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共同主办的亚洲金融论坛1月19-20日在香港举行。

　　以下为“在增长与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分论坛文字实录：

　　主持人：这是有关政策对话的一节讨论，在增长与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我们讨论的阵容非常的强大，首先有请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先生上台担任主持嘉宾。

　　陈德霖(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每年，每次我们的“亚洲金融论坛”都会有一个政策对话环节，那么在这个环节，我们会邀请到一些世界各国主要的监管机构的监管负责人和相关的央行[微博]负责人，来和我们共同探讨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以及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年我们非常荣幸，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些重量级的嘉宾，我想给大家逐一做一个介绍。

　　首先在我们的最左边，是卢森堡财政部长皮埃尔•格拉美亞先生；坐在他旁边的，是瑞典中央银行行长斯特凡•英韦斯先生，也是瑞典巴塞尔3协议的会长兼执行主任；第三位是欧洲银行管理局主席安德列•恩瑞亚先生；在我的左边是澳洲助理财长费登堡先生；然后是爱尔兰财政国务大臣西蒙•哈里斯先生；在我最左边是俄罗斯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柯西尼娅•尤达耶娃女士。

　　首先我想做个简短的评论，然后我会启动常规的一个投票，我想邀请各位对接下来的三个问题开展一个投票，在投票结束之后，我会请每一位发言人做一个评论。在讨论结束的时候，再会请出我们的几位讨论嘉宾，对我们投票的问题做一些评论和解释。

　　我们都知道，从来没有一样东西叫做完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和世界是远非完美的，它充满着紧张、冲突、矛盾，同时还有很多的惊奇。有些我们所处的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阵痛、是不安，包括金融危机，6年前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不安和阵痛。之后我们开始致力于金融秩序和金融结构的冲减，然后在金融产业和金融创新方面的探索是不遗余力，大家已经恢复过来，我们抵御和风险和冲击。金融的资本、流动性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措施，包括G20结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包括一些机制，来促进和推动金融改革。这些都旨在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更为的稳固和强大。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听到说这些规管，可能有些时候会让银行无法更好的发挥，或者是来扮演某些它应该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所以这样的一个讨论就出现了。我们是否能够把银行变得更为具有响应度，或者说银行是否能够变得更为的灵活，能够适应我们不断变化中的情况和实际。

　　其实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妥协、有很多的平衡、有很多的制衡，有些时候你看到了一个问题，你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也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双赢的办法，实现问题的多元化的解决？

　　自从2011年以来，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之后，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有许多国家在主权债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开始自我引导了一系列金融为主的改革措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现在的增长其实是非常的疲软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这些措施是否得当，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复苏比较低迷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那么快，是否是因为我们采取了过渡的措施导致的，或者是正好相反。如何应对这样的环境，如何使我们的政策措施变得更加灵活？所以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看第一轮的投票。

　　投票第一轮问题是什么？自从金融危机之后，有很多的金融机构，包括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管理机构组织以及其他的监管机构以推出多项金融监管改革措施。比如说比塞尔协定三，对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作出新的规管，以及场外衍生工具市场改革。您认为这些对监管机构所推行的改革是否足以令全球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稳健？

　　给大家30秒来投票。

　　这个结果让大家感觉到出乎意料，我本来觉得，作为银行家，是否金融监管已经过度了，但是好像近50%的听众认为现在监管机构方面推出的改革措施是不足的。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对比较简单，您认为至今推行的金融改革监管措施，是否明显地抑制了私营机构贷款，积极经济的增长，是、否，还是不知道？请投票。

　　50%以上的投票者说是“有”，37%说“没有”，10%说“不知道”。

　　看一下第三个问题，自2011年，其实就前面提到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许多欧洲国家都实施了财政的紧缩政策。鉴于目前欧洲经济的增长比较乏力，同时也要承受财政紧缩所带来的痛苦，那么有关的当局应否考虑至少在短期之内推迟执行紧缩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应该？还是不应该？还是不知道？请各位投票。

　　约52%的人说“应该”，39%的人说“不应该”，8.9%的人说“不知道”。

　　好，这是我第一轮的三个投票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看法分别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讨论嘉宾，由于时间比较有限，所以每一个讨论嘉宾能否简短的就你们的讨论发表各自的观点，这样的话，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请听众来提问，有请皮埃尔。

