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海外投资新动向分论坛现场。（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骆霄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财经》杂志承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4年12月12日-14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主题为：新经济 新平衡。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何迪)：大家下午好！我们开始下午的这一节，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新趋势。在主持之前，我想先给大家作一个背景的介绍，有四张幻灯片，那改一下议程。我先介绍我们的发言，我们第一位发言的是秦晓，他曾经是中信集团的总经理，后来是招商集团的董事长，现在是博源基金会的理事长，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第二位请的是金立群先生，他现在是亚洲投资银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的，他以前有多个岗位，在这多个岗位中，主要提两个，一个他曾经是我们财政部的副部长，主管对外工作，另外一个是和现在所从事的亚洲基础投资银行比较相近的，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副总裁。第三位我们请的是高西庆，他现在是我们的法律教授，但是他也曾经当过多种角色，像证监会[微博]的副主席、社保基金的副理事长，最近他刚退休前的一个工作是中国主权投资基金(CIC)，就是中国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他有一个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

　　我们有三位外宾，一位是我们的法国新任大使顾山，他是资深的外交家，他曾经做过法国驻英国和德国大使，也是跟中国的高层战略对话的法方的主持人。第二位是伊夫林·罗斯柴尔德董事长，他的名字不需要我多节嫂，因为中国的观众都非常熟悉，Currency War，讲他家族丰富的历史，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最后是梅丽特·杰诺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在这方面，从学术的角度，他对企业跨国的并购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有他的独到见解。

　　介绍完他们六位以后，既然机器出了问题，我原来想做的背景介绍就不放幻灯片了。主要第一是说2014年对中国海外投资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也是有标志性的一年，第一点就是说这一年我们中国的资本净出比资本流入，它可能主要成为以资本流出大于资本流入的标志性的一年。今年据商务部预期，我们可以达到1200亿美金，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中国企业出去投资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广泛，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到今年三季度，据商务部的统计，我们分地区是对欧洲的投资增长比同年前年，和2013年相比增长了218%，对美国和30%，对俄国是70%，在275项投资中有10亿美金的有11单，这里面原来曾经在过去几年中央企业大概占60%，地方国企15%，民企是20%到25%。而今年三季度，民企的境外投资达到了40%。行业的分布也更加均匀，从自然资源转位到各种各样高科技、消费产品、工业制造等等。

　　今年又是中国政府宣布了它的“一路一带”战略的方向，而且积极推进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四楼基金等等金融服务的支持。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也在今年宣布减少对境外投资的审批，到11月国务院最近发布的文件的决定，我们的审批项目与2013年相比核准的项目只剩下1%，其他的都是要报备，以报备制替代核准制。最后一个，像今天我问了几位发言嘉宾要谈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因和挑战，我就不谈背景介绍，由他们来谈更好。首先有请秦晓！

　　秦晓：大家下午好！刚才何迪介绍了背景，我简单梳理一下。第一个是今年的流量能达到1200亿，超过FBI，也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我们讲的都是直接投资，不是指的海外投资。再看看增速，2006到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复合增长率32.8%，现在我们的直接投资流量是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规模存量达到6000多亿，居世界第11位，大概有1.53万家境内企业在国外设立了2.54万家企业，分布全球184个国家。构成有租赁和商务服务、采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

　　其中金融业看主要是国企，刚才何迪讲关系了，但是非金融业里头，国企的比例相对少一点，到了2013年，非金融业里民企要超过一半，金融业还是国有大型银行比较多。这是简单讲现状，这是对何迪讲的做一个扩展和补充。

　　下面讲讲特征，一个是我们是个制造业大国，但是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我们对外投资的8%，这个比例和其他国家比起来是不太合理的一个比例。制造业大家都知道，它会带动国内的一些产业，甚至改善国内的一些能力过剩的问题，这是制造业的比例偏低。第二个是整个投资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不是在产业链的高端，还没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是在全球不仅有横向的网络，还有纵向的垂直分工的结构，这样的公司目前还所见不多。

