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于2015年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于2015年1月24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出席并演讲。

　　李伟表示，我国经济增速出现减缓的现象，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但不会是断崖式的。其对此判断的依据是，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巨大，这本身就隐含着巨大的潜力。同时，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仍在继续释放。

　　对于新常态下的政府职能定位，李伟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认为，政府应尊重市场力量，主动调整发展思路。应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减少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产业优化升级方式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有力的环境上。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在动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优胜劣汰和产业升级，严格的执行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则，为转型升级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等。

　　李伟告诫成，进入新常态时期，产业和技术发展不确定性加大，扭曲的要素价格在促进投资的同时也带来普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特定领域的扶持面临失败的风险更大。“光伏就是一例”。

　　李伟表示，新常态下，政府首先要调整增长目标确定的依据，更多关注效益性的指标，尤其不能使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变为现实中的指令性的、计划性的增长目标。其次，宏观调控应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第三，新常态下既需面对全面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培育和发展新产业。第四，宏观调控应更多关注供给式效率和能力的提升。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伟：尊敬的徐匡迪副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参加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对论坛能够连续六年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借此论坛机会，我想就大家都已熟知的新常态，围绕深刻理解新常态的内涵，推动经济发展迈向新台阶谈几点看法：

　　第一，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面向更高水平的必经阶段。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

　　大家知道，以工业化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大幅增长源于18世纪，在短短300多年的历史中，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财富积累的程度，无论是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后发追赶型的工业化国家，在这一发展进程中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对此都有过很多比较详尽的描述，如后发优势决定追赶型国家发展阶段性特征。所谓后发优势，我们通俗地理解就是沿着前人已经走过的路来前行，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发展的不确定性。先行国家渐次出现的新技术，也可以在短期内为后发国家集中利用。先行国家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漫长演变过程，后发经济体则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

　　举个简单的例子，像美国普通家庭都是先购买汽车，次购买冰箱、电视，再购买电脑，然后智能手机等等，这个大体经过了百年历史。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改革开放30多年来，30多年当中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我们现在高端产品拥有总和在世界位于前列。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在后发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通常也就会在前段发展期出现高速或者较高速的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先行国家的差距缩小这一时间段会大大压缩。

　　但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渐削减，经过一段高增长以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会明显回落。这个回落的时点，对于那些最终成功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发展过程中分析，大多发生在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1万到1.2万之间，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无一例外的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国家是一个快速工业化发展的国家，虽然我们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但发展的轨迹总体来讲也还是延续这一历史规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元，经济增长换档，减速的特征十分明显，就是现在中央所做的新常态的大逻辑的判断。

　　中国经济呈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正是由工业化特征下，后发经济体发展规律主导所致的，目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尚未完成，正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进程后期阶段推进的直接体现，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

　　对于新常态阶段的定位，曾培炎副总理的评价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认为新常态既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但也不是很长时间，所谓短期不是两三年的概念，所谓长期也不可能一二十年的时间，我很同意这个分析。我们新常态最重要的背景是三期叠加，我们不希望一二十年才能完成阵痛。

　　第二，新常态最核心的特征是增长动力的新旧接替。启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进程最根本的因素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使个人、企业的自主性和活力得到了巨大释放，对外开放给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使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全球新的分工。

　　改革与开放之间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使我国经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另外一方面，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充分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和接受国际的产业转移，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市场，不仅带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制造业部门，而且使先进技术不断的由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扩散，为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大量急需的资金。

　　对内方面，则顺应人口集聚和阶段性消费的需求，抛弃原计划经济时期“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发展思路，按照市场的需求逐步升级进行投资和生产。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内部市场的快速成长，规模经济的效应在这30多年的时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上中国特有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使得各种有效的做法和发展模式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直接可以引进吸收的技术，巨大的内部市场，强有力的政府及其资源的动员能力等，成为支撑我国过去30多年来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