　　皮埃尔•格拉美亚(卢森堡财政部长)：

　　谢谢。女士们、先生们、组织方、主办方，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邀请我来参加本次“亚洲金融论坛”。我被告知第八届“亚洲金融论坛”，8是幸运的数字，所以我相信本次论坛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而且我现在只有8分钟发表我的演讲。现在主持人告诉我这个8分钟又改到了6分钟，所以我要尽我全力在6分钟之内完成我观点的阐述。

　　2015年卢森堡将会担任欧联盟轮执主席国，所以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亚洲，来到香港，能够更好地来和我们亚洲的同行、同事、朋友们一起交流有关亚洲金融发展以及全球金融发展的问题。

　　这个会议在我看来，其实是需要我们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会议。一方面我们需要来解决增长的问题，第二方面我们又希望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一个要稳定，一个要增长，如何把两者进行结合起来。大家一定会想要了解欧洲是怎么做的？欧洲是否做得更好？

　　从卢森堡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的经济增长从总体来说，从1%增长到1.5%，应该说出现了一个缓慢复苏增长的迹象。这个数字其实不仅是在欧洲，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好转。所以我感到非常自信的是，我们可以在原有基础之上实现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但是我有四个理由来认识：

　　第一个原因，由于欧盟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非常努力地去致力于解决它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在欧元区中来解决一些内在的问题和结构性的矛盾。现在欧元区的管理，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我们之前所设定的一个目标。我具体的就不去谈了，欧元区的管理措施和监管措施有非常多方方面面。而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做了很多质量的评估，包括欧洲央行，以及欧盟其他的相关金融机构，都做了很多评估，尤其是对欧洲几十家银行都做了系统性的评估。在该基础之上，我们打造了一个系统的结构性的架构，那就是我们如何为银行未来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同时能够引入更多的系统性和稳定性。我们同时又能够更好地去协调纳税人和赋税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措施的出台，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巩固和捍卫对于未来经济复苏的信心，使我们金融体系能够获得一个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与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银行体系和银行联盟，已经开始不断地来实现发展的提速，而不是刚刚开始实行，这就引到我第二个理由。

　　在过去几年之中，我们都看到了欧洲，尤其是在投资方面、吸引投资方面一直是落在了后面，和亚洲、美国等在内的国家相比落在了后面。而我们也认为这个不是由银行业所导致的，而是由于欧洲目前实施的一些项目内在的问题所导致的。那主要是可能由于这些项目的实施，缺乏一个结构性的统一的观点和一个长期的发展眼光所导致的。所以欧盟委员会开始新一轮的改革，注入1150亿欧元对整个体系进行提振。现在在我们欧洲投资银行，尤其是在卢森堡的投资银行之中，已经有了许多的基金可供投资。在EIB等各个投资工具的刺激下面，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和资本的对接。可以说这些合作和对接，能够进一步刺激和提振不仅在欧洲的金融复兴和整个世界的金融的复兴，那么这些项目我相信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去探索和挖掘包括香港在内的一些融资的潜力，尤其是包括中国内地所在内的市场融资潜力。那么我们认为，把那些投资能够服务好，其实也对于很多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等在内的因素，那么我们相信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成为另外一个刺激因素来促进欧洲经济的复兴。现在以香港为中心的离岸中心清算和结算机制的建立，证明欧洲可以成为这方面的合作伙伴。

　　我第三个要谈的要点，那就是油价的不断下跌，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我很惊讶能够看到那么多的报道，都说油价下跌是持负面的态度和观点，它会带来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它会带来进一步的其他商品价格的走低等等观点也是甚嚣尘上。我想说的是，低油价将会使我们的产业，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的产业，能够有更加高的生产率，这是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是我们的购买力，尤其是我们民众的购买力也会大幅度上升，我相信它也能够在短期之内冲上一个新高。而且你会看见高购买力将会带来高消费等级，所以我相信这个也将会重塑和改变未来，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域在内的消费结构。

