家也属于关键少数人。关键少数人搞不定，就害了整个国家。

　　习近平说了，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要山清水秀，我是觉得关键的少数人能做起来，因为是少数人，你要去教育13亿老百姓这个是做不成的。少数精英不文明，老百姓怎么文明？我们现在的精英，有很多我是非常失望，真正把中国的关键少数人做好，中国才有希望。谢谢。

　　(本文为现场速记提供，未经嘉宾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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