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五届年会”于2015年2月28日-3月2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上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五届年会”于2015年2月28日-3月2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并演讲。

　　周其仁在演讲时提出了制度成本的概念，其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并非在于企业成本过快上升，根本原因是制度成本过高。周其仁建议应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曲线，促进经济发展。

　　以下是文字实录：

　　周其仁：我参加会议两天，有很多很好的演讲，有很多很好的问题，有很多很好的应答，结果我想好的东西不知道怎么讲好了。2015年前后的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一下子难以回答，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有两个办法，第一，急急忙忙找一个答案。第二，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想一想。想的时候用一个方法，往简单的思维走，有一些复杂的事情最后是简单的，所有学科，所有知识，最难掌握的是最简单的东西。因为最简单的东西是人类经过长期反复用提炼出来的。我回答不了这两天演讲中提出的很多重大问题，但是我愿意回到非常简单的东西，简单到几乎无须证明，回到这个出发点思考2015前后，中国经济当中无论宏观、微观、经济、政治当中复杂的挑战的问题。

　　成本曲线上升不可避免

　　回到原点上来，任何人要实现任何目标，无论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目标大，代价就要大一点，目标小，我们哪怕要自食其力，在社会上站住脚也要付出代价。只要想实现目标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薪资、雄心、精力，实现时你还要动用钱财、物质、人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经济学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成本。

　　成本的定义是什么呢？为实现某个目标不得不付的代价。只要有目标你就要跟代价打交道，每个人，每家公司，每个地区，整个国家都要跟代价打交道。这个交道有什么难打的呢？代价是变动的，代价成本是变动的。开始有想法时，实现它的成本可能是往下走，你想做一个事，集结一个队伍，订单开始增加，摊下来的成本就下降，这是成本曲线向下走的时期，这段时期是辉煌的，是开心的，是朝气向上的，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成本下降意味着收益在增加，当然这不一定是财务的收益，包括民生的，无形的，自我心理的满足。

　　任何曲线到一定时期一定会往上拐，你越成功越是拐点的开始，成功了就有人挖你的员工，你就要给员工涨工资，成功了就可能做错误的决定，因为你觉得上一次成功的经验可以继续用来做成功的事情，这个往往会带来错误的决策，成功后竞争对手就会增加，你要的要素别人也要。因此成本曲线总会往上走，这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可以说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只要太阳照样升起成本曲线或多或少也会照样升起，这个成本曲线是指对每个单位的产品。任何目标要实现，主体、个人、企业、国家永恒的运动就是处理这条成本曲线，所有喜悦都是一段，然后就面临成本的上升。雷军[微博]为什么做得好，第一个，毛利率别人做不到他们做到了，成本曲线控制得好，成本5%就可以把一部不是低质量的手机提供给客户，当然，你要比对手在管理成本时做得更好一点。

　　最困难的时期是成本曲线上升的时候，我讲过一定会上升，没有一个成本最后是不上来的，越成功越面临上升。经常是在巨大成功面前成本就急速的上升。成本上升后，也有企业家开始博弈，能不能上升慢一点，至少比你的对手，比行业的平均水平慢一点，这就是成本的学问，但是它总会上来。

　　靠创新找到新的成本曲线

　　任何一项事业都要付出代价，无可避免要上升的时候，还有什么办法吗？一个办法就是这次论坛的主题，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再造一条成本线，这条线无法做了，已经把你的剩余资源吃掉了，就要靠创新来改变。当然，不是所有创新一定会成功。

　　成本管理是三件事，向下走时你要节约更多成本，至少比对手做得好，当无可避免往上升时，你尽可能控制不让它升得太快。更激动人心的是找到新的成本曲线。成功企业的历史，成功产业的历史，成功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就是不断移动成本曲线。

　　互联网在什么地方？它可以大规模降低成本，不是说过去没有办法把人连接到一起，写书信也可以把人连到一起，八百里加急也可以把人连到一起，铁路曾经把很多人连到一起，电报、电话也把人连到一起，但是成本高。

　　经济增长不是一条线决定命运的，它是在动态过程中决定命运。

　　什么叫一家公司基业常青，就是百年老店，就是伟大的公司。当然我今天不想利用最后的时间班门弄斧，讨论每家公司的成本曲线移动，怎么在下行的时候把它挤干，上行的时候尽量减缓，然后不断找到新的成本曲线，而且在座的各位比我有更多的发言权。

