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三十二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2015)”于2014年11月22日上午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张永军在演讲中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做了点评和解读,张永军表示非常认同明年政策应该采取均衡取向,现在可能有两种比较偏颇的观点,一种认为现在的形势下就是靠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就可以稳增长了。另外就是认为现在的需求不足情况非常严重,需要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两种观点非常偏颇。
以下是张永军演讲实录:
张永军: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学习和交流,来到这里之后就像回到了20年前人大的课堂,那时候像在座的胡老师,杨瑞龙[微博]院长,高培勇老师,都是我当时的老师,能够听他们的课,使我那时候学到更好的经济学的知识,对我们今天工作中的运用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报告,前面几位老师和专家已经介绍了,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细致的报告,也是一个非常有内容,水平很高的报告。比如说像报告里就“新常态”的四大典型特征,我觉得按现有的我所了解到的文献,能够细致的进行概括和总结,对于我们总书记提的“新常态”,从理论和经验方面都给予了更好的支持。另外,比如对2014年我们具有新的4的特点,以及2015年我们面临的6大挑战,我觉得这些概括都很好。
按照会议的要求,我简要对这个报告做一些评价,也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对于2015年我们讲的几个挑战,一是总结比较全面,还有比较新颖。第一个讲到2015年我们要注意防止服务业的增速下滑的影响。确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近几年的新业态经过高速增长之后能不能维持比较高的增长,像工业又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我们现在重要的生产资料,增速下降,有的还是处于绝对量下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交通运输业等于服务行业,恐怕它的增长都会受到比较明显的约束,这对我们下一步的服务业的发展确实会有比较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个对于我们明年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点就是关于国内国外的需求,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判断的也是非常好。比如对于外需的判断,最近几个月我们出口形势不错,像我参加一些机构的活动和他们的分析报告,都提到2015年出口的形势判断比较乐观,我觉得我们这个报告相对比较谨慎,我对这个观点比较赞同。因为我们最近几个月,像出口形势的好转,有两方面的因素更好碰头了,一是外部需求的因素,我们知道从需求的变化到出口的变化,它是有滞后期的,我们现在出口比较好,就跟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全球净增长和需求是处于近期的高点。比如像G20增长速度,在去年的四季度是近一年的最高点。另外一点,我们从年初开始,比如人民币汇率有点贬值,那时候在二月份也是比较低的点。我们看下边到未来,现在国际上无论是需求,或者是人民币反过来出现升值的态势,而且叠加在美元升值的基础上,这样的情况下,未来我们出口的形势可能就不那么乐观,因此报告里这方面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前瞻性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讲到2015年可能会面临通缩的压力,而且压力不容忽视,我是非常认同的。一方面从2012年初到现在,差不多有三年时间,像工业品的出厂价格,企业的购进价格持续下降,再加上国际上随着美元的升值,大宗商品价格都在下降,一些综合指数,反映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近期都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对国际市场原材料依赖程度又很高,通过进口的环节比较明显的传导到国内,这对我们明年国内价格的走势还是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对这方面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总的来看,报告里也讲到的2015年面临的几大挑战,值得我们在分析判断宏观经济形势都是需要注意的。
对于明年的政策我觉得提了比较好的建议。首先一个就是关于改革取向和稳增长取向,不能过于倾向于某一种取向,而是比较均衡的取向,这个我非常认同。现在可能有两种比较偏颇的观点,一种认为现在的形势下就是靠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就可以稳增长了。另外就是认为现在的需求不足情况非常严重,需要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两种观点非常偏颇。而报告里讲到比较均衡的取向,我觉得这个观点比较稳妥。这样的观点跟我们学到的,比如宏观经济学的原理也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回顾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争论,如果说到改革,改革是在制度方面做一些调整,而过去我们的宏观经济学会告诉我们,制度的调整,一般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会影响到,比如投资活动,消费活动,那时候才能影响到真正的需求。因此制度的变化是长期的,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直接对需求,比如货币政策调整之后,信贷增加了,可能很快反映到投资的需求上。因此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更短的,能在短期发挥作用的,而改革是在相对长期发挥作用的,当然这里面不排除在我国某些方面的改革可能见效比较快,但相对而言,这种改革是从长期着眼的,而宏观政策是从短期着力的。而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既有长期问题,我们报告里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是造成潜在增长力的下降,这是长期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改革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解决的,因为报告里提到改革和稳增长两方面要协调,要更加均衡,这从大的方面来讲,对政策方面把握的比较好。