　　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当中，货币政策在欧洲一直是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和优化过程当中。欧洲央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能够使欧元在我们的银行体系之中获得一个蓄水池，同时提供一个很好的避风港的地位。那么现在银行的刺激一揽子政策的出台，也会使我们进一步的意识到货币政策，现在也正在考虑所谓的退出量化宽松，这个也会带来新的其他的问题。我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个要建立起一整套的规矩和规则，这个在我看来才是最重要的。任何改革的措施和项目的推进，都会有正面和负面的看法和社会影响。而如果我们能够把结构和框架搭好，有一整套得到广泛和多方适用和接受的规则和原则的话，它将有效的刺激投资的进一步的增长。而这种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几年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Stefan Ingves(斯特凡•英韦斯)：

　　我想感谢会议的主办方给了我这个机会能够参加本次亚洲金融论坛，我很高兴在此有机会回到香港。这是有关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对话，看来是两个轮子，或者说是辅于一个目标的两个方面。在我看来这两个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矛盾和对立，每一个都是从某一个方面给予对方更多的支持，也就是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人都提到金融稳定会对我们未来的经济生产，不管是流入、流出还是资本流向都会产生积极深远的作用。对于实体经济和金融产业来说，这两个元素不仅是国家性的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性的因素。对于金融机构的改革，对于金融市场的改革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想做的事情，我们也有很多次的讨论。可能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在巴塞尔三标准当中，对资本的标准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对巴塞尔三标准进行最后的确定之前，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过紧的监管会对资金的流动及金融市场的扩大起到限制作用。其实巴塞尔委员会也做了很多研究，我们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证据指明加强监管会阻碍流动性的产生以及金融市场的扩大。实际上我们觉得有效的监管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产生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对流动性所产生的作用。

　　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在新兴市场50家银行的利差显示，基本上利差差不多是在30个百分点，和2010年的水平相比，利差的水平是在75个百分点。所以，很显然，我们很难把宏观经济的发展跟监管措施之间进行完全脱钩。实际上，如果你看一下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当我们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更为健康的话，它会对实体经过产生更好的影响。在美国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前越来越多的银行杠杆越来越高，因此就产生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现在经过了一系列去杠杆化的措施之后，银行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正是银行本身的健康状态有所改善，所以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金不足的银行不得不进一步去杠杆化。之所以要去杠杆化，是因为他们更孱弱，他们的财务状态并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们不得不去杠杆化，要不然他们无法对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给一个我自己国家的例子，在金融危机当中，主要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不断上升。用我们银行系统的结构，银行的集中度很高，而且对美元和以欧元计价的融资依赖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要比其他地区的要求更高一些。无论是和世界其他的银行相比，还是跟巴塞尔三相比都是这样的。同时，我们还有流动性的覆盖水平，我们达到这样一个流动性覆盖水平的时间点要比国家上的时间点更早一些，因此我们的标准更严格。正是因为这一系列严格措施的采取，使得我们苏黎世银行有了更好的竞争力。

　　最后我想回到一开始讲到的观点，金融稳定性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我看来，监管也应该被看作像财政货币以及结构性改革一样的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手段。短期内我们当然可以采取一些放任自流的做法，让金融市场活跃起来，但是从长期而言会产生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短期内监管的缺位确实可以会导致短期经济的大发展，但是对长期而言不会有什么好处。

　　安德列。恩瑞亚(欧洲银行管理局主席)：

　　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受到邀请参加这个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亚洲金融论坛”，我非常高兴，感谢香港的货币管理局能够邀请我参加这样的一次重要的论坛。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金融改革方面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以及它对于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尤其是从欧洲的角度来说。

　　我的观点是，这是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加强银行的资本的充足率，这样以风险为基础的措施和去杠杆化的措施能够结合起来，现在行业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对我们的政策进行调整，重新的思考，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的缓慢，希望我们在监管上面能够回到原来的状态。