　　然而，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人口快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已过，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目前我国人工成本已经明显高于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越南、孟加拉等国，特别是印度、越南、菲律宾，他们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我们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与墨西哥大体相当，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向外转移，开始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10、2011年，因为2010—2011年我到东南亚考察，那时候已经非常明显，尤其是纺织行业、鞋类加工行业等等，一些民营企业家，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市场的变化在民营企业家身上最早得到了体现。

　　其次，过去推动生产提升主要靠两个途径：一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特别是制造业。二是通过引进外部先进技术，实现技术的快速突破，这条两目前已经在转变了，这两个途径的作用都在明显减弱。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已经不大，转移速度和规模都明显收缩。同时，随着我国技术的长足进步，部分领域已经接近技术的前沿。过去我讲这个问题用到一个词，过去的工业技术是望尘莫及，现在是紧随其后，有的技术已经是并肩前进，触手可及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核心技术，发达国家对我们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高端技术的直接引进更为艰难，未来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产业内部竞争升级，尤其是自我创新。

　　三是过去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的约束小，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原有的发展模式对经济环境的压力快速出现，粗放型、破坏环境资源的发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随着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清新空气、清洁水质和良好工作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顺应人民需求，提供生态产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毫无疑问势在必行，尤其是北京，京津冀、华北、东北地区，现在在空气的污染方面，已经不是在有害的空气当中生存了，而是在有毒的空气中生存。

　　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供给和需求都发生明显的变化，约束条件不同以往，这些都意味着原来的增长动力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的动力正从要素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相转变，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迈入更高的阶段，更高的水平，关键在于新动力能否顺利、平稳的接续。

　　第三、新常态下，风险、挑战和机遇并存。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实际上也积累了不少风险和挑战。当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些风险往往被掩盖，一旦速度降低后，这些风险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强。

　　比如现在制造业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面临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不可避免的会引发产业更替、企业淘汰、员工转岗。在地方政府型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企业互联互保等方面，实际上也都潜伏着不小的风险。高杠杆、泡沫化最终都会向财政、金融领域聚集。

　　同时，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同样突出，发展初期，当人们的温饱问题未解决的时候，和解决了温饱，已经迈入或者即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之后，对社会、对公平、对正义方面的要求将会有大幅度的改变，或者有大幅度的提升，对公平正义要提出更高的诉求。

　　相应的，在政治诉求方面，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着收入差距，尤其是贫富差距，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等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直接的导火索。而一旦社会稳定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的进程以及发展的进程可能就会放缓，甚至会中断，就是“拉美魔咒”，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新常态下必须面对而且需要妥善处理的风险和挑战。

　　在看到风险和挑战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重视新常态下蕴含的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经济的质量，提升产业的结构，并创造出新的更高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比起传统产业的需求，虽然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出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十分巨大，国际上对我们出口的需求增长确实是放缓了，过去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甚至更高的增长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这一点我们还是从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新的调整过程中作出正确的判断。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确实也会增加成本，而且现在粗放式增长方式带来对治理污染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这是事实，提供需求快速增长的生态产品，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则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速减缓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但不会是断崖式的，因为我们国家区域发展的差距巨大，差距巨大的本身也就隐含着巨大的潜力。我们有2.6亿城市的农民工，每年还有新增加的劳动力转移，这些在未来都是可以成为城镇居民的。还有1亿的城市棚户区居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还有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需要脱贫，两个数据，一个是按1美元一天的联合国[微博]极端贫困水平，我们现在不少于8千万，已经低于1个亿了，但是如果按照2美元一天生活水平贫困人口计算，我们还在2亿左右。这些既是我们现在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薄弱环节，但同时也是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

