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第十六届北大光华[微博]新年论坛于2014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举行。论坛主题:“文化重塑与经济转型”。上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微博]院长蔡洪滨。
蔡洪滨表示,文化的发展是落后于我们经济的发展。他认为,虽然近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都普遍提高,但人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并没有普遍的跟经济一样发展。最近我们有一个事件,大家可能关注到了,有一些国民出国旅游的时候,在飞机上大打出手。这样一个照片其实就放在了在世界上很多的新闻网站。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也说明我们一部分人文化素质的提升没有跟上经济发展。
以下为蔡洪滨演讲实录:
田薇:您一谈到自己的企业非常的兴奋,这么多口号,思维方式都得不断的切换,很不容易。蔡院长,我刚才问您,您能不能先说,您说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我要最后简短的说。刚才黄总说这30多年他一直在"憋大招",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可真是一个大招。想请您聊聊到底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文化重塑与经济转型”,您作为一个研究经济走向的人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蔡洪滨: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新常态”,有人说是经济速度的调整,有的人说是反反复复结构的调整。我认为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应该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常态必然是一个长期特征的状态,“新”一定说长期特征发生转变。所以,非常尖端的讲“新常态”,我认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我们的发展阶段,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
在这个背景下怎么利用文化重塑跟经济转型,经济“新常态”阶段发展变化和关系。其实从经济学家来讲,虽然大众经济不怎么谈文化。但是,很多非常有思想的经济学家对文化确实有很多研究。如果从我们比较宽一点的经济学视野来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文化活动,所以,经济发展其实就是文化的一个变迁,文化变革的一个过程。比如说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所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其实蕴含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厉老师写过一本书,他一直有一个观点,谈到道路在市场调节中的作用。他说市场是第一次调节,政府是第二次调节,道德是第三次调节,强调道德调节,价值观、文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韦伯曾谈兴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文化对经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所以,经济学家里头确实有相当的历史和传统研究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为什么文化和转型,确实这个关系尤其重要,我谈两个观察,非常简短。
第一、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的发展,应该说文化的发展是落后于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30几年前,人均是几百美元,现在到人均七百美元。有一个观察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济这么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都普遍提高,各个阶层的收入都在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并没有普遍的跟我们经济成长一样发展。如果同时提到日本、韩国,其他国家经济体的时候,他们人民的满足感、幸福感的提升比较快。这两个角度看问题,一个是从个体上看,最近我们有一个事件,大家可能关注到了,有一些国民出国旅游的时候,在飞机上大打出手。这样一个照片其实就放在了在世界上很多的新闻网站。当然,不一定说我们中国人文化素质低,只不过可能会压力很大,所以一下就起冲突了。但是,在飞机上再大的事情,能够到互相揪头发的情境,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也说明我们一部分人文化素质的提升没有跟上经济发展。所以,这是看到个人素质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另外,幸福感,很多经济学家做研究,说一个人幸福感的提升,在最穷的时候,收入越高,幸福感提升是同步的。但是,到一定阶段,物质生活的水平提高对幸福感的提升影响越来越小,更多是这个社会的一种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可能跟文化的发展确实出现了一种不匹配,不适应,文化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这是第一个观察。
第二个观察,我们未来的经济转型,文化重塑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它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刚才几位讲的文化方面都特别好,法制文化,王总他们讲的创新也好,包容也好,诚信也好,责任也好。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了经济转型,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到创新驱动,相适应的它的文化的要求也不一样。也就是在要素驱动的时候,我们更多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这时候好的文化,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是勤劳、吃苦耐劳、节俭、自律。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要靠效率驱动,到靠创新驱动,可能这些就不够了,这些文化因素不足以支撑未来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我们要效率提升,制度成本,交易成本都要降低,诚信也好,宽容也好,责任也好,鼓励创新的这种文化。
比如创新的文化,以色列以创新能力著称,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它的文化因素里头非常强调平等观念,打破等级观念,鼓励人们挑战权威。所以,这一系列的文化因素对未来中国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就应该显得非常非常重要。在前一个阶段我们文化发展已经有所滞后,所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间,文化建设怎么能够更好的适应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文化重塑的重任就有越来越大的挑战。
田薇:两位刚才从理论角度来谈,我记得经济学家都会说这样的话,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是这样,我想问问实操这方面。北大光华今年是一个大日子,最近您和您的团队有一个大动作,就是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变化的一些需求,有一些著名的企业,把一些学生送到你们的学院来,现在也做一些相关的学习。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文化,教学当中和研究当中的跨文化的研究,我想请教您,在这个方面怎么看待商学院的文化重塑和商学院走向世界,和世界来到中国的这样一个过程。
蔡洪滨:这个文化确实是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觉得在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中间,教育和教育机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现在我们很多谈文化的,包括经济学界研究文化。研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很多,但是研究真正怎么实现好的文化转型,怎么去操作?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所有文化的变化中间,教育和教育机构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讲文化跟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这种商学院的作用就应该更加重要。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重塑的过程中间,确实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或者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跟世界文化的融合,在全球化之下。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光华管理学院一直是强调国际化,我们未来的商业领袖必须有全球事业,但是现在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也使得对中国市场非常感兴趣的跨国公司想更加深入了解中国这个市场,了解中国的变化。所以我们跟国外的跨国公司有一系列的合作,今年跟美国的GE公司培训了他们20个全球的高管,两个星期深入了解中国。应该说做的是非常的成功。所以,我们未来也会跟一系列的国际跨国企业做这种深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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