　　这里头，金融业和采矿业占的比重比较大，金融业主要是设立网点，在各地方设分行，每个分行都需要很大的资本投资。采矿业主要是希望获取资源，我估计未来几年采矿业会掉下来，因为矿产品已经进入衰竭周期，当时在较高价位进入的企业可能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还有一个特点，我们所谓的商务服务和租赁是和建筑业相关的，其实比较散，你要搞一个工程要设一个公司，然后提供相关的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比较散比较乱。工业也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现在规模不大，但是预计潜力非常大，包括港口、公路、铁路。高技术，不论是硬件生产还是软件开发，都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

　　下面讲“一带一路”，先说它的概念，我们理解为很多含义，包括地缘政治的含义，但是我们还是从海外投资或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新的战略。“一带一路”，如果看地图就知道了，海洋丝绸之路，它会贯穿亚欧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进欧洲经济圈，大概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的比例比较低了，将来主要搞的还是基础设施，因为亚行曾经测算过，在“一带一路”覆盖的地区，特别是在亚洲，基础设施还是比较薄弱的。

　　我想谈谈意图，一个是它是一个开发性的概念，政府会动用外汇储备、财政、金砖银行或者是需要金立群来介绍的亚洲投资银行，会做一些开发性的金融，最后是由企业自己来筹集资金进去，这个我们有一定的优势。另外是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这是我们的一个老问题，如果能开出一些企业来，使我们的一些产能能够增加使用率。还有有效使用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当然对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下面讲风险和问题，政府的角色这里不展开讲，我认为政府应该加快区域间贸易谈判，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政策，由企业来进行商业性的决策。这里有一个国企的问题，因为国企到海外投资兼并收购屡屡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有接受国政治方面的偏见或者是认识，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可以反思，我们能不能把国企的属性分成公益性的和商业性的，如果公益性的，它不是以盈利为目标，国家给它一些税收、财政甚至其他的好处，它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公共产品。如果是商业性的话不应该优惠，它应该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进入国际市场包括国内的市场，都应该是由商业性的公司来进入。

　　下面有几个风险我就不细讲了，包括法律和监管。有一些案例，还有劳资关系，要求有独立工会存在，我就简单讲那么多，下面简单说两个数字，我做了一个预测，到底会有多大潜力，我们从upside往上看，如果考虑到目前的态势，考虑到中国经济安于新常态的状态稳定下来持续发展，我认为2025年可能会达到存量3.5万到4万亿，进入世界前五名。

　　金立群：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的会，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首先需要说明的，中国经济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企业逐步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中国在吸收外资的同时能够对外进行投资，这本身就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来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企业无论是民企，现在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和阻力，国外的媒体不乏负面的报道说中国企业到外面是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就是luting&polluting，甚至把中国的海外投资视为殖民主义。这种言论不仅仅来自西方的媒体，也来自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媒体，甚至出自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之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我感觉到对外的交流、沟通非常重要，我不喜欢用“宣传”，宣传往往给人家一种误解，我还是认为交流、沟通很重要。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到海外去投资，无论是我们的目标也好，我们投资的方式也好，究竟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强化现有的经济结构？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是因为现有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就想通过海外投资来解决这个不合理，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前一阵子大家都非常注意说我们到外面去买矿、资源、能源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需要。但是你要想到，最近大宗商品的下跌就说明了经济过热的时候产生的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你去买矿，买大量的矿，最后可能我们这种现在面对的大量的大宗商品过剩的一些压力会更加强。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刚才秦晓先生讲了一些问题，这里我们尽量防止重复，我提几条：

　　第一个，我们现在到海外进行投资，最好就讲这是中国的企业淡化国企和民企，我觉得把国企民企划成分非常非常不好，非常容易引起误解。我们的民企也要加强学习，要“练内功”。现在我看到有些投资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有的是急于求成，甚至不计成本，还有一些可能还是追求一些政绩工程，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实际上也因此吃了很多亏了。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投资遇到一些歧视性的政策。我们都知道，最典型的就是华为，华为在海外投资，比如华为在美国遇到一些很大的障碍。这些问题往往有的不是企业自身能够解决的，这还需要我们通过跟有关国家一些双边的高层对话，来解决我们企业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企业去投资超出了它自己的能力，有些比如说从事一些非金融的企业从事金融衍生品的投资，这些企业其实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技术，也没有这样的人才，它的投机心理很重，风险意识非常薄弱，风险管理的能力也不足，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更多地，我们还看到一个情况发生在民企上，当然国企也存在，对于一些交易存在着堂吉诃德的冒险主义，有的国企之所以亏损，这一单没做，有的亏损更多的是他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放在柜子里没有拿出去。或者是有女同志生孩子把单子一放，生完孩子了避免了风险，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要注意投资当地的风俗习惯、民众的信仰，还有一点，我们的企业在外面赚了钱，最好还是要给当地的所谓local community，给当地的社团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和援助，这样能够融合当地，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缺乏有效的法律力量和服务支持，其实海外的法律文件、合同条款中有很多陷阱，所谓small print，就是很小的问题藏在里头不清楚，一签下来亏得一塌糊涂。政府的政策需要支持，这是从法律法规方面，减少一些审批，有很多是政府帮助大家来解决的。

