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周刊和国资委[微博]新闻中心共同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将于12月10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厉以宁在发言时表示,今后想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因为要素成本上升,这就表明了你要想维持超高速发展可能是亏本的。
厉以宁透露,我参加了“十三五”规划讨论,讨论达成两个共识。第一“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会太高,超高速时代已过去;第二,观念在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率为硬性指标才有威信的观念在改变。
关于未来改革的方向,他指出,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以下是文字实录:
厉以宁:
我要讲的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就是常态。相对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经济增长在过去的时间是怎样的,过去增长是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实际上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弊大于利。举例来说,资源加快消耗,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低效,某些部门严重产能过剩。这四个大家都能看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自主创新的机会。因为都忙于在超常规、超高速增长方面,这样就产生了它的问题。
我们今后想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因为要素成本上升,这就表明了你要想维持超高速发展可能是亏本的。我们马上就要制订“十三五”规划,大家怎么考虑呢?我参加了讨论。两个认识是共同的,第一既然要定“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是中高速增长,究竟中高速增长多高呢?7%左右,有的提出6%到7%,6.5%到7%,反正5年是可以的,以后有可能还要低,即使6,全世界能够连续保持6%的增长率,同样是中高速增长。第二,观念在改变,我们过去的观点好象经济增长率一定是硬性的指标,因为这样才有威信,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看问题。应该说目标增长率不应该是刚性的,中央、全国人大一通过,地方人大一通过,就成为铁板钉钉了,为制订的这个刚性指标而努力,这就形成地方政府的压力。大家觉得既然全国人大通过了,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顾形势的变化。这样结果就造成了要完成这个目标,出现各种产能过剩现象,信贷超标现象出现了,全世界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回4.2,或者4,可以调,这种调指标实际上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压力,这样的观点要改变。
你要完成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还要改革配套。因为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个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几个改革。
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就是秘书长所讲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是高层次的改革是资本资产机制的改革,资本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应该管资本,把资本用活,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行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缓和经济所有制不同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竞争性的行业要看行业具体情况而定,国家不一定控制,但是某些特殊的行业,国家还是需要控制的,也可能是相对控制,也可能是绝对控制。我们要记住,即使几个国有企业都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虽然国有资产是国有的,但是董事会有各方的代表,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混合经济所有制在竞争性行业中,迟早中国要走到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产权激励机制,没有职业经理人制度搞不起来。如果全是官员调动职务来当总经理,就不是职业经理人,要学做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国有企业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有需求,有供给。在西方发达经济国家经常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企业咨询公司,有猎头公司,有企业家协会,经理人协会等等,他们把这些人的信息会聚在一起,推荐经理人。没有中介机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为他跟一般的劳动者不,不会自我标卖,因为他的面子在那,不会那样做,主要是通过中介组织推荐进入。
德国有一家很有名的企业,他们企业需要经理人,前提是连续几年亏本,董事会不满意,找到企业咨询公司,不是给你派经理人,我先跟你定承包合同。我去了第一年扭亏多少,第二年扭亏多少,承包三年才扭亏为盈,如果完成这个目标,你给盈利比例多少,然后再推荐经理人。很多地方这样做就成功了。企业是带着一个团队去的,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团队去了以后,满意了,扭亏为盈了,指出你的毛病在哪里,然后再派经理人。他们都是带队承包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有市场,中国迟早要有的,特别是竞争行业,还包括民营企业,要搞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也一定这样做。它有一个过程。公务员如果退休以后能够成为职业经理人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改革,独立市场主体的改革。
第二,收入分配的协调,这个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没有产权,农民在土地上确权,原来我们去浙江那边,杭州、嘉兴进村的路都进不去,农民土地有权证了,宅基地有产权了,房子有产权了,你不能随便圈地了,要不然用法律权利告你,产权改革深入到农村了,这个作用将来很大。而且我们在那里考察的结果,土地流转加快了,家庭农场制起来了,这都是新的变化。收入分配的协调必须让劳工市场有完善的议价机制,工资水平怎么定,得有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劳工市场是不对等的,农民工是一个村子里面抱团出来的几个人,这个力量太差了。应该按照国外的经验,工会参与,工会参与到议价当中,这样初次分配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第三,农牧民农产品出售和收购方议价不均等,或者一些买主和采购方说了算,只要你有问题就不要,说不要就不要,没办法。国外怎么办呢?国外有合作社,有合作社、联社。我在丹麦、荷兰、新西兰考察过,他们合作社都有联社,联社力量大,有自己的车队、轮船和码头,这样议价能力就很大,对农牧民是有利的。中国联社刚建立,这是需要中国加强的地方。
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均衡的,教师现在城乡不均衡,同是义务教育,城里的学校好,师资足,学生积极性高,学生质量高,而农村就差,这样下去中国垂直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教育体制也需要改革。
我们要改革这四个方面,新常态稳定下一定要改革,不利的市场主体一定要改革,工人和雇主之间应该有合理的议价机制,工会应该参与。农产品的采购商和农牧民之间要有合理的议价机制,联社将来越来越好。还有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中国要在新常态保持还要注意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抓两个问题,一是根据国家情况,失业率将来在4%到5%之间,不会出大问题,根据5%才采取重要措施,失业率3%、4%没有问题,如果超过4%,就重在微调,宏观调控切忌大起大落,大起大降,大摇大摆。二是增长率指标改为软指标、弹性指标,我相信进入新常态的改革一定可以成功。
以上是我的演讲,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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