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

　　新浪财经讯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共同主办的亚洲金融论坛1月19-20日在香港举行，在“中国机遇”分论坛上，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 问题三，2015年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一是全球经济危机，二是出口需求下降，三是房地产市场崩溃，四是恶性通货膨胀，五是社会及政局不稳，六是地方政府负债和影子银行问题。投票结果：1、9.8%，2、7.4%，3、25.3%，4、4.6%，5、11.9%，6、41.1%。

　　姜总同意这个吗？

　　姜建清：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应该值得关注，但是，所有的问题最后得出这样的比例，我倒有一点不太同意。大家把很高比例给了政府负债和影子银行的问题，不过比例比去年有所下降，代表大家看到了这方面治理所取得的成效。但是我认为这个比例还是过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担忧是有点过度。当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还要继续治理。今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将来哪些完全纳入到政府的债务，哪些由独立的公司来承担债务。影子银行这一年来，监管部门很努力，影子银行这方面是有很大改进的。香港，大家对于房地产比较关注，可能不少公司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房地产崩溃，这个题目讲得有点过度。房地产总体来看不会像过去高速成长期，这个时代是过去了。但是中国有非常刚性的对房地产的需求。在一些地方，库存过度的地方做适度的调整，需要一些时间消化。但是总体情况，我觉得房地产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会达到比较稳定、均衡、适度的发展，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风险危机。

　　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全球经济危机比例是在提高，我倒觉得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像现在欧洲的问题，我觉得也是风险比较大，而且马上要采取进一步宽松政策。新兴市场经济总体来看也不是特别好。这对中国的出口会有很大的影响。出口问题会带来就业的问题。所以我想都很重要，但是它们的比例太高的要做一些调整。

　　陈启宗：第一和第二是相关的。

　　姜建清：第一和第二是高度相关的。

　　陈启宗：两个加起来也就是17%-18%。葛总怎么看？

　　葛华勇：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是我认为都不构成最大的威胁。应该说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摸索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讲，中国驾驭经济的能力和应付各种风险的能力都有很大提升。如果把这六个问题都作为有一定风险，我感觉可能提起来更加符合实际。如果这几个排位，我也同意观众的意见，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和房地产的风险。房地产在中国过去十几年是高速发展，也是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房地产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不会崩盘。我的看法是这样，第一是中国城镇化的步伐还在继续，城镇化要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移到城市，所以需要房地产，也就是刚需还是有的。同时结构性的调整，改善型的房地产需求的量也比较大。而且房地产从来都是一个地区性的市场，不是全局的市场，所以二三线城市风险大一些，但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可以说刚需还是很大的。所以说会有风险，但是不会有崩盘的风险。

　　地方政府负债比例，这些年增长比较大。我记得2013年6月底有一个数字，好像是10.9万亿。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控制地方负债的增加。同时国家预算法也对地方政府的负债赋予了责任。另外，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和其他几个问题，特别是房地产问题联系起来看，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地方政府很多收入，过去这些年都是靠卖地增加的收入，如果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地方财政的收入。所以这些问题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这些问题同时爆发，可能对中国经济会构成最大威胁。

　　陈启宗：我们对第四个问题进行投票。

　　问题四：你认为人民币何时将可以自由兑换？一是2年内，二是5年内，三是10年内，四是10年后。

　　1、5%，2、39.2%，3、37.2%，4、18.6%。

　　陈启宗：这个有点谱，你认为有谱吗？

　　葛华勇：这个回答代表了广大听众的期盼，自由兑换看怎么理解，一种货币的可兑换，正像刚才姜董事长讲到的会经历几个阶段。一个是经常项可兑换，经常项可兑换在中国1996年就实现了，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对成员国的要求。再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再到区域性的或者完全自由兑换。从发达国家历史来看，一般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

　　当然，历史也不会重演，因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开放度，这些年越来越快，越来越开放，而且成了全球化。贸易也好，资本流动也好，越来越没有限制。但是，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兑换，我认为取决于市场需要，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度，也取决于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去的需要，所以我判断5-10年是比较客观的。

　　张磊：我认为不离谱，如果大家都有这种预期的话，可能会实现得更快。

　　陈启宗：我有一个问题，内需这个问题，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来推动内需呢？

　　葛华勇：比如说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直在解决惠民方面的问题，比如养老金逐年提高，我记得已经连续十年了。比如说在解决医疗保障，在解决教育的公平化方面都增大了投入。我认为老百姓在就医、上学、养老这些问题有了保障以后，他们所存的钱就会逐步用于消费，就会刺激经济的增长。

　　陈启宗：有一个问题是我个人很注意的，为什么现在高档的产品，那个税还是那么高？就奢侈品的税，这是把人赶到香港、新加坡、法国买东西，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失去的税收绝对是不值得的，要是降低一点点奢侈品的消费税，可能国家会得到更大的税收利益，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葛总，对你的影响更大。

