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首届年会”于11月21日-23日在三亚市召开。22日下午，大会举办了“如何管理海外投资中的挑战与风险”分论坛。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在论坛上表示，。

　　以下是陈兴动讲话实录及论坛的提问环节：

　　Claude Smadja：陈先生，让我来问您一个问题，事实上从风险层面来讲，有金融的风险，我想有两个问题，我们是必须要回答的，一个是尽职调查，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司来进行合并、收购，他们可能像尽职调查做的并不是特别足够，可能有些风险在后面，他就会有一些相应的不良的后果，今天早上我们也在讨论里面谈到过了就是有很多情况，中国的公司，可能在合并里面，它付的代价太多了，有些是故事的，因为卖方要给它设置障碍，但是是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市场呢？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原因让他们过度支付。如果说我们看一下某些相应案例的话，从尽职调查角度来看和支付正确合并的费用这些方面，您的看法是什么？

　　陈兴动：每个人都已经说过了，我非常地荣幸地参与到这个讨论里面，来谈一谈中国海外投资的问题和风险的管理。涉及到您的问题，刚才提的是两个问题，从法国巴黎银行在全球有78个国家的跨国银行，我们的雇员超过大概18万到20万人左右，应该说法国巴黎银行，我在这个银行已经工作16年，这16年过程中，我的观察，我过去一直都以法国巴黎银行风险管理作为自豪的，法国巴黎银行风险管制有一个举证的管制，任何地方的风险如果出问题以后，这个举证里会出现一个点，这个点会出现警报，其他部门就会起来去解决这个风险。但是你们可能知道不久以前，法国巴黎银行被美国政府罚了89亿美元，单项生意来说被罚89亿美元应该可能是历史上是一个记录。国际社会对法国巴黎银行被罚89亿美元是非常同情的，当然这里有很多问题，为什么法国巴黎银行认罚89亿美元，今天我在这里不做具体评论这件事，很多新闻都有报道。

　　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尽职调查。中国很多企业，我在做国际投资银行的业务已经超过22年，接触过很多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企业，在各个地方，拉美，我没去非洲，去澳大利亚很多回，欧洲、美国，碰到很多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包括袁总讲的一系列东西，我们后来的问题都出在前期的问题没做。这是中国过去传统上，我记得多少年以前，跟中国的中央银行高级官员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说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必然也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产能过剩，第二资本过剩，我们必然要走向世界。当中国经济成为老二的时候，中国国家的利益就超出了它的国界，我们就更多地要去做GNP，不仅仅做GDP，这样我们一样走出去。当时说中国人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当时我相信官员们的信心比我要足一点，他们说不要紧，我们前面有我们很多的日本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去吸取，我说不对，我好像没有信心，我说我们还得需要我们自己的代价去买这个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刚才提醒的，宁肯花更多的时间去做风险评估，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引起关键错误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政治上的目的和商业的目的太过于紧密结合，我觉得国家要走出去需要一个国家战略，这个国家战略到了每个公司，哪怕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讲究商业利益，没有商业回报的事情需要去做，如果纯粹是一个社会的项目，是一个援助的项目，那就按援助去做，不管它的生意，但是二者不能混在一起，混在一起通常是不好的。

　　如何去避免这些事情，刚才讲到尽职调查，风险考虑，考虑什么因素？这个风险很多，很多人都讲过，我只想提一点，我们通常企业在考虑风险的时候，经常都问一些经济的风险，商业的风险，信用的风险，忘了政治上的风险，政治风险又不是那么明确，比如说这次的法国巴黎银行被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代理客户为苏丹，为伊朗，为古巴公司进行清算，清算说老实话，收费是非常低的，挣一点点小钱。当时清算更多的可能只考虑，我们当时有合规部门，也有法律部门，对这单生意也会进行考虑，比如说这种清算也不是不问他政治风险，说这个清算首先看有没有政治风险，这种清算不违反法国的法律，不违反欧盟的法律，既然是欧洲的公司，那应该是没问题。大家再看，清算假如说某A公司是石油进口公司，它要从B公司进口石油，我要做清算，只要看看A公司帐上有没有钱，他帐上有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商业上没有问题，信用上也没有问题，也没有信贷的问题，我去做了，一年、两年、三年一直在做，但是有一天爆发了。美国人进来查了，美国人为什么查呢？说你虽然不违反法国的法律，不违反欧盟的法律，但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我也不跟你美国做生意，他说你用的是美元结算，美元是我的钱，不是你的。你在很多时候，在做生意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宁可花更多时间把它做进来。在这里有一点，我非常强烈建议的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比较大的国有企业，一定要建立非常完整的相对独立的风险评估部门，或者叫合规部门，这个合规部门不受当初项目的影响，一定要直接跟你的公司总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任，就向王岐山学习，把中纪委独立起来，要避免这种错误，可能就像袁总讲的有多少亿的损失，我听起来非常痛心。