　　这两天很多企业互相交流，我听交流的内容，就是这三招。我想讲什么呢？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当中，有比个别公司成本线移动还要重要的事情，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组织起来有没有成本？成本曲线什么特点？这里引进新的概念——制度成本。什么叫制度成本？你把所有经济活动组织在一起的成本，它不是免费的。中国经济2015年怎么看，很大程度就是看2015年中国经济成本曲线呈什么特征。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成本曲线下降

　　回顾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这段历史，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中国奇迹。1979年中国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二，非常了不起。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了不起？

　　很多人说中国人便宜，廉价。这个道理显而易见。2012年美国进行了一项调查，每小时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是64美分，同样美国制造业小时工成本21.1元多，当时美国很多政客认为找到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就是廉价，所以改善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呼声就是来自这里。你说工人成本低就有竞争优势吗？我们改革开放前的人工成本是不是更低，当前世界人工成本比我们低得国家多了去了，都有奇迹吗？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秘密是在很低要素价格条件下，把原来非常高的制度运行成本降下来了。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制度成本曲线大幅度持续的向右下方移动，解放中国人的勤劳智慧，释放中国潜在的活力，加上我们多年贫困，要素价格很低，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你过去参加国际竞争怎么可能，原来是国家专营，八个专营公司，所有的产品交给他们统一对外。1979年出口额是99亿美元，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这么点出口？因为制度成本高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正的秘诀，真正的要害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把不恰当的组织方式、经济运行方式坚韧不拔的一刀刀的改过来，图形上看就是制度成本曲线。

　　现在新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在高歌猛进创造奇迹的同时重新掉头向上了，我们多年的成本优势在迅速消失。

　　刚才公布亚布力企业家信心指数说明，成本优势没了，现在美国厂、日本厂纷纷往外跑，微软[微博]关闭了在南方的基地，9千工人的劳动合同解除，现在是个别消息，统计上看还没有酿成趋势性的变化，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中国社保缴费偏高 制度成本出现问题

　　所有劳动力都有“老”的问题，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的保障体系运行的效率怎么样？全世界工资百分之几是保障，美国怎么样，西欧怎么样，日本怎么样，比来比去我们这个部分偏高。这个钱从市场里拿，不是雇主交就是工人交，拿出以后交到市场上去了吗？这是宏观经济中很大的问题，经济下行利率还这么高，怎么会缺钱，发了这么多的货币怎么会缺欠。货币政策确实要有反思，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定要增加灵活性，这是一个问题。

　　去年年底，中央财政趴在中央银行帐上4万亿，财政部没花出去，所有公营机关，形形色色的事业单位，他们在帐上没有花出去的钱有28万亿，加到一起32万亿的钱在帐上。经济下行，发改委急得天天批项目，这是什么问题？好多钱从市场里抽出来没有回到市场里去，市场当然缺钱，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制度成本问题，不是要素成本的问题。你看起来是工人工资高，社保是法定必须交的，钱交了以后怎么运行。陈东升收了这个钱要有效投出去用进市场。如果有一块钱是从市场里抽出去不回到市场里去，经济运行的代价就要上升。当然还有好多问题。

　　《劳动法》部分条款不符市场经济原则

　　2008年通过的新《劳动法》，有道理，因为收入分配，也有最基本社会公正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条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连北大[微博]都受到了波及，请来的人好好工作，但是突然说不能续签合同，《劳动法》写明，签过两次合同就要永远聘用，这个法律条款道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签两次合同就要长期雇佣了。

　　讨论时我提了一个相反论据，我说你还要有另外一部法保障这部法的执行。所有消费者只要买两次衣服就要一直买下去，饭馆吃两次就要一直吃下去。你需求不保证它怎么保证的了。人不买我的东西，工人怎么长久雇下去，但是这写进了法律。法治要有很多力量的参与才能让法律变得合理，因为制订合理的法律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且在不同利益中要有正当公开的博弈过程，才能形成“良法”。现在是升的快，但是要不要升那么快，有没有余地。这部分不是要素成本，是体制运行的成本。

　　国家体制造成企业成本高昂

　　2005年我在浙江台州做过一个调查，对象都是制造企业，就是快餐刀叉，几年不见，今年两个老总跑到北大看我，告诉我说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了一个厂，我说你们到那边开厂怎么赚钱，有什么优势。他说那边比这里便宜很多，税收比我们这里低，电费低，人工技术比我们高，劳动生产率高。所以最后商业决策就是较高的劳动成本被生产力抵掉部分剩下就是运输，因为新上的项目就是快餐纸杯，美国需求量大。