　　我非常愿意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看到在这个欧盟各国当中，有些国家在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方面走得比较快，我们看到一些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方面表现得非常的好。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正因为这些银行资本充足率方面做得非常的好，因此他们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而且他们的业务量也在不断的增长，他们的业务活跃度有所上升。我们知道一开始，我们请所有的听众做了一个投票，大家觉得我们在修复银行体系方面做得还太慢，走得还不够远，也许我们需要对两个概念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修复的步伐，可能还不够快，我们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银行体系，才能够重新的促进增长，我们可以把欧洲和美国的银行系统进行一个比较，你可以看一下总体的数据。其实欧洲的银行加强了它的资本充足率，这个是和美国相比，这个和欧洲媒体的一些负面的报道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资本充足率的增加，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调整了这种时间框架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是在金融危机发生的一开始就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了一个要求，而在欧洲，我们可能做得比较慢，这是一个逐步逐步的过程，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的目标，但是这个调整确实比较慢，因此我们在整个借贷市场复苏的速度相对的比较慢。那么经济的增长速度恢复的也比较慢，我的印象就是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主要的挑战。其实在危机一开始，我们就需要承担相当的一些代价，向最困难的地方开导，及时的进行调整，如果我们承担痛苦的时间越长，我们经济复苏的步伐就越慢。

　　这里我还想和大家再分享第二点，也许和我们开始问的三个问题不是最直接的关联，但是我认为很重要。在通过改革实现金融平衡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来平衡结构性的改革和整个金融市场的协调统一之间的关系的。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方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了一些倒退，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这种融合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金融市场能够和产生金融危机的市场进行脱钩，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通过改革，能不能重新的为全球的金融市场的整合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基础，我们面前的挑战就在于我们需要通过对银行系统的修复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以便为金融市场的整合提供一个有利的基础，那么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之中，每个人都会在市场上筑起篱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金融市场，保护自己的收益，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应该采取合作性的措施，来共同应对危机，我们需要有有效的措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我们还需要有经济复苏的这样一个计划，来协调银行间的一些行动。同时我们要确保银行有承担损失和风险的能力，当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银行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我不仅需要在欧洲内部做这些事情，同时欧洲相关的监管机构也需要和世界各地相关的监管机构进行合作，非常感谢。

　　费登堡(澳洲助理财长)：

　　非常感谢Norman，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亚洲金融论坛。我觉得到香港来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机，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中国在资本向下进行不断地开放，以便能够越来越地融入到全球的金融系统当中。同时我们也看到沪港通的设立，我们非常欢迎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自贸区的建立。而且我们也看到，中国银行也成为全球人民币结算行。在澳大利亚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我们觉得中国经济的增长，香港的发展，对于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也是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对澳大利亚而言，我们已经连续实现了24年的经济增长，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实现了经济增长。所以此时此刻来到香港，我感到非常兴奋。

　　谈到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此消彼涨的关系，我确实不认为两者之间有矛盾。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其实没有稳定的增长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个通常的金融危机当中，可能导致一个国家63%GDP的损失，如果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而不是普通的金融危机的话，它会让一个经济体损失185%的GDP，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例子里面，那就是2.4万亿美元。所以，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确保金融的稳定性，增加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在流动性方面的要求。在这方面，我们支付的成本其实要远远小于当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

　　在去年年底，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作为东道国召开了G20峰会，各国承诺到2018年使得GDP的增长达到2%，使得全球的GDP能够达到2万亿美元的水平。所以各国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进行放权，推动教育的发展，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要对整体的税收架构进行改革。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来实现全球经济到2018年2%的增长目标。同时，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透明度以及问责制方面的措施，专门针对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系统，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银行。

　　激励监管者的因素和激励政策制定者的因素是不一样的，政治家可能会更多关注短期的利益以及关注如何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对于监管者而言更多关注的是长期的稳定。监管者总是要关注增加监管以避免下一次的经济危机。我最后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确保政策的监管者应该负起责任，而且要具有高度的透明性。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经验是通过两方面来做这件事情，第一，我们有一个责任部部长，他担任监管部的首席主管，他会签发一个期望书，这个期望书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对监管机构的期望是什么，这里面的重点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来监督这样的机构真正负起责任，也就是如何实现问责制、透明度等等，都能够在这个政府的任期当中同时得到体现。第二，通过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他能够制定一个所谓的框架，对这些监管者的行为和规范进行制约。也就是说有一些完全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方法能够让政府的监管当局和监管机构的负责人真正负起责任来。所以我们相信这也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你看一下长期的影响，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具有一定稳定性和透明度等在内的经济体制，那么他远比我们短期之内付出的代价有益得多，同时有一个例外的地方，就是要确保监管者必须是问责的，是透明的，能够面对公众，而且他们也必须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来实施恰当的金融监管，这样才能打造一个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谢谢！

