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营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于12月月18日举行。主题为“梦想下的新征程”。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营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于12月18日举行。主题为“梦想下的新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发言时表示，新型城镇化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几乎就是同意语。

　　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有什么样的红利给我们？蔡昉指出，第一、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更加稳定的进入到城市留下来，因此提高我们的劳动力供给，解决现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第二、继续拉动农民工从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力高的非农产业中，就可以提高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带来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农民工有了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像居民一样正常消费，平衡我们的需求结构。

　　他称，我们的测算，户籍改革可以给中国GDP增长速度带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直接增长。

　　以下是文字实录：

　　蔡昉：大家好，我自己是搞研究的，所以我可能谈一些稍微理性化一些，也理论化一些的观点。给我出的题目是关于改革，我想把我最近对于改革的一些思考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也知道，从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部署了新一轮的改革。那么，这一论改革，因为我们知道1978年以后我们一直在改革，已经30多年的改革了。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我想做一些主要的归纳。

　　第一、我们要注意，这个改革是顶层设计和我们原来实行了30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两者的结合。因为我们知道，顶层设计这个说法是在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那么，在提出以后，也有人会议论，说是不是提出了顶层设计，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改革方式了呢？其实不是。我们在研究之后认为，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改革的特点。那么，它主要的针对，它和我们现在讲的顶层设计不是对立的，而摸着石头过河是当年具有它的针对性，它针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捷克的领导人哈维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一个人不能分两步跨过同一条壕沟，如果是两步，第一步迈在中间就掉下去了。但国际上很多人引用他这句话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引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说法。

　　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成就已经证明我们中国式的，渐进式的改革是成功的。它成功在哪儿？其实并不是零零碎碎的改，是我们的成功点。我们改革可能从各个局部都推进了。但是，它的核心在于我们不把某一种特定的模式作为我们预先的目标。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都采纳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没有接受这个东西，我们说我们就是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国力，因此按照这个道理，可以选择不同的推进方式，最后取得成功。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因此改革也有了新的特点。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顶层设计。但是，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两者的统一。

　　我们新的特点，第二个也是和第一个相连接的，为什么要顶层设计？是说我们的改革已经从所谓的叫帕累托改进进入到卡尔托改进，什么叫帕累托改进？早期的改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会给一个特定的群体，比如给农民，或者给一个农民工，会给一个特定群体带来直接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不损害其他的群体，因此经济学家叫做帕累托改革。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就会形成什么呢？当改革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的时候，可能一部分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会形成损失。因此，会产生改革的激励不融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卡尔托改进，卡尔托改进的核心是说如果你认为改革总的收益是正的，是有总收益的，是有改革红利的，你可以把一部分改革红利那来补偿那些在改革中付出成本的群体，使得改革更变成一个大家都有相同的激励，可以容易推进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李克强总理提到过，说我们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初很多人不知道新型城镇化什么含义？地方政府跃跃欲试，以为是大规模投资建设的机会。当他们做这样想象的时候，中央政府又告诉他们，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核心，以农民工的市民化，要把他变成市民为核心的。因此，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几乎就是同意语。

　　这时候地方政府明白这个意思了，但是，他们马上就想到，我付出成本，我要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付出成本。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就会算账，后来算出的账，有人说要解决一个农民工变成市民，有说要十万块钱，有说二十万，还有人说三十万。因此，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你付成本，但是改革的好处你能不能得到？就僵持在那儿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算一算，说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有什么样的红利给我们？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做了这个计算：

　　第一、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更加稳定的进入到城市留下来，因此提高我们的劳动力供给，解决现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第二、继续拉动农民工从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力高的非农产业中，就可以提高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带来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农民工有了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像居民一样正常消费，平衡我们的需求结构。更加有利于我们转向内需和消费需求这样一个宏观经济。因此，我们这项改革是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带来人口红利，我们的测算可以给中国GDP增长速度带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直接增长。因此改革红利是巨大的，是摆在那儿的，但是每一个群体，中央地方或者两极政府所得到的份额可能不一致。因此，中央顶层设计需要把这种改革红利预先支付给那些付出成本的单位，同时也和他们分担改革的成本，这样就使我们的改革容易推进，这就叫所谓的卡尔托改进。

　　第三个特点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早期的改革，那时候法律体系还不健全，有些时候我想改的就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有些法律和计划经济体制是一致的，有人认为改革就是违法，就是一定的规矩，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到了2010年，2011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任务。也就是说，我们法律是完整的。这个时候第一、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改革要遵守法律。第二、我们改革目标仍然会有和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说我们要通过试点来看一看，说这项改革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行得通，是不是可以推广。如果走到那一步了，我们叫“立、改、废、释”，立法修改现行法律的一些规定，废除一些不再适用的法律，重新解释法律的规定等等。这就是我们四中全会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举个例子，现在有一个巨大的可能企业家把它当做商机，其实我们看到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内容，就是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我们知道农村土地涉及三块，集体所有制土地。一块是18亿亩耕地，大部分是集体所有，承包给农户。一块是宅基地，它是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中的一部分，作为宅基地在农民手里。还有一部分还是作为农村基地进行建设用地，可以用在别的方面。那么，这三块土地，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都应该成为农民财产收入的一个根据，都应该可以进行抵押，都应该可以流转，可以以各种形式让它产生它的效益。

　　接下来就跟比如《物权法》不能做抵押，或者农民工转移出去，必须把土地交回去，注入这样的一些法律规定，就会有一定的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我们现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应该也是从试点开始。那么，慢慢我们再逐渐去修改法，让两者实现它的一致性，改革和法制建立一致性，因此我们叫改革“于法有据”。