　　我们很多厂走出去了，走出去就有数据对比，国外收多少税，你收多少税，国外收了税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收了税提供什么服务，这些都是制度成本的问题。昨天冯仑在小组上讨论说，在各地房地产项目当中，中国的房地产项目土地成本全部平均占50%，一线城市70%，日本只有15%，堪培拉只有12%，你看看我们城乡多少土地没有好好用，很多潜在土地没有供应出来。现在政府主导城市修得啊，很多地方缺东西，没有人。这都是成本，这些成本不是个别公司的生产成本，是国家体制运行成本的问题。

　　这次论坛有一个高端对话是广昌和艾特·凯瑟克，主持人问大陆投资回报率很高6%，香港0.5%，欧盟是2%，你们为什么还要出海投，广昌回答投资回报率确实国内高，所以全球运用的资源是要投回中国来，这个答案我们都听见，他讲了一个答案引起我的注意，中国民营企业如何筹资，海外筹资成本低。如果你在中国筹资，回报率8%，你的资金成本是多少？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企业。广昌是有名的大型民营企业，他的筹资在国内就很高了，小的民营企业没有10%不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国务院着急加强投资。不是中国缺钱，我们是世界上最高的储蓄国家，50%是储蓄，但问题是这个钱进去再出来就是贵。现在最好的是在全球低融资成本的地方筹资到中国来投，沈南鹏[微博]你说对不对。

　　你再看5年10年后，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如果我们在整个国民经济成本曲线下，没有跟成本博弈的能力，每家公司谁也跑不掉，土地贵，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的态度是从历史经验中找，过去中国哪来的民营企业，都是不合法的。

　　经济行为应遵守普遍规律

　　第一个民营企业是广东的，今天没有多少人记住它的名字。越没人记得住我越要在讲下去，要让年轻人知道，那时候广东人要吃活鱼，市场没有供应，于是，陈志雄包了一块水养鱼，然后扩大规模，那时候说雇7个工人有点剥削性质，超过8个人就是资本主义了，但陈志雄雇了20、30个人。

　　后来鱼供不应求，但是，这事儿却从县闹到市、省，一直闹到中央，这个查那个查，最后总算没有作为资本主义打下去，但是也没有完全合法化。

　　你再有能耐你今天看企业里冒出多少英雄，英雄是时势造的，当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今天论坛的主题，你要有一套法治。不能说谁有一套看法，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任何人群都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能影响行为，不能随便说这个事不能干，因为有人有看法，你永远可以有看法，但是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行为不合法，它要经过公开的程序制定，要得到普遍的遵守，没这个东西能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今天我们都懂了法无禁止则可为，法治不是一个遥远的词。一套制度在一个历史条件下形成，大量的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要求带来整个国家的游戏规则，法律专项的，笼统的，一般的，变动的，问题是什么力量推动变动。

　　现在都在讲新常态，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去河南视察时，最早的提法是适应新常态，这是2009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银行家提出的，别想快速回到之前，负面效果时间长会出来的，所以新常态所谓是“新”。

　　但是现在新常态讲得这么普遍后，我觉得新常态里有几个词很重要，无论是说从17%降到7%、8%就是新常态。同样的公司销售增长10%，成本增长状态也会与以往内不同，没有成本线的博弈，没有不断向右下方移动的成本线，光增长不一定能保障我们实现所谓全面小康。现在总的来说，刚才企业家信心指数也证明还是57，至少在亚布力调查的企业家对未来比较看好，乐观的朋友更多，我总的基调也是蛮乐观的。

　　但是没有说多少年以后你是第一，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你看看上个老二变成老大了吗？没有。他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所谓行为当中成本曲线是决定性的，中国经济再火红，数据再好，故事再多，成本曲线一定会向上移。最后的不是成本曲线向上移，而是我们在竞争当中能不能移得慢一点，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向右下方通过制度创新，把成本曲线通过创新移下来，争取成为基业常青的国家，不断的动。

　　我最后留一个问题，我们能干点什么？我们在对付要素成本上时可以使出浑身解术，但是我们对付制度成本的变动上能否有所作为吗，亚布力能有所作为吗，老年亚布力不能有所作为，年轻亚布力能不能有所作为，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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