　　西蒙哈里斯(爱尔兰财政国务大臣，主管国际银行事务)：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各位同事，也非常感谢在座的每一位代表，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而且我们爱尔兰政府也非常希望能够派出财政部的我担任国务大臣，特别是负责国际金融服务的这么一个代表来参加这个活动，并且在香港“亚洲金融论坛”发表我们的观点。而且我非常愿意就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来发表一些我个人的观点。

　　其实爱尔兰现在正在经历着这么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变革，自从1987年开始。当时只有55个人，3个机构参与了IFS，而现在已经有200多家公司在IFS注册上市，同时有几千名在我们的金融服务行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过去的近30年当中发生的变化，的确是非常之巨大的，我也非常同意刚才几位发言代表所做的评论，那就是金融稳定和金融发展之间必须要找到平衡和制衡的机构和机制，我并不认为稳定和增长是背道而驰的，它们完全是可以统一起来。

　　我觉得首先爱尔兰我们正在积极的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实现我们金融的稳定着陆，而且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必须采取的措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措施。爱尔兰的经济是相当强大的，而且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通道。其实我们看到在整个的欧洲的金融发展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周期性的下跌，或者说是一些调整，但是爱尔兰也是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能够保证我们这艘船能够继续稳定的向前行驶，尤其前几年爱尔兰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措施。而且我们也在不断的来减少开支，来刺激效率的提升，来帮助我们的金融体系来重新获得活力和获得其效率。同时我们在财政方面所采取的整合政策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财政的整合是一方面的目标，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目标就是为整个国家和整个欧盟提供一个金融创新的样板。我们作为欧盟的成员国的地位的话，也能够使我们获得一个比较大的弹性和一个复苏度，能够很灵活的就外部的调整做出自我的调整。所以这样的一个增长友好性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采取的措施有进一步的增强，或者是增加我们税务方面的负担，以减少所得税的支出对经济所产生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在支出方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公共部门和劳动力市场采取了一个大刀阔斧的做法，前所未有的大跨度的向前推进这方面的紧缩政策。其实可以说我们底下的一些机构和部委，设置了约有几百项左右的细致的目标，希望这些改革都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处，而不是只是作为一个空谈的口号在那里进行沟通。而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评估和调查，现在我们的平均的成本支出和我们成本的效率产出的话，在整个的欧洲大陆，应该说是非常高的，效率提升了16%，支出减少了15%，总体的成本和总体的工作、金融市场的运作的效率也是提升的非常的快，去年和今年欧盟的话，已经把爱尔兰评为欧洲大陆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且我们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稳定的这些措施，也是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等在内的一些金融机构的高度的认可。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积极、非常正面、非常强大的措施。但是虽然这么说，我们还必须要提高警惕，能够冷静和清醒的看到，未来的路上我们并不是非常的平坦，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隐忧和浅滩。比如说我们是否能够就现在的税收政策加以维持，对于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仍然做好一些新的准备，以确保新的征税政策和征税上限的实施政策不会对现有的这些劳动力市场造成挫伤。在未来几个星期之中，我们未来的高度一体化的银行体系将会正式投入运营，那么我相信这也是政府在非政府部门，以及在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市场机构参与下所做出的一件大事情，只要这个机构和机制正式的投入全面的运作，那么我相信它也能够把各个方面的利益更好的关注和照顾。同时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主权基金的模型和一些模式正在测试。的确FCCI和欧盟委员会等等的这些机构的话，能够很好的把这些欧洲大陆的一些经验和一些金融市场管理的体系进行移植和比对，爱尔兰也非常高兴成为这个比对库中的参与者，我们能够使用这个IMB的融资优势来刺激未来经济的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创新，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合作伙伴计划所带来的益处。

　　同时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那就是信用的问题，如何确保在欧洲各个盟友和盟国之间建立起互信的机制，能够就信用问题开展一个平等坦诚的磋商，也是极其必要的。

　　最后，我想说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等在内的金融主要的参与市场之间的对接和贸易交往，我们看到之间贸易总额也不断的上升，这个对我们整个金融产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非常希望未来能够借助OECD在内的机制，包括G20等在内的机制，进一步吸引国际投资者的目光，进一步提高爱尔兰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亚洲金融论坛”来说，稳定和增长完全可以并道和并肩而行，我相信欧盟的经验会给大家提供参考。