　　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仍在继续释放，每年我们还有700万大学生毕业，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更加深入、更高层次的融入全体分工。我们的创造、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加强，新优势正在逐步形成。我国存在争取中高速增长和经济中高端发展水平的有利条件和现实可能，这次克强总理在达沃斯会议演讲中提出了两个中高，一个是努力争取经济的中高速发展，第二个是在这种发展中要使经济迈入中高端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认为，是具有现实条件的，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四，新常态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新常态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更高阶段演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政府尊重市场力量主动调整发展思路的战略选择。大家可以回顾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开始与计划经济的体制和物质基础，政府对促进经济持续高增长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通过土地资源、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鼓励企业到本地投资，提高了全社会投资率和经济的增速。

　　政府积极参与推动了我国高增长，当然这种高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比如产业未能按区域经济规律布局，降低了整体的效率。以省地市级政府各为一个经济发展的相对独立体，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相互竞争是有利的，但是在产业结构这些方面也形成一个独立体，甚至从省市来讲，可以形成一个不是国家的，但是相对很强的地区保护主义的发展体。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产业发展的趋同性，尤其是前几年政府发文促进某个行业新兴产业发展。在本市尤其在本省做规划时，对他们来讲都是新兴产业，都是他的产业结构从某种角度讲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一放到全国的大市场，尤其放到世界的大市场撞得太厉害了，光伏就是典型的案例。

　　扭曲的要素价格在促进投资的同时也带来普遍的产能过剩，进入新常态产业和技术发展不确定性加大，政府对特定领域的扶持将面临更大的可能失败的风险。建立统一高效的市场需要政府减少直接干预，高增长时期政府参与经济增长的角色与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极大的不同。

　　新常态下，更好的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需要减少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产业优化升级方式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干预。与此同时，要将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有力的环境上来，重点在于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在动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优胜劣汰和产业升级，严格的执行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则，为转型升级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等。

　　第五，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原则和近期政策重点。进入新常态，市场经济的广度、深度持续提升，市场力量进一步加强，适应引领新常态需要政府调整宏观调控的思路和工具，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增长目标确定的依据，供需条件变化和资源环境约束降低了我国的潜在增长力。确定宏观调控的增长目标，应该更多关注效益性的指标，尤其是不能使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变为现实中的指令性的、计划性的增长目标。多少年我们都说预期目标，7%或者8%左右，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实际成了指令性的、计划性的，这是我们现在发展方面的一大忌。

　　其次，宏观调控应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进入新常态，市场扩张速度下降，竞争加剧，优胜劣汰增多等都会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

　　三是新常态既需要面对全面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培育和发展新产业，经济增长目标间平衡的难度更大，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更多实施差别化、精准化的调控。

　　四，在做好需求管理的基础上，宏观调控应更多关注供给式效率和能力的提升，在人力资本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和创新等方面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切实将增长的驱动力更多转移到创新上来。

　　新常态下，经济运行国际化水平大幅提高，宏观调控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能力。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从2014年全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来看，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很可能是延续缓慢下降的态势。

　　我前天看北大[微博]一个经济研究所对2015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指标进行了预测，预测2015年经济增速在7.2%。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这表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幅度带来的负面作用仍在继续，稳增长、控风险、促转型仍是今年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需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要抓紧推出一批能对需求产生积极作用的改革措施，在拉动短期需求扩张的同时，改善长期的供给效应。与此同时，今年仍然需要密切关注房地产、产能过剩和金融领域的风险状况，确保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

　　各位嘉宾，中国经济的发展所处的新常态，我认为既是由过去时发展而来的现在时，更是蕴含巨大变革创新活力迈向新阶段的未来时，认识新常态很重要，适应新常态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引领新常态，这个大逻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工作会议上非常明确的，认识、适应、引领，我认为关键是在引领，只要按照这个大逻辑做好引领，新常态这个大文章才能实现由三期叠加的阶段向更高级、更复杂、更合理的演化。

　　鲁迅先生曾经有两句话：桃花珍春如珍命，志者惜时如惜金。我们要顺应时代的步伐，尽快将思路和行动统一到新常态的大逻辑下，奋发有为，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政策研究的重要机构，我们愿意与大家一道共同探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国经济发展顺利迈向更高阶段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