　　我们再看看中国改革的红利在什么地方？我想第一个是我们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在哪儿？我们的红利在哪儿？我总的来说，我把它概括为叫人口红利。那么，人口红利的核心就是说，我们很长时间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最有生产力的这部分是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抚养比，负担逐渐下降。那么，这个有利于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就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提高生产率，而且最重要一条，是你的资本回报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你有充足的劳动力和资本相配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过去报接近两位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到达顶峰，从那时候是负增长，19-59岁的人口这几年都是负增长，每年会减少几百万。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了，因此劳动力短缺了，人力资本不足了，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也就是说，从你们的角度来说，利润率在下降，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同时，还会有其他的见效你的经济增长的空间。

　　因此，我们测算的结果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明显的降下来了。那么，从1995-2010年的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只有7.6%。那么，到“十三五”，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变化，可能会降到6.2%。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讲到的现在降下来的速度和大家体会到的过去两年乃至今年的增长速度是不是非常一致？但是，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能够解决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使未来的实际增长速度更快一些。那么，那个通过改革得到的增长率的百分点就叫所谓的改革红利。

　　具体来说，想给大家这个图，不说具体的数，这是我们实实在在预测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改革，按照现在的减速的速度降下去，这就是绿色的这条线，就是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但是，如果我们改革，通过若干领域的改革能够，第一、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让他成为市民，他就不频繁的返乡了，因此劳动力供给增加了。提高人力资本，通过发展教育，发展培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升生育率，提高未来劳动力的供给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改革红利。具体来说，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潜在增长率会逐渐的下降，但是通过改革可以从若干方面增加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速度。因此，是有这个改革空间的。

　　同时，我想对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做一个预测，我们可能测不了那么准，但是给一个空间。这不是随便判断的，是我们通过模型做出来的。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自然的增长减速，明年是6.86%，这就是我们预测的明年的潜在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假设。第一、我们一部分改革效应会显现出来，同时，我们也略微有一点刺激，我们有一个微刺激。加上这些因素，大概可以争取达到7.23%的速度。因此，在这两者之间，可能改革红利不会百分之百的兑现，但是至少有6.86%的底线，因此应该在这两者速度之间，这是明年的结果。

　　同时，因为我们潜在增长率减了，我们要有“新常态”，要有新的平常心。因此我们可以接受慢一些的速度。即使我们接受慢一些的速度，我也做了一些预测，按照现在我们预测的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来算，其实只要加上我们应该获得的改革红利，未来达到2020年在2010年的基础说，按照不变价，国民生产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这是集中可能性。2010年是40.2万亿，不变价，2020年自然的涨下去，减速了，是79万亿，可能比翻一番还稍微差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加上一部分改革红利，甚至可能更多的改革红利，我们就可以达到那边那两行，也就是可以略微超过我们翻一番的目标。因此，从目前看，翻番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讲一下我们企业可能会关注一些什么问题？第一、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规律，叫资本报酬递减。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资本报酬递减呢？就是在发生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就是企业要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在替代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替代，你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承受力来做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产业政策，要加上补贴，加上各种各样的优惠，甚至鼓励你，使得你的资本成本被人为压低了，你就会过多的使用资本替代劳动，而这个时候并不是提高了你的劳动生产率，其实是提高了你的资本劳动比，它的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也许，靠这补贴，靠折优惠政策，宽松政策可以维持，但是一旦回归市场，你会发现你的竞争力一点也没有提高，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一个“僵尸企业”。

　　第二、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中国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马上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二元经济逐渐进入到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什么叫新古典经济？就是现在发达的经济体，这种经济体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都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它没有人口红利，没有后发优势，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供自己过渡的滥用，唯一必须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中获得它的增长速度。

　　而全要素的生产率从何而来？简单的来说，微观上每个企业都有自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办法，应用心的技术，组合各种不同的技术。但是，从宏观上看，说穿了，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一种资源配置。第一层次我们知道过去的资源配置很简单，当你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二产，三产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你个人就获益，就能赚钱，叫无功不富。从宏观上改善了全要素配置，实现了劳动生产率。

　　你由无功不富现在富了，会发现横向有很多其他部门收益率更高，你在不断的寻找新的机会。这时候你找到新的盈利机会，把你的资源配置到那个领域中了，又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也带来效率的提高。那么，这些叫低垂的果子，慢慢越来越少了。到了今天，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是新的层次，你在一个部门里头，但是每一个企业之间要重新配置资源了。含义是什么呢？生产率进步快，我能够有更好的竞争力，我就发展壮大，我就把别人资源拿来我用。那么，我从哪儿拿来的资源呢？那些没有生产力进步，没有技术进步的企业，就丧失了优势，就会退出经营，这就是所谓的生生死死，创造性的破坏。

　　因此，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程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怜悯何在了。这时候当然可能国家的政策，社会保障要托底，我们要保护的是人，不是保护那些落后的生产能力，那么这是我们未来最主要的经济特征。

　　最后，我们现在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实企业发展模式也应该转变。我个人不研究企业，但是我从我们未来经济的这种模式看，我有这么几点：

　　第一、过去我们是横向找投资机会，对国家来说这是资源重新配置。那么，今后其实你只能从纵向，主要在纵向中抓效率的改善点和创新点。

　　第二、过去是我们向外找市场需求，但是今后越来越不是外部制约不是需求引导的，而是你向内能不能找到新的创新点。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第三、我们过去看到的是说有不同的盈利机会，企业就蜂拥而至，但是今后这种拍浪式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可能是创新的突发点，谁抓住了，谁就异军突起。我们过去是一个年轻的集体，我们不断的营养期的成长，不断的壮大自己，长肉，而未来是说，你想发展，想活下去，就要不断的忍痛割肉，才能不断的继续生存。这就是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应对“新常态”我们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些启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