　　总之我们在海外投资方面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是有很大的挑战。这里边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感觉一些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首先把内功练好，不要追求于我在国内竞争不过人家，我到海外就行了，就像国内考不上大学就到国外去上，我认为这是逃避竞争压力、逃避困难，这样的话往往效果不是太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迪)：谢谢立群，请高西庆！

　　高西庆：大家下午好！我只是想就我们中国企业出去所面临的一个特定领域里的挑战，说一下我的看法。在目前全世界竞争格局和监管格局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走出去”的问题。大家知道，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其实从安然事件开始，全世界对政府监管的钟摆和民众对于政府、对于投资、对于有钱人、对于资本家的看法的改变，使得我们和过去那几十年(中国经济往上走的一场大潮)所面临的形势有了非常重大的不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自己研究法制史，尤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全世界监管部门来看，大约每30到50年有一次大的摇摆，而我们原来老讲的十年经济危机的周期，在监管机制上的摇摆大约得五六十年一次，以前学经济学的人讲康德拉季耶夫，我觉得有点像。最近大家讲皮凯蒂的资本论，为什么这本学术书能够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很多看不懂这本书的人都兴奋，而平均只看到26页，这本书有698页。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有了好转，我们在金融危机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出去投资，和过去不一样，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从金融危机开始，大家以为以美国为主的经济体不再需要钱。刚才不管是秦晓总还是立群兄讲的，对于外国的监管机构和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能以一个民族主义的态度看这个问题，它不光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世界范围内的事情。不管在中国本身还是在外国都有类似的，跟它相应的反应。

　　外国政府、外国民众对于中国投资走出去有时候似乎有敌意，或者是更加严格的把你审来审去，其实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做投资人知道，我们现在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在国内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所处的位置都是历史沿革。十八届三中全会讲混合经济，其实之前已经有了混合所有制，不管是公司制、民营，还是发股票，还是外国企业进来做合资，我们在对外资的态度叫“超国民待遇”，所谓“超国民待遇”就是比中国人自己的企业还要有更多地优惠。与此同时，我们为此付出的不光是经济上的代价，还包括了一些别的方面的代价。今天我们看，外国大部分企业并不领个情，中国公司出去遇到了很多事情，跟外国机构讲的时候，监管机构对我们的说法很简单。当然，现在国民待遇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我们在出去的时候也得考虑同样的问题，谢谢各位！

　　主持人(何迪)：谢谢，下面请顾山大使！

　　顾山：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其实这次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法国在三亚事实上有一些企业投资。前面的嘉宾也讲到了中国的一些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情况，尤其有关于比如奢侈品或者是酒类的投资，法国是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但法国也有世界500强的企业，在中国有30家，他们的投资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海外进行投资的话，并不会对于当地的环境造成破坏，法国和德国已经占领了欧元区GDP的30%到40%。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单一货币意味着我们有一个高度融合的工业，外面我看到了有非常著名的宝马[微博]车，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曾说，德国汽车当中有60%的技术是来自德国，还有40%的零部件来自法国，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知道，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我们非常欢迎这个趋势。欧盟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地区，我们有非常稳定的体制、法律制度、完备的基础设施、铁路以及欧洲一流的高速铁路，我们还有飞机。而且我们的宽带在未来两年会达到100%的覆盖率。我们也有非常熟练的劳动工人，而且我们的生产能力全球第三，这是根据德勤的报告得出的。我们不可能和其他的趋势分开，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们的老龄化的趋势没那么强，我们需要强劲的人口支持。我们的金融市场非常有效率，巴黎的股票市场中有一半的上市公司是外国公司，非常期待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准备发行国债，法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易有44%都通过人民币来结算。