　　我这里还有一个建议，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跟一位女士在讨论，她在批准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的资格问题，我说这种批准一点意义没有，抛开你的单位，回过头来想一想，这种批准是不是没有意义，你做什么样有意义的事情呢？能不能成立一个中国走向海外投资的投资手册，中国在各个不同国家的投资手册，像现在欧美国家，已经在全世界做了这么多的投资，他们的成功经验能不能总结一些，中国人应该怎么去做，要更多避免这种风险。我是从百富勤出来，百富勤的成功，大家都知道它的成功，十分钟的奋斗，无非是一风就把它吹倒了。从这个角度的来讲，机会与风险，成功与风险哪个最重要？我觉得把风险控制住，没有风险控制，成功都不存在。

　　第二点，如果讲财务方面的评估，我觉得中国要学会愿意为服务付款，愿意给这些咨询公司付帐。中国人不愿意给咨询公司付钱，刚才Kneenth讲到，我给中国公司提供服务，中国人说不需要，中国人以为自己都懂。我们是不是不要再花二千亿本来花二百万买回来的东西，现在有许多东西，更多的出去发现都是单打独斗，自己的公司出去都是从零开始，中国人应该成立像欧美公司一样，甚至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习，我前天在香港，给韩国一个金融公司的董事会做一个报告，我跟他讲，你们韩国人有没有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地方成立协会，韩国人说我们只要有三个公司的地方都有协会，韩国人开始搞协会，只有协会才能成为互相之间的经验、教训，跟地方政府，跟当地的政府去进行沟通、交流，要找到这些东西。另外我们要大胆，中国人已经不穷了，我们都能拿到几千亿到国际市场去投资，难道几十万、几百万顾问费付不起吗，这些顾问费它的评估，拿我们自己肉眼去看，去评估，让我们按照国内的办法去做，金钱这个钱不是我的，都是国家的钱，都是太痛苦的事。刚才问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会高估资产的价格，愿意付更多的钱，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我们可以做得到，可以找到一个，假如说不是一家咨询公司，找两家、三家，我最终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市场价格。当然在投资过程中，谁都会犯错误，谁都不是天才，我一定要找到非常合适的价格，谁也不敢保证，但是我们能找到大概率的事件，能够避免80%、90%的风险，那就非常好了。

　　Claude Smadja：非常感谢陈先生。现在我们把话筒交给在座的各位观众。

　　提问：你研究很多国家评级体系，你对中国评级是多少？

　　张明：直接回答，很坦白说没有这样做，我们讲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你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回去可以简单算一下，下次见到你，可以说在这样评级体系中，中国处于哪个位置。

　　Kenneth  Jarreff：谈到中国风险，我不评级，我不做评级，我只是从分析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理解的问题。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大家知道中国对美国投资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是其虎相当。目前为止，如果谈到中国风险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回答，换句话说，怎么样能管理你的成长和管理你的效率，管理你的毛利率等等，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大家知道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时候，现在他们面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强烈的竞争，因为中国企业正在成长等等。包括中国的企业往往是打价格战等等，这个对美国企业来讲确实是很大的挑战，你这个问题对外国对华投资企业而言，他们对中国投资风险它的担心相对几年之前是更高了，而不是更低了。这是我的一点点分享。

　　Claude Smadja：刚才您谈到了在中国的制造成本越来越高，在印度的成本低一些，刚才谈到中国的制造企业能不能外包到印度，比如中国很多企业是外迁到越南，您觉得涉及到印度市场规模还有其他优势，您觉得印度是不是有可能是跨国企业把制造基地从中国迁出去的目的地之一呢？