第二个方面,刚才毛振华[微博]教授和高培勇教授就财政政策做了很多阐述,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国家财政政策,尤其是在营改增,包括对企业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等等政策,它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像这两年服务业发展比较快,和营改增有很大关系。但今年以来我们讲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更多讲货币政策的定向调控,而对财政政策在调结构的作用,从大的层面讲的不是很充分,就是说财政政策在调结构方面作用挺明显的,而且从长期以来,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宏观经济实践也好,财税政策在调结构方面作用是更加明显的。
关于货币政策这个报告里也讲到了,在面临国内外环境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之后,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提高准备金率,提出刺激政策,比如可能M2和GDP的比重已经很高了,债务比率很高了等等这样的指标,不应该采取强硬的刺激性政策,而且货币政策不能放松,我们报告里分析的内容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当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可以适当采取调控的政策,这还是比较有见地的。我所在的机构包括我个人也做这方面的分析,这两年我们讲到货币政策的时候都说不敢放,我们的货币化率,我们比美国高很多,我们现在是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已经泛滥了,那时候大家多讲我们超发了,M2比美国多很多,我们中国的M2是美国的1.6倍左右,这种情况你再放货币显然有问题。你要看整个货币发行和经济结构,你要看成大的经济结构,比如我们最近比较过,比如我们国家整个货币流通,不能单纯的为GDP,因为货币是做交易的手段,你的交易对应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总额,而不是增加值,我们GDP统计是增加值,我们就要看我们所交易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总额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需要找类似的统计指标。你如果看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总额,其实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很小,根据我们估计,2013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总额已经非常接近于美国的总量。
还有一个问题,在总量比较接近的情况下,由于货币流通商品流通等等方面,我们的效率比较低,周转时间长,在这种情况下,用于交易的货币的需求,我们是比较旺盛的。比如打个比方,如果你去看我们物流总额,前年物流总额177万亿,用汇率法折成美元,大概是39万亿的物流总额,我们的物流总额大概是美国的三四倍,至少我个人注意不是很够的。我们的物流总额比美国大三四倍,至少从商品和服务交易方面来看,我们需要的货币是比美国多的,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金融的交易,还有服务的交易,但是服务的交易或者金融交易,一个是周转速度非常快,另外它这种交易时间的滞后都比商品交易要快得多,而且比例上也不像商品那么大。分析整个生产和流动的结构之后,我们的指标大是有原因的,而且是长期的过程,如果在短期货币政策,基于这样一个政策的话,你货币就不敢动了,这方面你就受到约束了,可能跟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太符合了。
另外报告里还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报告里讲到,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适当地通过对汇率市场的干预,使得我们国家的人民币汇率适当地贬值,这个在目前情况下也是必要的。近两年无论国际国内上大家对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在多少有争议,根据我们汇率水平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下测算,现在的人民币可能略微有一点升值升高了,应该适当的贬一点。另外,最近美元兑主要国家的汇率指数,从75上升到88,升值了10%左右,对很多国家的货币,对欧元和日元升值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币兑美元还得升值,我们再叠加上升至幅度更大。我们短短几个月就升值了5%,这个升值幅度过去一年内我们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汇率政策确实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干预,使这个升值的步伐略微减缓,甚至贬值一点,以免对我们的出口各个方面造成不利的影响。通过报告里讲到的,无论是财政政策的取向,货币政策的调整,使我们这样的政策起到稳定的作用,另外也能给我们的改革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就简要向大家汇报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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