　　另外还要谈到创新，创新很重要，我们GDP的2.2%出自于研发，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很多创新，而且我们有投资人也有合作伙伴。我们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是一样的，比如在研发领域我们有信用税，不仅仅对法国的企业是这样，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我们希望所有来法国投资的公司都能够达到平等的待遇。比如在数字领域，我们的税只有15.8%，这个是在欧洲最好的税率。我们也希望改进我们的生产率，希望人们能有效率地工作。我们也应该向世界展示我们有能力促进更强劲的增长。现在在布鲁塞尔有一个新的委员会，我们会在教育、医疗这些领域进行高达3000亿的投资，我们和德国一起进行领导。所以当中国对欧洲进行投资的时候，你所进行投资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在整个欧盟区域。

　　主持人(何迪)：谢谢大使，他非常尽职，我们听了许多法国投资的吸引力。下面我们请伊夫林·罗斯柴尔德。

　　伊夫林·罗斯柴尔德：今天很高兴来发言，刚才好像各位把我想讲的话都讲完了。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应该祝贺大家，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你们使得几亿人脱离了贫困，给很多年轻人提供了机会，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点是很难实现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只有把所有的东西聚集到一起来，才能够创造出活力。如果我们想进行全球化，我们就要知道，全球化有哪个地方是你感兴趣的，比如说看一下香港，以前香港是脱离了中国的，现在香港跟中国联系紧密，而且现在已经有了“沪港通”。香港是人们对中国大陆进行投资的跳板，这种变化非常地惊人。因此我要仔细地研究，如果你想进行投资的话，你想对哪个区域进行投资，而且你希望进军哪个行业和产业。我想，在所有的国家都会有机会，那你想跟谁进行合作关系，找到一个合作伙伴会有利于你对外投资。当然，金融是另外一个领域，在过去几年金融业、银行业的表现并不好，他们已经了解到他们应该帮助那些中小型的企业，而不仅仅青睐于大型企业，并不是大型企业才能赚钱。另外我们也要意识到监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监管条例，有的时候要熟悉和了解它们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在中国投资的话，法治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对法治社会进行投资，我知道现在中国也很重视这个问题。

　　很多外国投资者都会青睐于英国，因为我们那里的法治是非常清晰透明的，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看法律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公正。另外还想简单地提到一点，我们有这么多的学生，中国有很多留学生，从1973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已经有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学习，如果他们回到中国，他们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些小孩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他们在英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他们可以了解自己祖国的商业，然后可以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我觉得这也是基础，学习和理解是合作的基础。

　　我相信，中国在未来还有大量的年轻人，可以进行创新，如果给他们支持的话，他们会带来新的想法、新的投资。英国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在历史上，我们是非常好的贸易合作伙伴，虽然也经历过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展望未来，我相信双方的关系会更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迪)：下面有请梅丽特·杰诺教授！

　　梅丽特·杰诺：大家下午好！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三亚参加这个论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三亚，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邀请，我只是简短地讲一下。

　　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我们进行了投资之后，就会有贸易，事实上中国很多的出口都是来自于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外资企业。在我看来，现在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地稳定，这也是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深化。投资比贸易来讲是更深层次的一种经济关系，也是我们经济关系的一个新的前沿领域。中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在发生变化，我们在这几年来看到对于生产制造领域还有能源领域的投资，但是现在有了变化，现在有了高科技的投资，另外有很多来自于私有企业的投资。我们相信，很多的投资都会涌入美国。

　　另外，过去几年来自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会投资一些转型的经济体，因此美国也不可以自满或自豪，认为外国投资者一定会来美国投资。另外，我觉得美国的经济真正地在复苏，美国的确收到了很多来自国外的投资，坦率地说，我们进行了60个月的经济的复苏，现在看到了失业率下降、房价上升，很多人说，我们把自己和一个更加融合的经济体脱离开来，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不合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正在加深，而且美国得到了很多来自于国外的直接投资，而且人们于美国投资的信心也正在上升。

