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出席并发言。

　　高培勇表示，有权利发行地方债的人以及具体组织地方债的人也没有把自己当做健全的责任人。《预算法》所规定的自发自还的发行体制改革，都只是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手段，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换句话说这不是治本之道”。

　　高培勇称，原则上地方债出了问题，中央不再兜底，“由于地方出了事情，中央有财力负起这样的责任，但真的不出手相助？”，高培勇反问道，“我们的负债率在全世界都是偏低的，总体没有风险，这样的前提之下，用举国体制调动各方面的资源，防范风险，干嘛不去做？”

　　以下为演讲实录：

　　高培勇：现在有两个观察点，一个是改革的目标，第二，由改革目标所转化而成的评估的标准。当我们看到改革的目标的时候，既是目标又是标准。以此来评价我们所要评价的任何东西，政策就可以有一定的依据。

　　这次央地财政关系调整和改革，直接提出的目标就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评价改革方案以至于今后再回头来评估这次改革的成效的时候，就是要看是不是有两个积极性。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发挥地方和中央两个积极性，并不是一个新提法。以前关于财税改革问题几乎逢会必讲两个积极性，只是之后20年，我们对这个目标讲的不那么频繁了。这次有一点久违的感觉。6月30号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深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当中有关央地财政关系的安排。

　　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收入比重，直接税的收入比重的提高有利于中央和地方划分税收。这次《预算法》通过的条款当中允许地方发债，这些是有利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处理自己的收支平衡的问题。再比如直接打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而不是一个积极性，直接提出要明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提出税收法定等等，都是朝着发挥两个积极性往前迈进一大步。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尽管有前行，但是前行的步伐还不够大，或者说还没能够满足大家的期待。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牵扯到央地财政关系大部分是原则性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由原则性的提法深入到具体的安排。比如说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时候原则性的提法，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法。怎么完善？将收入波动比较大，牵扯到宏观经济全局的税种划归中央或者是中央分成地方。将区域性比较明显，更有利与地方政府管理的这些税种划为地方税，地方的比例高一些。这显然是正确的。与此同时，这是大家所熟知，甚至可以说是写进教科书中的基本原则。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全局性的事务由中央来直接管理，区域性的事务交给地方管理，既有全局又有区域，两者之间难以明确化的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

　　这次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作为央地财政关系的核心点，并非央地关系的核心点。为什么要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呢？因为这两者之间是分离的，如果不分离就不需要匹配。第二，中央和地方共享，交给地方更有利于执行，支出责任和事权要匹配。大家都懂得这样一个基本道理，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效率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改革当中有积极的成分，但是也要继续创造条件，使得我们朝期待的目标迈进。就是一句话回到本来意义的分税制度上。

　　张燕冬：高老师，潜在的含义是提到了收支平衡，是财税比较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再往下走，收支平衡在你看来，应该怎么样去突破？

　　高培勇：好多在座的朋友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两个不同的关系，比如说你的家庭，在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子女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但没有成家单过。这是一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财务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关系是长大成人，并且成家单过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两种不同的财务关系。我们所说的不同级次的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类似于父母和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分家单过的子女之间的财务的关系。这是完全不同的，在这样的家庭当中，父母子女肯定有资金往来，不管密切程度怎样，往来资金占各自资金的比重是怎样，都建立在两个家庭之间的资金往来上。另外一种家庭关系，子女也有经济收入，没有成家单过，那样的情况，是一个家庭内部的资金关系，这个完全不一样。我把这两种关系套入到政府的财务关系上，就是同一级政府内部，财政部门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属于一个家庭内部的关系。不同级次，比如中央和省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分家单过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严格区分开来就可以容易看清中国当前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央地财政关系自1994年以后，起码在原则的提法上是和以往不同。以往我们叫财权、事权相匹配。一个干事情，一个花钱收钱的，两者相匹配。07年退了一步，叫财力和事权相匹配。比较两者不同家庭之间的关系，如果超越两权的匹配，不同级次之间政府的关系等同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如果简单财力和事权之间的匹配，类似家庭内部的关系了，而不考虑你怎么使，这是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内部关系。

　　通俗讲，从来没有人说中央发的国债具有危险。为什么同样的政府，一旦到了地方政府，地方债券让人们如此关注。地方政府发债就没想过要还债。深层的体制原因，就是央地财政关系的体制设计的格局没有打通，地方政府就不是一个健全的财政体系设施。

　　具体讲，地方财政没把自己当做独立自主的处理收支关系的健全的责任人。再具体讲，有权利发行地方债的人以及具体组织地方债的人也没有把自己当做健全的责任人。我们推出《预算法》自债自还的发行体制改革也好，在我看来，都是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那么一种选择。而不是从体制、机制上去彻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换句话说这不是治本之道。央地关系应该怎么设置？许局长讲，原则上地方债的问题出了问题，中央不再兜着，能不能落实到实处，比如说地方政是由于地方出了事情，中央有财力负起这样的责任，真的不出手相助？我们算大帐，地方债当分子，GDP当分母，我们的负债率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偏低的，总体没有风险，并不排除地方有风险。这样的前提之下，这样的举国体制调动各方面的资源，防范风险，干嘛不去做。不可能不那么做。这是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再一个，从明年开始自发自还的体制改革，主要解决的是当前地方债的清偿问题。地方债的需求有多大，我们得算帐。白教授算过帐了，不算大的，算小的有10万亿，一年的利息支出该是多少，我们能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出那么大的利息，我们巨大的举债空间是多少？我们算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