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出席并发言。

　　李扬表示在“新常态”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对于城镇化问题，李扬表示，过去在某种意义上讲，都认为城里人比农村人优越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普遍认为农村人在很多方面比城里人优越，很多农民并不愿意被市民化，与之相关联的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也已经发生逆转。

　　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拟，李扬预判称，在新常态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态势应当是扩张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扬：讲三个看法，速度下滑和外界认为的新常态是有规律的现象。经济下滑带动其他的指标进入新的状态那是实体经济的变化，就是说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下降，要素效率在下降，创新能力不足，环境污染的约束都在增强，这样一些事情有了变化，使得我们进入了以较低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

　　第二点，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新常态通常被人们等同于经济下滑。新常态标志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入了新阶段。一些外在指标发生了变化，蕴含着内在质量的提高。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可以从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原因做论述，仔细看看指标，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主要是投资增长速度下滑造成的。过去连续34年，我们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率是25%，前年20%，去年18%，今年可能是16%，正是因为投资增长速度的下滑导致了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说新常态就是新飞跃，就是从提高增长质量这方面来讲的。

　　大家在责难最近这几年所谓经济发展方式有问题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投资的过度依赖，现在不依赖投资了，我们不应该叶公好龙。由于投资速度下降，我们解决了经济结构中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经过政策的研究，中国经济结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产能过剩。解决产能过剩就是成为解决经济增长速度和扭转经济转型的很重要的因素，经济下行时期解决过剩产能才有效果。

　　过剩产能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几年投资造成了大量的产能过剩。经济速度下降是解决产能过剩的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在新常态下，才真正有了解决产能过剩这个经济结构痼疾的条件。过去讲可持续，生态破坏，为什么破坏生态，大家要追求速度，要上投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生态环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它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是要使得一些高污染的企业少生产甚至关门。APEC会议期间，让我们看到了久违的蓝天，但是经济学家看这个事情，我们看的很清楚，已经替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想要蓝天吗？周围6个省污染企业关门，这就有蓝天了，所以环境改善蕴含的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

　　再有，我们在新常态下，才可以从容解决经济中更加潜在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谈的比较少，但是我本人比较重视这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读一本书，法国人写的《21世纪资本论》。通过分析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这300年来，在生产领域中，资本统治劳动，在分配领域中，利润侵蚀工资，这个现象压根没有消除。这也告诉我们要解决好公平问题、分配问题。回头想想，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突出，我们的问题也是资本统治劳动，利润侵蚀工资。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资本为何总是处在优势地位，因为你要增长就要靠投资，资本就肯定取得优势地位。你要就业，就要投资，就要办厂。所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个命题很早就提出，至今收效甚微。所以我想在新常态下，在速度不是绷这么紧的情况下，才能从容的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新常态意味着国民经济的新飞跃，是我们从粗放经济走向更加精致的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阶段。无论任何新常态都意味着一系列的指标，一系列的约束，一系列的体制、机制的变化。

　　最后我想再罗列一下，我们认为主要的风险点，首先是投资领域，如何让投资有收益、有回报的问题，你不能够靠放松条件来让投资有收益，你必须让投资真正是有效益的。现在要说投资，大家都很清楚，商业可持续的投资基本上没有。再把眼光放到基础设施上来看，经济类基础设施基本上就位了，现在给我们的都是社会类基础设施，社会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很难有可持续的回报。于是就要用智慧来解决如何让社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现金流。这样才可以吸引大量的资本进入。我们就需要解决什么项目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用什么样的资金去投的问题？还要解决有稳定的现金流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这个领域中的准入问题，这个领域中的定价问题，这个领域中的税费问题，甚至统计问题。这是第一个挑战。我们成也投资败也投资，老常态也是投资，新常态也是投资，对投资的问题要用改革的方式来对待它。

　　第二条挑战城镇化。城镇化我们曾经寄予非常大的希望，未来20年的增长就靠它。现在城镇化处在十字路口，原先最早的城镇化其实是投资引领，开发区域化。现在已经及时终止了，开始注意人的情况。当把眼光转到人的时候，最近发现，这个事情也不这么简单。因为有很多农民不愿意被市民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和城里人，这个天平的两边似乎有了倾斜。以前都认为城里人在各种意义上是比农村人优越的，现在反而农村人很多方面比城里人优越，他不愿意被市民化，相反很多城里人想变成农民，他必须要有一块地。下一步城镇化往哪个方向走，其实是需要好好讨论的。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讨论清楚。

　　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看到，自从有房地产市场以来，中国房价是一路凯歌，涨。现在出现了问题，根源在于市场上供求关系逆转了，很多罩在房地产上面的迷雾推开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变了。房地产市场要调整，要适应挑战。

　　第四个问题是宏观政策的调整。这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当然在同样的名目下包容了很多不同的政策。如果在新常态下，大概有一个预判，我们所需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态势应当是扩张的。如果这个判断是合理的，那么这几十年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有大的调整。靠一些小动作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显然是支出增长速度在加快，但是收入增长速度慢于支出增长速度。

　　总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些老的问题需要解决，新的问题在暴露。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会迈向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