　　机会在哪里？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觉得美中之间在很多的领域都有巨大的机会，其中一个就是能源领域。我想，美国有页岩气、页油气技术，以及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进行监管。另外，中国也希望能够发展页岩气，这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另外还有卫生健康问题，现在中国的经济更加重视服务型产业，因此健康保健领域也是双方能够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

　　中国希望能够转型成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成为一个创新型的技能型的社会。现在在美国，我们也是越来越多地出现互联网以及网络经济，现在移动经济、大数据都方兴未艾，事实上这些高科技的发展都能推动我们之间的合作，并且带动外来的投资。现在很多城市和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尤其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城市进行城镇化的建设，城市发展得非常巨大。在这方面，中国事实上可以和其他的国际伙伴进行合作，尤其是和美国合作，比如说如何能够向城市提供相应的市政服务，以及在政府政务方面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除了投资，还有外贸这方面，中美关系是非常良好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在美国进行投资，尽管投资的数额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发展的动态还是非常好的。

　　刚才我也听到前几位嘉宾讲到，现在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面临着一些挑战，尤其是一些法律还有政府方面的偏见。我希望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可以进行更好的洽谈，尤其是有关法律监管方面的一些协商。我想，我们双方的领导人能够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达成一定的意见，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美国，事实上我们的经济也是非常开放的，我们也希望和世界其他各国进行合作，并且也非常欢迎海外国家进行投资。这对我们来讲，也可以扩大我们跨太平洋合作框架的补充、延伸，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迪)：谢谢六位发言嘉宾，我们现在转入到讨论的环节。刚刚从三位讲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挑战，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联系到我们国内的改革，改革涉及到国家层面，也涉及到企业层面。国家下一步的改革对于企业走出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肯定改革是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包括金融服务，包括企业本身的结构，包括所有制，不再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

　　第二个问题，从三位外方的发言嘉宾来讲，各自谈了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谈了各自发达国家地区对于中国投资的机会，同时都提到我们矛盾的交往变为逐步走入到资金的、资本的交往，就是从跨境的国际贸易到跨境的国际投资，这里头有诸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三位各自介绍了他们国家对于外资有吸引力的地方。这里刚刚讲了在我们国际大变局的情况下，资本能起什么作用，这是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刚刚高西庆讲了。同时也提出来我们资本之间的互相融合，可能是我们——不是可能——必定是我们国家、民族之间经济融合的一个新的阶段。而这里面像我们刚刚的法国大使也提出来，欧洲的德法之间的融合，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然后国际跨国公司它的出现是没有非常鲜明的国家背景的，它在全球的投资和商业的扩张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有益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借鉴。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想作为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国际方面的一些经验，中国公司有什么借鉴的地方。

　　就第一个问题，能不能就国内下一步的改革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请哪位先讲讲？

　　秦晓：我们现在不仅有实力，包括资本、人才、经验、信息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还有一些制度性的障碍。哪些制度性的障碍可以通过改革来加快，而使我们的投资变得更为有效。还有一个是资本管制，资本管制就是现在三样之中的一项就是ODI，你要到国外投资的话需要审批管制，外国也是管制的，这个我认为应该在三中全会的改革纲领中考虑进去，应该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目前事实上已经放开很多了，但是正式的改革还是需要资本放开。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人民币回去的问题，这个对海外投资是个风险，因为它总有汇率的变化，市场风险。如果汇率市场化它可以用市场工具来对冲的风险，我先讲这两条。

　　金立群：我感觉我们现在中国的企业出去的，我回应秦晓先生，企业本身还不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管理水平，它确实是有钱，你出去的话，基本上是靠钱在做文章，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回忆，我们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引进来的外国企业都是一些非常成熟的企业，他们进来当然对中国的法制情况有很好的了解，但是他们确实能够给中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提出来“以市场来换技术”，“以市场来换管理”，中国让出一片市场来，我们能够从国外的管理方面、技术方面学到很多东西，这其实事实证明是互利互赢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底因为我们在国内没有出路，在国内没有资源了，那我们就要去买那些资源来？我担心的是强化现有的经济结构，而不是有利于经济结构的改进调整，所以如果谈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进，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思路，这是很重要的。政府部门，我是认为只要是正当的投资，就不要对它的资本有任何限制，因为这个钱就是去投资的。国企的决策过程很慢，这个过程很慢很多机会就失去了，你匆匆忙忙也会出问题。快慢的问题，它没有做好功课，但是你有的时候因为一些问题，它一个投资没下去，结果倒反而发现躲过了一场风波很庆幸，但是这不是一个问题，根本的是要对市场的良好分析。现在我们还是一窝蜂，前阵子买资源都是高价进去的，最近惨得不得了。我感觉如果政府不要来为企业想，我不来审批，让企业自己去想、自己去琢磨可能会更好一点。

