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的“大国大时代十一月谈：创新与发展：上海‘金融之都’的使命与挑战”于2014年11月30日在上海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的“大国大时代十一月谈：创新与发展：上海‘金融之都’的使命与挑战”于2014年11月30日在上海举行。上图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

　　以下为演讲实录：

　　姚景源：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创新与发展”，应该说现在创新与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性的核心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现在正在步入新常态，我们讲新常态是和过去的这个旧常态相对应提出来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过去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九点八，就是接近两位数的增长，这个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快的，正是因为有这样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三十六年前，我们还没有摆脱贫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1978年，中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去年我们已经到了五十六万八千亿元。

　　过去的增长状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速度，那我们是怎样实现这种高速增长的呢？我们再来做一下细分。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高速增长的一个根本动力。各位知道，我们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先在农村实施改革，就是解散人民公社，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告诉农民你交给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是你自己的。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还是那么多的土地，但是粮食多了，肉禽蛋菜多了，农业的迅速发展不单单使农产品丰富，同时又从农业领域里面分离出来上亿的劳动力，这个时候工业领域是什么问题呢？工业还处在短缺状态，这个时候就有了解决中国工业短缺问题的条件，因为农业由于改革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样的话我们就分离出了上亿的劳动力，我们用这上亿从农业领域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和工业解决短缺问题相结合，除了劳动力因素，我们当时还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资本，一个是缺少技术，我们就进一步打开大门对外开放，所以招商引资、引进技术、引进资本。正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发展，就从一个温饱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国家到现在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显然，这不单单是中国的经济成就，也是人类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个成就。

　　如果我们再来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三十多年的增长，会看到在我们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累积了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更多的是靠什么？更多的是靠投入的增加，或者讲的具体一点是靠投资。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大量的投资就使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有巨大的需求牵引，可以强有力地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有两重性，就是投资在投入的时候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一旦投资完成了就形成了供给，当我们用投资去拉动经济会创造需求、拉动增长，同时又会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而当大量的生产能力形成之后消费没有及时跟上，必然面对产能过剩这样一个局面。

　　中国产能过剩的局面是严重的，钢铁有超过十亿吨的生产能力，价格是却一路下行，利润最低的时候只有四毛三分钱，人家开玩笑说还不如卖一个雪糕，去年是三十四亿吨，生产能力闲置六亿吨。中国煤炭市场的价格每吨平均比2012年要回落三百六十块钱左右，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如果算全国大帐的话，一吨煤平均价格掉下来三百六十块钱，我们国家煤炭一年的总产量是三十六亿吨左右，三百六十块钱乘以三十六亿吨是什么概念？这个行业上万亿没有了，中国的煤炭行业现在百分之七十是处在亏损状态，百分之三十还有欠发工资的现象。

　　之所以出现产能过剩，说到根本上就是过去长时间大幅度地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导致的一个局面，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是依赖投资。还有一个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当初我们实施沿海大循环战略解决就业，为中国融入世界当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当外向度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程度之后我们会发现两个问题：由于我们对外依存度过高，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和整个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世界经济上的任何问题都会导致我们国内经济出现波动，比较典型的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大家可以回忆起这两次大的危机对我们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比如2008年导致整个经济急剧下行，当时全国出现了上千万人失业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越来越受到国际上周期性因素的影响。

　　人口红利消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更多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也不可持续。过去出口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很多都是依赖廉价劳动力，由于我们劳动力便宜，出口产品价格上面就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的出口就有了一个很大幅度的发展。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去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二百三十三万，前年净减少三百四十五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二三百万的速度减少，我们企业的困难是什么呢？不单单是融资难贷款贵，还遇到自身内在的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在2010年的时候一个月是一千九百六十块钱，今年6月份是两千七百三十三块钱，上海这个地方没有三千块钱根本找不到人，每年劳动力成本以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速度上涨，同时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所以实体经济就面对着这种多方面的困难。

　　我们一方面是人口红利消失，另一方面又是老龄化迅速推进，八十岁老人以上的数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去年年底中国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了两亿，上海也都是八十岁以上高龄的人，现在上海又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地区，这种状况就是人口红利消失，过去那种依赖廉价劳动力支撑经济增长这条路不可持续。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往外看一下，看看东南亚和越南，越南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二分之一略高一点，柬埔寨更便宜，现在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有一百美元，也就是六百多块人民币，我们上哪去找这样的劳动力？当然，经济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但如果是因为劳动力素质提高进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然后工人劳动力价格得以上涨，这是良性的。如果单单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就直接形成我们企业的生产成本。过去我们中国的出口都是在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长，今年到了9月份中国出口增长仅仅是百分之五点三，出口要比过去掉下来二十个百分点左右，出口大幅度往下掉，不是所有的产品，掉得最厉害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我们国家有七大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纺织、服装、箱包、玩具、家具、鞋、塑料制品，这些产品去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长的幅度是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今年第一季度降到百分之零点二，要是降到百分之二等于下降十倍，再降到百分之零点二又是十倍，十乘以十是一百倍，显然，我们过去那种更多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的增长还是粗放增长，就是高能耗高物耗，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发达国家或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点二倍，我们自身的资源支撑不了这种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所以我们就进口，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

