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骆霄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财经》杂志承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4年12月12日-14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主题为：新经济 新平衡。在分论坛“城镇化进程与城市治理”上，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原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文字实录：

　　戴小京：前面两位都提到了治理的目的，要以人为本，要解决这部分人口的问题，这个背后涉及的是公平问题，公平问题的背后又有一个空间利用效率的问题。另外，要把这种问题提到了，所谓治理目标、治理的方式可能也要发生变化，下面有请马行长。

　　马蔚华：我本来不是搞城镇化的，去年我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中国城镇化30人论坛。我特别关注到不久前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研究了经济在新常态下的九大表现，新常态的内涵。其中讲到了城镇化的内容是这么描述的，“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而且要有历史的耐心，不能急于求成”。我的理解，在经济新常态下，仍然非常重视城镇化给经济带来的各种动力。去年中央专门开了一个城镇化的会，在这个会上，提出了中国城镇化的重大使命和对经济、社会带来的意义，讲到在13亿人的这样一个大国推动城镇化，这本身是一个全世界非常了不起的事。而且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包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也讲到，消费放在了九个新常态中的第一项。去年是两亿多农民工变成城市人，这本身既推动投资又推动消费，我们过去算过账，一个农民变成城市人要投入的基础设施至少要十万块，变成消费，一个城里人的消费比农民起码多三倍多，它也会给消费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另外，城镇化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对解决社会的公平合理，特别解决现在面临的城市污染环境问题，都是非常有益的事。但城镇化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事，起码现在的两亿多农民工要变成城里人要付出很大的投入，要有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去年讲人的城镇化，我的理解，人的城镇化不光是盖房子，是要让这些农民工真正的变成城里人，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教育、文化、劳保，城里人的所有一切都应该给农民工，而不是他在忙的时候在城里打工，闲的时候回家务农，这不叫城镇化。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融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包括思想观念的转变，整个社会城市的治理等等。所以，我觉得它既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包括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非常大的动力，又要确实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不能急于求成。假如要急于求成，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会变成政府的行为，就会层层加码，就会把道路走偏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支撑起城镇化方面的融资体系，特别是市场的融资体系。我们还是要有历史的耐心，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动城镇化的进程。

　　戴小京：中国人的治理，最习惯的就是修个墙，比如长城。现在大城市一说治理又想修个墙，不让人进来，这又和包容式发展和加快城镇化进程是个悖论，你不让他修墙，他说财政不够了，融资平台要出问题了，确实很纠结。

　　马蔚华：我先借着永好说的话题补充几句，上一周我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一帮朋友访问澳大利亚，在和澳大利亚总理对话的时候，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是超过72%，这是我们非常羡慕的。我说怎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指标？我们今年上半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投资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只有40%多一点。他说很简单，就是城镇化。澳大利亚的农业人口只有1.5%，我们中国的城镇人口超过45%。所以，在长达九年的中澳自贸的谈判里，澳大利亚最头疼的事是把我们的资本进去，我们最头疼的是一旦农业开放，能不能顶得住澳大利亚那些农产品的冲击，1.5%的劳动生产率多大，而我们45%都是低级的操作方式，所以，成本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价格优势就没有了。美国那些发达国家也是一样，农业人口非常低，但是农产品的成本很低，这是我们参与自贸谈判面临最严重考验的一方面。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城镇化是要必须进行的，如何让中国的农民富起来，讲消费，如果农民不参与消费，消费是不可能成为GDP的主要支撑。我们现在消费之所以能够起一点作用，第一个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超过了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这是过去没有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第一次超过了城市农村收入的增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但是这个能够长久吗，必须要有加快城镇化的推动。小京讲到，我们的城镇化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农民能够有钱。我为什么讲城镇化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呢，农民种地，农产品的价格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没办法，农村土地的转让，城里人卖一块地就发大了，农民完全不一样的，农民要凭什么富起来，生产要素的转移的市场定价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即使变成城里人，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

　　还有教育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扶贫，在云南的两个县，开始是建希望小学，后来感到建希望小学不行，因为没有老师。习近平有个讲话，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都是城镇化面临的一些挑战。

　　过去的城镇化，各级政府，包括中央，也不断地矫正方向，过去城镇化的支撑就是地方财政，现在地方财政的来源最主要是土地财政，然后是政府融资平台，我们做银行的最头疼的就是政府融资平台。在过去两年，西方资本市场对我们比较担心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政府融资平台有20万亿。过去传统的融资方式，靠政府土地财政，靠政府的融资平台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得探索一个，如何能够用市场的资源配置，市场的资源配置就能够把农村所有的资源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而且得按市场的原则，比如我们现在城镇化的融资机制非常单一，你把所有社会的资金力量调动起来，就得有回报，就得拿你的东西结合起来，人家给你投入，你得按照市场的原则做，这样才能有积极性。现在社会上的资金，国内外很多，支持城镇化的资金就看我们怎么去调动。

　　我今年春天去纽约，基辛格还给我们想办法，说国外是怎么搞的，比如发债。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思路比较宽的，符合市场规律的融资体制，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当然，现在中国的金融和城镇化是紧密相连的，城镇化离不开金融，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农民城镇化的各种需求，包括他办企业，就业，包括将来社区的金融，很多。一个是金融如何调动起来，金融业不光是传统的银行，我们现在银行融资占社会总量不到一半，多层次的，各种各样的，包括股票债券，各种股权投资基金，各种民间的资本，国外的资本，怎么能够集中起来。同时，城镇化也给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新的机会，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关键是从哪个节点上推动。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经济新常态，从政府到企业，大家应该很好的去思考，切实的推进。虽然有很多困难，但不推进城镇化永远不可能进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