　　主持人(何迪)：放松中国方面的管制，对。

　　高西庆：刚才讲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碰到很多问题，其实好多问题看起来是公司治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的国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怎么做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远远不如公共治理的问题大。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不管是国营企业碰到的问题，还是私营企业碰到的问题，都跟在国内的管制模式有关。我们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多的企业，立群刚才举例子说不计成本、不管行业、投机心理冲出去，这跟管制方式是有关的，这个例子大家不用想都能想出一堆来。中国人一点都不笨，聪明得很，他聪明就是他琢磨出来我做这个事我能获得的利益是什么。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对他的考察模式主要不是看他的盈利，而是看他在一段时间内的影响，或者迎合某个领导人的想法，能够升官，这个模式就是可以预测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经验如何如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有30多年了，中国人聪明得很，你看我早期在美国的时候，日本企业告诉我说现在我们走出去转了一大圈，好几十年，终于琢磨出来了，我们用投行、律师、会计师，再也不用很便宜的烂所了，我们用最贵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头一天就用最好的律师、会计师，可是我们一定要把利益机制看清楚，所以在管制模式上政府要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你给企业的领导人到底设下了什么样的引领模式，你是想让他干什么，如果他有政治上的诉求，他在经济上做出的东西一定不是我们所三中全会所讲的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市场就对他不起作用，只是他的工具而已。

　　主持人(何迪)：刚刚讲了中方，从资本市场开放、外汇的改革有利于资本走出去，金立群和西庆谈的是我们企业本身coper(音) governance的能力，同时讲到中国政府要放松管制，让中国自己做出走出去的投资决定。在投资决定作出以后，资本的输出和能力是要配套的，这一块我们也会遇到层次问题，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方面是外国的监管这一块，欧美是不太一样的，请三位外方的嘉宾，能不能就国外对于中国投资的监管方面再说一两句？我们先听一下美国嘉宾的看法。

　　梅丽特·杰诺：我觉得美国的监管起来非常紧的，非常复杂，也有非常多监管方面的要求。有一些领域上，保险是由联邦，有些是由州的政府来监管的。所以如果要了解监管的复杂性，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讲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有一些领域是比较开放的，监管的要求是比较少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监管者，比如说我们有信托的监管，还有联邦基金的监管，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只能通过监管部门相互之间的交流来加深理解。

　　伊夫林·罗斯柴尔德：我想我们在监管方面一直都有良好的声誉，比如像金融领域，从一个银行家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紧密合作，我们依然有很多的监管在执行。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历史上的贸易国，我们接受了，有很多来自于中国的投资者，我们和中国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香港联系起来的。另外我还是想回到法治这一点，法治非常重要，公司在中国海外投资的时候要了解到，如果出现了问题，当地的法律体系是什么样的。

　　顾山：法国，我们对于外商投资以及外来的投资都很有经验，当然，我们有监管的因素，这也是跟布鲁塞尔系统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不觉得要进入法国的市场，监管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看到，在4000亿欧元的投资当中，只有1%来自于中国，我们的大门是随时打开的。现在中国有一些企业在法国已经很成功了，所以我觉得监管其实并不是对法投资的一个障碍。我们在能源领域有一些战略，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商谈的。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有很多的领域都是向中国的投资者打开的不管我们的监管要求是什么。

　　主持人(何迪)：刚刚大使提出来他们有很多很优秀的企业国际扩展在中国都很成功，他们用的洗衣粉洗发水都从那边来的。所以问六位嘉宾一个问题，在你们心目中有没有一个跨国公司，也包括中国的，在里头可以作为我们国际扩展，就是外国公司的国际扩展，也是一种对外投资，值得中国公司学习的，中国的公司里面有没有比较好的榜样？在你们的心目中能不能举出一到两个model？中国银行在英国、法国、世界各地中国银行的国际化是做得比较好的。