　　柯西尼娅•尤达椰娃(Ksenia Yudaeva)：

　　为了节约时间，我就不站过去了，我就在这里直接说了。首先我想要说，我非常同意之前几位发言人的观点，在稳定和增长之间的关联是内在的，是有机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增长，而且没有增长，稳定也是无从谈起的。如果要获得未来的金融市场长远的扩张，应该能够很好地把增长和稳定整合起来。我想再谈一点大家之前都没有谈到的问题，就是在金融市场或者是在财政政策，我觉得把金融和财政这两块加起来还不足以让我们真正实现未来市场长期的稳定和增长。为了确保和锁定未来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必须要有更多的东西。因为全球经济，包括国别经济都在经历着快速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系列的灵活度和灵活性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因素。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刺激和提升整个金融市场和版块的信心，尤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微调和推出方面必须要有一些新的思路。

　　我想谈几点有关俄罗斯的经济问题，现在俄罗斯正在经历一系列的调整，在座很多代表对俄罗斯的金融改革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如何在俄罗斯国内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我们应该说现在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油价不断下跌，低油价对于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双刃剑，对于那些产油国和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油的进出口维继的国家影响会更多。当然，货币政策一定是处在金融改革前沿第一道的关卡。我们对此予以了迅速的回应，我们通过一个传统的方式来反击。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着力点，也就是没有找到一个铆钉，我们未来政策导向的点。但是，我们正在寻找当中。就银行业来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在我们来看，现在完全可以看到的是这些改革的措施应该说起到了时效，非常有用，使俄罗斯能够借助这些货币政策逐渐走出之前的危机影响。而且现在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些政策的落实非常不容易，包括增强银行的监管，加强透明度，提升问责制在银行体系的实施等等。它的执行难度远远超过我们许多人平常的预判。显然，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还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来刺激和振兴整个金融市场。我们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磋商，如何使得改革的范围和受益面更广。俄罗斯政府已经出台了新的财政政策措施一揽子文件，这些文件当中，其实也谈到了如何把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为两大重要的命题加以等量齐观。这个对于政府来说将是非常棘手和重要的问题。

　　最后，我想再提几句，那就是金融的整合和金融一体化的问题。我们相信金融一体化一定是在金融全球化时代所必须提出的一个命题，可能改革的负作用就是金融全球化的走弱，也就是说所谓的改革是希望能够加强国别在金融体系稳定和稳健发展方面的话语权，而金融全球化要求能够走向国境以外，所以两者存在一定的需要调和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已经足够强大和有效，能够把相关的利益同时考虑到。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对于我们未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我们应该联合各个方面的机构和利益来共同应对这个问题，谢谢！

　　陈德霖：我们完成了整个小组的讨论，其实我手里面已经拿到了听众提到的问题，差不多用6、7分钟来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完问题之后，我们想来做第二轮的投票。

　　谈到金融稳定和金融整合，刚才西蒙提到的也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政策，如何使我们的改革变得更快、变得更好、推进更顺利。但是在现实之中，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政客和监管者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难协调在一起。你是如何看待在整个方面的这样一个难度的问题的，为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那么困难？

　　第二个问题是很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问题。有些监管机构设立了货币基金，我们都对它非常熟悉，但是有人质疑说，你对央行的贯穿的药方非常依赖的话，比如说量化宽松，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些政治家不需要做什么了，他们不需要进行结构化的改革，只依靠央行开出传统性的药方就可以了。我们应对的时候，还要有结构性的改革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时间非常有限，我想问有什么人就这两个问题进行简要的回应。每个人就一两分钟。

