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高西庆。（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骆霄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财经》杂志承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4年12月12日-14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主题为：新经济 新平衡。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高西庆表示，我国对外资的态度上都是“超国民待遇”，为此付出的不光是经济上的代价，还包括了一些别的方面的代价。但今天来看，外国大部分企业并不领个情。

　　以下为文字实录：

　　高西庆：大家下午好！我只是想就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一个特定领域里的挑战，说一下我的看法。

　　在目前全世界竞争格局和监管格局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走出去”的问题。大家知道，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其实从安然事件开始，全世界对政府监管的钟摆和民众对于政府、对于投资、对于有钱人、对于资本家的看法的改变，使得我们和过去那几十年，就是中国经济往上走的那段时光，所面临的形势有了非常重大的不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自己是研究法制史的，尤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全世界监管部门来看，大约每30到50年有一次大的摇摆，而我们原来老讲的十年经济危机的周期，在监管机制上的摇摆大约得五六十年一次。最近大家讲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为什么这本学术书能够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很多看不懂这本书的人都兴奋，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有了好转，我们在金融危机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出去投资，和过去不一样，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从金融危机开始，大家以为以美国为主的经济体不再需要钱。刚才不管是秦晓总还是立群兄讲的，对于外国的监管机构和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能以一个民族主义的态度看这个问题，它不光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世界范围内的事情。不管在中国本身还是在外国都有类似的，跟它相应的反应。

　　外国政府、外国民众对于中国投资走出去有时候似乎有敌意，或者是更加严格的审核，其实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做投资的人知道，现在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在国内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所处的位置都是历史沿革。十八届三中全会讲混合经济，其实之前已经有了混合所有制，不管是公司制、民营，还是发股票，还是外国企业进来做合资，我们在对外资的态度上都是“超国民待遇”，所谓“超国民待遇”就是比中国人自己的企业还要有更多地优惠。与此同时，我们为此付出的不光是经济上的代价，还包括了一些别的方面的代价。今天我们看，外国大部分企业并不领个情，中国公司出去遇到了很多事情，跟外国机构讲的时候，监管机构对我们的说法很简单。当然，现在国民待遇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我们在出去的时候也得考虑同样的问题，谢谢各位！

　　主持人：国家下一步的改革对于企业走出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肯定改革是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包括金融服务，包括企业本身的结构，包括所有制，不再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

　　高西庆：刚才讲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碰到很多问题，其实好多问题看起来是公司治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的国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怎么做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远远不如公共治理的问题大。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不管是国营企业碰到的问题，还是私营企业碰到的问题，都跟在国内的管制模式有关。

　　我们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多的企业，立群刚才举例子说不计成本、不管行业、投机心理冲出去，这跟管制方式是有关的，这个例子大家不用想都能想出一堆来。中国人一点都不笨，聪明得很，他聪明就是他琢磨出来我做这个事我能获得的利益是什么。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对他的考察模式主要不是看他的盈利，而是看他在一段时间内的影响，或者迎合某个领导人的想法，能够升官，这个模式就是可以预测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经验如何如何。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有30多年了，中国人聪明得很，你看我早期在美国的时候，日本企业告诉我说现在我们走出去转了一大圈，好几十年，终于琢磨出来了，我们用投行、律师、会计师，再也不用很便宜的烂所了，我们用最贵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头一天就用最好的律师、会计师，可是我们一定要把利益机制看清楚，所以在管制模式上政府要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你给企业的领导人到底设下了什么样的引领模式，你是想让他干什么，如果他有政治上的诉求，他在经济上做出的东西一定不是我们所三中全会所讲的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市场就对他不起作用，只是他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