　　秦晓：这个问题的难度太多了，要说在这里头找出一个最好的很难，咱们今天有法国大使在，LARSARGE(音)，做水泥混凝土的，它们最开始做了好技术，也最先提出环保，包括能源的保护问题。另外在全球也布局，它的扩展方式是既有收购兼并，也有重新建厂。世界上另一家大的水泥公司合并了，其实也是欧洲国家，它也淡化了法国的色彩，整个的管制、技术、人才对人的教育、对职工的关怀，包括我们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附近有厂，他们就派人去捐献、关注，这不仅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优秀公司，而且是有社会责任的好公司。

　　金立群：我是这么看的，学习本身是要有创意的，学习不是照抄照搬，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公司可以作为其他任何另外公司完全学习的楷模，因为企业是不一样的，所以各个不同的企业，它可以看自己行业里的一些企业的长处，也可以看其他企业经营管理的长处。所以我认为一条，谁也不要照搬。

　　第二点，你学的东西只是到目前为止这个企业成功的经验，说不定等你学来，这个经验已经过时了，可能成为对你的一种灾害，所以一定要小心。你去学人家的东西，可能等你学到以后它已经改了。我们有无数的例子说明过去成功的经验不是今后可以遵循的一些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有创意，我们自己的企业能够尽量吸取不同企业其中某一部分的优点，来结合自己的特点创造一套新的投资方式和经营管理的方式。

　　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公司治理是要求的，公司治理是最最基本的，如果没有很好的公司治理，你再学也是没用的。

　　高西庆：一个是我们去看长期投资者、短期投资者之间的区别，因为作为我们中投这样的公司作为长期投资者，我们要看典型地来说巴菲特是投资，巴菲特说他在历史上，他整个的价值掉下一半去有三次还没扔掉，原因是他对公司的情况非常熟悉，如果你不对公司投资不要进去投资。他说我不愿意投科技这些，因为他看不懂。另外我想强调，不管多么好的公司，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没有一个机制去管它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坏公司。所以投资者一定要盯着，不能让他随便怎么样，各个国家不同公司的发展趋势上可以看得出来。

　　顾山：刚才大家谈到投机的问题，有一些投机性的投资，也有一些长期性的投资，当然有一些投资是投机性的，我们看一下巴黎的地产没有泡沫，我也看到一些投资基金的报告，它们的盈利很好，五年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6%到8%，十五年大概是11%到13%的利润率，所以投机性的投资也可以成为生产性的投资。比如说东风，这是汽车行业的，它们在武汉也很成功；另外是海南航空。还有比如在北非进行投资，我们觉得法国的经济会跟北非有着很强劲的联系，所以我们会在北非进行投资。

　　另外，中加的一个集团投资了一个机场，49%的股份会属于中国公司，它会帮助Twos(音)这个机场的发展。

　　伊夫林·罗斯柴尔德：谈到房地产，伦敦是世界上国际性的城市，它会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具有国际化。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投资在那里，比如说马来西亚也开始在那里投资，中国人也在进行投资。另外我们在港口方面，最近也宣布有一个中国投资者的大举动，我想，地产也表现出人们对于通胀的态度，我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知道通胀是经济学当中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如果通胀率低的话会怎么样？地产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你如果在境外进行投资的话，要向美国或者是英国，你必须要了解所有的因素。一旦有事情发生，人们就希望进行投资，他们对一些坏的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主持人(何迪)：谢谢我们的发言嘉宾。

　　提问：人们问对于中国来说最成功的投资，我觉得那就是联想，联想合并了IBM[微博]的个人电脑，我觉得联想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他们有一个国际化的管理团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进行管理。如果没有人能够了解环境以及文化的话，并购不会获得成功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人在进行了合并之后，不肯付顾问费，如果你不付费的话，这种做法很不好，所以联想在这两个地方做的都很不错。

　　主持人(何迪)：联想是一种典型，也借另外一家中国公司，就是中粮集团，它现在在海外扩展也很快，它的董事长给中国公司走出去的一句劝告，“资本是要带着能力走的，希望我们中国公司走出去不但有钱，更要锻造自己的能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