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上置控股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施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骆霄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财经》杂志承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4年12月12日-14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主题为：新经济 新平衡。在分论坛“城镇化进程与城市治理”上，上置控股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施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文字实录：

　　苏琦：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各个城市前两年做了很多的保障性住房，共住房、共建房之类的，都比较偏远，造成了生活的不方便，这些人以前买不起房子，现在买得起房子了，但跟工作的地方和周边的医疗、教育配套，实在隔的太远，您怎么看？

　　施建：我非常赞成潘总讲的一个观点，潘总是用非常诙谐的语言讲，在美国没见到政府，在我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也是中国。在中国大陆，政府对这个产业管的太多，管的太细，这不是好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五、六年前，上海好多股份制企业，包括一些国有控股的企业、国有企业，就像主持人提的问题一样，在城郊结合部造了比较多的保障性住房，叫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海外叫公屋，造了以后，政府答应回购的，给你7%到8%的回报，剩下的政府全部回购。但是房子造好了以后，到政府回购的时候，没钱了，企业大部分又拖着银行和施工单位的钱，企业也着急。在这种情况下，就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政府不要干预市场，你横加干涉，最后市场这个手是不认你政府的。

　　2013、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不提房地产了，说明我们中央的顶层设计越做越好了，一个行业值得中央政府倾注全力关心吗？不需要。以前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待了五年书记的时候，浙江的民营经济从70%多一直上升到90%多，什么原因？政府就是放开，无为而治。我觉得在这个产业中间，政府干预的越少，政策越具体越好，政府越管越乱。我们今天在三亚讲话，声音也可能传到其他任何地方，政府对任何一个行业，还是按照现在的顶层设计的要求，法治政府的要求，用宪法、用行政来进行政策明确，法治管理就行了。

　　我举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之中，在上海碰到的例子。我当时就怕问题提出来了，上海的政府都可以这个样，何况其它地方呢。什么例子？我们在城镇化建设中间，12年前，根据上海市政府的政策，那时候上海市计划委员会批准、上海市工商局[微博]批准，在上海郊区有个6.8平方公里的建筑面积，我们叫罗甸新郑，动迁了2000多户居民，200多家企业，动迁资金，刚开始15个亿，后来到30个亿打住了。因为随着房地产的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建设，应该看到土地出让金越来越高。如果政府是信守合同的，政府是信守承诺的，政府是少干涉的，企业会良性循环。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三年、五年以后，中央政府政策变了，要增加这个税，要增加那个费，当然不是坏事情，比如道路要增加费了，轻轨要上来了，经济适用房、保障房要增加多少了，我们没有意见，因为从解决大的民生方向是应该的。但这个应该是不是应该企业和政府共同来承担？不是这样的，地方政府原先合同中跟你谈好的，应该是90%土地出让金的退款，除了中央的税费、地方政府的税费以外，土地出让金一九分成，三年以后二八，五年以后三七，六年以后四六，现在到了五五分成。哪个企业承担得了这样的变化。

　　回过头来，如果12年前像习主席现在讲的，法治中国，法治社会，能够一以贯之坚持下来的话，我们企业家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的市场不规范在随意性太大。企业家需要一个稳定，需要一个可以预判的未来，这个预判是自己，而不是政府预判，每个企业家，只要是负责任的企业家，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看的非常重要，但是架不住政府翻烧饼，政府干预太多，政府政策变得太快。潘总刚才讲的两件大事情，我认为两年之内是要完善的，但这个是向法制方向完善，我们应该持一种欢迎的态度。我们希望顶层设计取代了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阶段以后，我们的政策和法制环境越来越好，给企业家，特别是给房地产企业家一种未来的期盼越来越清晰，有助于我们加大投资，服务民生，服务国家。

　　2014三亚•财经国际论坛由中国国际友好联合会主办，《财经》杂志承办，中国友谊促进会为支持机构，于2014年12月12-14日在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举行，主题为“新经济 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