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中央银行行长斯特凡•英韦斯。

　　新浪财经讯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共同主办的亚洲金融论坛1月19-20日在香港举行，在“在增长与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分论坛上，瑞典中央银行行长斯特凡•英韦斯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文字实录：

　　我想感谢会议的主办方给了我这个机会能够参加本次亚洲金融论坛，我很高兴在此有机会回到香港。这是有关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对话，看来是两个轮子，或者说是辅于一个目标的两个方面。在我看来这两个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矛盾和对立，每一个都是从某一个方面给予对方更多的支持，也就是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人都提到金融稳定会对我们未来的经济生产，不管是流入、流出还是资本流向都会产生积极深远的作用。对于实体经济和金融产业来说，这两个元素不仅是国家性的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性的因素。对于金融机构的改革，对于金融市场的改革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想做的事情，我们也有很多次的讨论。可能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在巴塞尔三标准当中，对资本的标准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对巴塞尔三标准进行最后的确定之前，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过紧的监管会对资金的流动及金融市场的扩大起到限制作用。其实巴塞尔委员会也做了很多研究，我们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证据指明加强监管会阻碍流动性的产生以及金融市场的扩大。实际上我们觉得有效的监管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产生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对流动性所产生的作用。

　　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在新兴市场50家银行的利差显示，基本上利差差不多是在30个百分点，和2010年的水平相比，利差的水平是在75个百分点。所以，很显然，我们很难把宏观经济的发展跟监管措施之间进行完全脱钩。实际上，如果你看一下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当我们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更为健康的话，它会对实体经过产生更好的影响。在美国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前越来越多的银行杠杆越来越高，因此就产生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现在经过了一系列去杠杆化的措施之后，银行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正是银行本身的健康状态有所改善，所以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资本金不足的银行不得不进一步去杠杆化。之所以要去杠杆化，是因为他们更孱弱，他们的财务状态并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们不得不去杠杆化，要不然他们无法对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给一个我自己国家的例子，在金融危机当中，主要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不断上升。用我们银行系统的结构，银行的集中度很高，而且对美元和以欧元计价的融资依赖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要比其他地区的要求更高一些。无论是和世界其他的银行相比，还是跟巴塞尔三相比都是这样的。同时，我们还有流动性的覆盖水平，我们达到这样一个流动性覆盖水平的时间点要比国家上的时间点更早一些，因此我们的标准更严格。正是因为这一系列严格措施的采取，使得我们苏黎世银行有了更好的竞争力。

　　最后我想回到一开始讲到的观点，金融稳定性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在我看来，监管也应该被看作像财政货币以及结构性改革一样的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手段。短期内我们当然可以采取一些放任自流的做法，让金融市场活跃起来，但是从长期而言会产生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短期内监管的缺位确实可以会导致短期经济的大发展，但是对长期而言不会有什么好处。

　　陈德霖：我手里面已经拿到了听众提到的问题，差不多用6、7分钟来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完问题之后，我们想来做第二轮的投票。

　　谈到金融稳定和金融整合，刚才西蒙提到的也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政策，如何使我们的改革变得更快、变得更好、推进更顺利。但是在现实之中，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政客和监管者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难协调在一起。你是如何看待在整个方面的这样一个难度的问题的，为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那么困难？

　　第二个问题是很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问题。有些监管机构设立了货币基金，我们都对它非常熟悉，但是有人质疑说，你对央行[微博]的贯穿的药方非常依赖的话，比如说量化宽松，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些政治家不需要做什么了，他们不需要进行结构化的改革，只依靠央行开出传统性的药方就可以了。我们应对的时候，还要有结构性的改革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时间非常有限，请进行简要的回应。

　　斯特凡•英韦斯：我不确定在改革方面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谈到公共部门，你们要想一下哪些公共部门是你们需要的，哪些是你们不需要的，哪些公共部门你们是要支付费用的。如果需要这个部门的话，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对它进行支付。在一些小的开放型经济体之中，这一点尤为突出。无论你怎么想，这一点是完全绕不过去的，你必须要想哪些公共部门是必须要保留的。

　　谈到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可以为你争取一点时间。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应该解决银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尽管货币政策可以为你争取点时间，但是你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你的银行系统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