　　费登堡：我先来应对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财务整合非常困难。从澳大利亚的经验来说，其实我们政府的支出中的86%是由各个部来支出的，像卫生部，还有社保等等。而且这些支出都是由立法来决定和规定的，所以你要减少支出的话，特别是要减少在医疗健康、社保方面支出的话，需要通过立法。因为我们是两院制的立法系统，所以这个过程非常困难。如果把这些公之于众的话，要减少政府支出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我们除了财政整合之外，没有其他更多的方法。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非常依赖贸易，我们出口63%是资源型出口，比如说铁矿石、煤等等。所以我们也需要考虑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另外一点是我们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出现了，澳大利亚现在和日本不太一样的，和中国也不太一样，我们有一个人口的定时炸弹，我们人口老龄化程度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的人口结构，今后会在人口基数下方，会有人数非常少的年轻人来工作，供养非常多人数的老年人。我们在医疗和老年护理方面的支出如果要减少的话，那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皮埃尔•格拉美亚：很快来说一下，完全同意刚才他落说的要减少政府支出会有很多困难，因为你们的预算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之中，如果你要把利益从人口袋里拿走，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货币政策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当然如果你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同时，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话，就会有很好的结果出现，我要祝贺爱尔兰以及其他已经实现结构改革的国家。这使那些难以执行的项目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爱尔兰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平衡预算是极其重要的、是必须的，有了一个平衡的预算，你就有能力来应对金融危机。实际上当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财政盈余，这样才能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来应对可能会产生的困难。比如说香港，香港在很多时候都有财政盈余，所以你们就有未来，对香港我要表示祝贺。在支出方面，我们要区别消费型的支出和投资型的支出，我这里要谈一下投资型的支出，在欧洲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通过投资型的支出来重新启动我们的经济。我们要鼓励银行提供更多的贷款，因为这些贷款会进入到基础设施和下一代的教育之中。

　　西蒙•哈里斯：皮埃尔所说的第一点，比如说改革，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危机之中进行改革特别的困难。如果你可以向公民展示出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我想实施会稍微简单一些。现在我可以告诉我们的公民说，确实去年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可以让8万人找到新的工作，他们每个月都可以拿到工资、支票，这可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政治的世界，其实财政紧缩可能在很多的民主社会不是一个选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们一方面可以减少一些支出方面的预算，同时也可以增加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这个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陈德霖：那么在2015年，对于欧盟而言，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不需要开那么多的会，我们需要有切实的行动。

　　斯特凡•英韦斯：我不确定在改革方面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谈到公共部门，你们要想一下哪些公共部门是你们需要的，哪些是你们不需要的，哪些公共部门你们是要支付费用的。如果需要这个部门的话，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对它进行支付。在一些小的开放型经济体之中，这一点尤为突出。无论你怎么想，这一点是完全绕不过去的，你必须要想哪些公共部门是必须要保留的。

　　谈到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可以为你争取一点时间。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应该解决银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尽管货币政策可以为你争取点时间，但是你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你的银行系统清理干净。

　　陈德霖：我们进入到第二轮的投票之中，我想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谈到要刺激欧洲的投资，因为投资对于生产能力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亚洲、香港、新加坡，有许多过剩的资本在寻找中长期的投资机会，我想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作用，很多过剩的资本会非常乐意进入到欧洲市场。如果你们能够向他们展示出一些相关的投资机遇的话，这也是跨境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仅我们需要有监管方面的合作，也需要资本流动，特别是流向基础设施方面的流动项目合作。

　　在增长与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政策对话最后一轮投票

　　陈德霖：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一节第二轮的投票，把问题投射到屏幕上。你们已经投过票了，千万不要回忆你们当时投票的内容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只要根据你们的感觉投票就行了。

　　问题一：自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管理机构组织以及其他监管机构已经推出多项金融监管改革措施。例如巴塞尔三，对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作出新的规管，以及场外衍生工具市场改革，您认为监管机构所推行的改革是否足以令全球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稳健？

　　1、25.9%，2、59.1%，3、15%。

　　看来大家认为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

　　问题二：您认为至今已推行的金融监管改革是否明显地压抑私营机构贷款以及经济增长？

　　1、56.1%，2、37.2%，3、6.7%。

　　问题三：自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许多欧洲国家都实施财政紧缩计划，鉴于目前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同时亦要承受财政紧缩所带来的痛楚，有关当局应否考虑至少在短期内推迟执行紧缩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

　　1、58%，2、37.1%，3、4.8%。

　　差不多60%的人认为是应该的。我发现最后两轮的投票，你们在来之前已经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不太可能改变你们投票的习惯。

　　这一节的讨论非常有用，可以为大家提供有用的值得思考的信息和内容，我这里要感谢所有的讨论嘉宾，感谢你们所做的精彩发言和精彩的贡献，也感谢所有的与会代表积极参与我们的投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