　　我们的问题是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又缺少话语权，以致于到了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的地步。除了资源不堪重负，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不堪重负，现在我们的环境状态就是雾霾，现在雾霾已经不单单是华北地区，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华东再到华南，中国多数省份都处在雾霾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国家的癌症发病统计从五十年代开始排在第一位的都是肝癌，为什么肝癌长时间占据中国癌症发病排在第一位？营养不良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就是传染病，就是卫生防疫系统不完善。但是现在肺癌已经正式取代肝癌成为中国人癌症里面的第一发病。今年5月份，有家长找我问孩子考大学报什么专业好，我没说报交大金融学院，我说你的孩子要想将来有用，我真的是建议他就报医学肺科。

　　需制度创新打破金融垄断

　　我们要告别旧常态、走进新常态。这次有记者问总书记，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大家知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走入中等收入阶段，由于他的增长方式不能及时转变，由于增长动力不能可持续，所以就进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去年是六千八百美元，估计今年是七千美元上下这个状态，现在我们恰恰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现在不要以为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简单容易的事，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真正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到二十个。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靠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靠创新。党中央把创新提到根本性的途径，李克强总理去年在参加达沃斯峰会的时候做了一个主旨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创新刻不容缓”，我也参加了会，会后有媒体采访，让我解读一下总理讲的创新刻不容缓，我说不用解读，总理讲得很通俗，他说你能不能谈一谈刻不容缓？我说刻不容缓还用理解吗？一刻是多长时间谁都知道，我们有不少同志在创新问题上的紧迫感和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要求差距相当大。今天的创新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毁灭性的创新、革命性的创新。液晶电视机的出现对每个消费者是好事，对谁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呢？对显象管这个产业，因为不需要显象管了，数码相机和手机能够照相，这个技术进步了，它是对胶卷行业的摧毁，柯达这样的企业在十年前一股还是四十美元，多少人判断出它在两年前破产？创新是中国经济由旧常态走到新常态的一个根本性的动力。

　　现在讲到创新，可能更多的人是讲技术创新，除了技术创新以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制度创新，今天我们在讲金融问题的时候更多的应该是制度创新。我们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度创新的根本就是要让承载创新的主体的聪明才智和能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要让我们所有的生产要素能够充分地流动、迸发出活力。为什么说创新是新常态下的一个根本动力呢？当我们从旧常态走到新常态，增长速度一定是换档的，所谓的换档就是不要像过去那样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我们的增长速度要由高速到一个中高速，我们的增长更多的不是像过去那样依赖投资拉动、依赖出口拉动，更多的是依赖消费去拉动，不是像过去那样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要素投入增加拉动，而是通过技术进步、通过使生产要素效率提高，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所以在新常态下整个经济处在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就是市场能够发挥它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能够迸发它的活力。要做到这一点还是要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

　　如果我们要讲新常态，金融垄断必须打破，不打破金融垄断新常态怎么能够可持续？我们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问题，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中国商品走出去。现在全世界有人有商业的地方就有“Made in China”，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中国人走出去，现在我们到了国外，到处都是我们的同胞，国内的很多朋友忙得不容易见面，结果到了国外可以比较休闲地聊一聊。第三阶段就是中国的资本走出去，APEC会议上习主席再次提出了战略性“一路一带”的建设，我们在中国资本走出去方面具备了条件，不仅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同时也是化解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的必需。刚才说到我们产能过剩，我们完全可以走出去，到国外去修高铁拉动我们国内的钢铁、有色和电子产品出口。去年中国汽车产量是二千二百万辆，占到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上海又拍卖又摇号，北京也在限制，中国制造在量的问题上遇到了瓶颈。东盟六国去年汽车总产量只有四十四万辆，我们是二千二百万辆，自主品牌的汽车应该努力走出去，但是走出去特别需要金融改革，特别需要得到金融支持。比如现在三万八千亿的美元外汇储备怎么能用到企业走出去、支持企业走出去？怎么使我们的人民币做到两条，一是国际化，二是上海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我们怎样使人民币在价值尺度上，在清算结算交易手段上，包括在更多成为储藏货币上把它推出去？显然要做的就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入新常态最需要的就是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再三讲的改革，制度创新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金融创新，我个人始终坚持真正让中国走到新常态，把创新作为根本动力，而且把创新的重点放到金融领域，上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