　　葛华勇：当然了，我希望少缴税，多给持卡人红利。但是我认为可能跟消费的习惯和消费的理念有关系。亚洲国家，很多消费者都追求名牌，所以在内地买得贵，所以就跑到香港，跑到海外去购买。这实际上有一个过程，在消费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我感觉消费理念和消费的习惯也会变化。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有购房的爱好，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发展这么迅速，和消费的不理性化有关系。很多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在购房，这在国外成熟市场不是这样的。比如青壮年购房是正常的，甚至有些人退休以后也在买房子，有些小孩子刚刚出生，父母就给他买了房子。这都是消费的不理性，所以对房地产的刺激作用很大。但是在国外一般是三十多岁有工作了先租房子，四十多岁工作固定了开始卖房子，到六十多岁卖房子养老了。你刚才讲奢侈品的消费，和消费理念、消费习惯有关系。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理念的变化也说明了消费会逐步走向成熟。

　　陈启宗：那中国一定是大市场，我弟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多年来跟我说有严重的病，梅奥是美国最好，也是世界最好。现在张磊带到中国来了，这对中国人有病没病都是好消息。

　　刚才有两三位都提到电商的事，电商这方面好像中国的发展比外国都要快。不然阿里巴巴[微博]也不可能抓到250亿美元IPO，是飞跃过去了。你们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一点，在其他领域大概也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不过先问电商的问题，这对葛总也很重要的，银联是比他大的，电商会不会把你一部分的生意抢去了？

　　葛华勇：现在客户的需求确实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科技的发展，给人们的消费习惯带来了变化。银联卡作为一个支付产业，是支付产业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也深深感觉到创新和互联网的发展对我们的竞争构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每次科技的发展会带来支付产业的革命。但是网上的支付是未来支付的一个发展方向，而且也会带动整个支付产业的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银联也做了很多尝试，我们现在也提出来要打造网上银联。就是我们做好线下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我们要发展新业务，我们要搞手机支付，我们要搞非接支付，我们要搞远程支付，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潜力。但是我也相信网上支付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银行卡支付，就像银行卡发展了几十年的历程没有取代现金一样，各自适合各自的消费群。但现在的消费者消费需求、消费感受要求越来越高，作为一个支付行业的卡组织，我们会为了满足客户这方面的需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陈启宗：葛总，有一个问题，我认为有点不大合理，但方向却是对的，问题就是中国大概到什么时候消费才可以超越投资，成为GDP里面更大的份额？现在中国的消费大概是36%，美国大概是70%。中国在这方面不要说到70%，涨一半就已经很不得了，您认为会涨到什么地步呢？能够成为经济里一个主要的动力，甚至超过公共投资领域吗？

　　葛华勇：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地考虑，但是我认为消费占GDP当中的比例逐年提高，说明经济体例发达的程度。上午肖钢主席在演讲中提到储蓄率超过50%的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在亚洲，说明亚洲人对于储蓄的习惯是非常浓厚的。当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服务贸易高度发展的时期，消费一定会逐年提高。中国的情况，我看未来几年会逐步提高。

　　陈启宗：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消费的问题，也谈了关于出口的问题，消费大家都听到了，在座的三位都可以告诉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视这一块，而且是大力推消费。但是，基本建设方面，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城镇化建设正在推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谈谈这方面的可能性。香港在投资方面很有这方面的经验，应该可以在中国的PPP模式中扮演一些角色吗？

　　姜建清：绝对会发挥好重要的角色，所以这又是一个新的机遇。PPP的模式在中国是非常鼓励开展的，当然推进的过程中有些法规、制度还不是很完善，所以先行者恐怕要做一些探索。

　　葛华勇：我同意姜董事长的观点，虽然城镇化得票率不高，但是我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步伐还会继续。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才占到53.7%，与一些成熟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我记得大多数都达到了80%，甚至90%。而且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有统计讲会拉动投资3.7个百分点，会刺激消费1.8个百分点。所以我认为城镇化的速度还会稳步提升。

　　陈启宗：好的，时间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好多外国朋友们都批评中国，说公共建设的投资太大了，比重太厉害了。但是我说第一，中国有的是钱，继续投资是有钱的。第二，需要也是很大的。我前两年从沈阳到济南去，飞机不行，高铁也不行，要开车子。基础设施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改善，投资是为长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口要看外面的市场，消费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情，公共投资这块再大一点，你们有没有像外国人那么担心？

　　姜建清：我觉得还是要根据需求和可能。所谓需求就是经济建设迫切需要这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看到中国这么大，所以在许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比较落后的，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第二是可能，根据财力、根据需求时间表，我觉得根据需要和可能，必要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葛华勇：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必要的，而且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不一定很快见效，而且也不会很快收回投资。但是从改善服务和经济建设的后劲来看，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