　　Shishir Sharma：中国主席习近平前不久访问了印度，中印双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在谅解备忘录当中，也阐明了在印度要建立一些特殊的经济特区，这个经济特区是由中国人来管理的经济特区，这是在谅解备忘录阐述的一些话语，所以对于印度而言，因为印度的制造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廉，而且产品是服务于印度本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制造规模的扩大，也有可能在印度制造也会走向世界市场。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不只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而且中国也在推动印度建立中国管理的经济特区，现在这个工作在做了。很清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有这样的共识，他们认识到印度是一个大的制造产品的市场，另外印度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利用印度廉价劳动力基地，来进行全球的布局等等。华为，中国非常成功的电信企业，华为最近在印度建立了很大的研发中心，一共有500多名研发人员在那里工作，他们的研发是针对本地市场的，所以现在这个趋势是非常之明显，包括和印度的企业界有越来越多的沟通和合作，所以您的问题是印度的确是可以作为海外的基地。

　　提问：这个问题是针对Jarreff，谈到地缘政治的风险，包括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风险，习主席最近也拜访了澳大利亚，也建立了双方的协作协议。我们也看到了澳大利亚政府也和日本和美国进行深入的交谈，他们一个话题澳日美的话题就是地缘安全问题，他们要形成一个圈，来防范中国。在您看来，这方面澳大利亚这方面一直讲跟中国加强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来遏制中国的信息，尤其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展，在您看来，大家都谈到地缘政治的话题，最近地缘政治话题非常热，您能不能在这方面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呢？美国由美国人的想法，印度人有印度人的想法，大家都在把目光投向这个问题。

　　Kenneth  Jarreff：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习主席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是非常成功，上周他是参加了布里斯班的G20峰会，他在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大家知道习主席倡导之下，中澳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达成，也是中澳双方友好合作的步骤，双方也正是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地位，双边关系得到了升级。谈到中澳关系，最近几个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势头，大家知道习主席的访问，也受到了热情的空前的欢迎，通过这个，我们从更大的角度审视地缘政治的问题。中国在同周边国家打交道过程中，面临困扰，包括中国南海的问题等等。中国即使不想把美国挤出这个地方，起码要遏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等等。从这个角度我不能说得太多，根据这个背景来看，我相信从中国角度可以更好管理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从澳大利亚角度而言，澳大利亚会一如既往地和美国维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澳大利亚的传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等而言，中国的增长是中国国力日益增强，毫无疑问，这样的话，从未来角度而言，有些周边国家，很多中国的政策确定性有一种疑问，这样的话，中国的说法是对中国遏制，其实这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观感，从澳大利亚角度而言，澳大利亚也表明了他和日本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澳大利亚表明他跟日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以中国为遏制对象等等。

　　Claude Smadja：是的，你最后这点谈到也非常切题，很多人跟中国都建立了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另外地缘政治的概念仍然存在，包括他们想要从地缘政治角度获得一些保护，包括来自美国的保护，中国是他们经济合作伙伴，所以中国要学会怎么样适应这个局面。

　　时间现在已经不多了，只能到这边结束了，最后稍微小结一下，有三点跟大家小结一下，这三点是我们讨论的结果，第一个是更多的中国私营企业逐渐地走向海外，这样的话，我们也希望由于私企的介入，他们透明度会更高，因为他们并没有政治这方面的考量来进行海外布局，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私企大规模海外投资可以增加我们透明度，这是很好的现象。另外一个，这个话题谈了很多，包括中国的企业要学习，要学会怎么样能够支付一些服务费用，这点要学会，来确保日后的成功，无论是律师事务所，包括公关公司等等，这部分的费用是必须要去花费的。对于世界上最为老牌的，最为老道的企业他们在进行海外布局的时候，他也会进行尽职的工作，我觉得中国企业应该向这些老牌的，世界的跨国企业学习，愿意掏这部分咨询费，这样增加海外布局的成功率。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性的问题，正如某些人说过的，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中国的公司也是需要来了解的，学习的，因为只要他们在中国来进行业务的扩展的时候，这种安全性的问题，我想说事实上和海外的风险相对比来讲，可能就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说你要到海外进行工作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考虑。

　　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谈到中国和印度的时候，这两个国家，26亿人加在一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过往的一些历史性的争端，这种负担确实是有些减缓的迹象，所以从习近平书记还有穆迪总统他们对话来看，这也能够创建新的机会，能够更好改善双边的关系，在未来几年时间里，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当他们看海外的相应的投资者机会的时候，一些项目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公司他们有很多好的办法，能够帮助他们应对海外相应的问题，现在他们也能够接受在海外进行他们业务拓展的时候，能够采取一种比较低调的态势，在这些国家来开展他们业务的运营，或者说能够接受一些稍微低一点的位置，在商业合作里面。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现在中国的公司确实在不断地来进行求化，更加重要的一点，这个是一种相应的趋势，一种心态的改变，这个在未来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非常感谢我们的演讲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