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大家荒谬的顾忌产能过剩不去投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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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于2014年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变革与决策。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于2014年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变革与决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出席并发言，他表示，需要有一个跟过去相比相对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怎么松现在就要有准备。
下为发言实录：
李扬：新常态我们研究好几年了，现在变成一个大家的共识，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不细说了，我讲四句话。
第一句话，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合乎规律的一个结果。刚刚吴老师其实已经说了，我同意他的看法，而且中国经济从过去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到中高的速度上，是一系列因素，特别是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
比如说我们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我们要素投入的效率下降，我们学习效率的下降，我们人口红利的丧失，等等这些都是实体经济因素。
第二句话，我特别想强调的，和杨主任我们是一样的看法，新常态意味着新的飞跃、新的高度。因为新常态它的外在表现是几个数字都下来了，大家很容易把它理解为衰退，甚至是不是硬着陆。
我想这个事情应当端正看法，它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新的飞跃。这个事情挺复杂，我们其实不妨从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些要素、贡献以及它的变化来看。
其实你观察一下，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主要是投资下来了，过去30几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26%，前年首次落到20以下，去年18，现在16，一般预计我们大概要到“十三五”的时候可能在10甚至更低一些了。
所以这个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下到新常态，其实主要是投资增长率下来了。因此我们分析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入手。
第一，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其实无意之间实现了我们多年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对投资的高度依赖。现在慢慢不依赖了，这个我不展开说了。
第二，由于对投资依赖，我们叫做区域投资依赖，区域投资依赖之后也为我们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中一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问题，也就是产能过剩问题创造前景。
因为所谓产能过剩无非是过去投资投坏了、投资不对，如果投资增长速度稳定的下降，也就是下降过程中可能是无效投资，大家不去投了，从根本上根绝了产能过剩应该说是一个顾忌，而且是很荒谬的顾忌。
第三，我们速度下来了，要素的变化，一定主导了创新的主导作用，现在不可能靠人力投入、不可能靠资本投入、不可能靠引进，只有靠创新，所以看今年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非如此我们不可能稳定增长了。
第四，使得我们生态文明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现在已经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生态增长GDP上去了，却无法支撑我们生存环境的话，那么这个GDP可以不要，这次“APEC蓝”，我觉得它非常现实的注解了我们这个变化，大家觉得应当要这个，要这个怎么办呢？少投资、少生产、少GDP，两难问题其实为我们下了决心。
第五，我们说它是一个飞跃，为我们解决我们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包容性的问题。
这么多年大家都在看增长，突然今年一个法国人发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一下子震动全世界，因为他用祥实的资料告诉我们，资本统治劳动并没有消失，再分配领域就是利润侵蚀工资，一下子就提出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矛盾没有解决，但是反观我们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严重存在的。
党中央说我们初次分配中工资比例过低，如果说我们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加不公平的社会，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在这样一个新常态下我们要创造条件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这五个角度来看，新常态是一个新的飞跃。
第三句话，新常态确实有新挑战。因为新常态不管怎么说，反正总意味着速度下降，意味着一系列宏观指标的变化，而且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产生了水落石出的效果。
原来不注意的问题发生了、注意到了、显现出来了，有些过去没有的问题现在发生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我大致列举一下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我们的负债率和杠杆率太高的问题。刚刚吴老师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尤其我们在整个负债率、杠杆率提高的一个大的环境下，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和负债率很高，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很高。
这是我们非常头疼的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是体制性问题，不是说借钱不借钱，是体制问题。
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城镇化的转型。说实话我们的城镇化大家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投资驱动的、是房地产驱动的。
现在我们的判断就是，中国城镇化进入一个十字路口，还不是简单的说所谓农民的市民化的问题，现在看看很多地方农民不愿意被市民化，因为他获得了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权、集体经济用地收益的享受权。
“三权”在手，农村人和城里人在利益格局上天秤翻过来了，农民反而比城里人拥有更多实际的财产，更有保障。最近有十几个小组都在下面研究，我们发现基本上停滞了，大家在看。
所以现在问题集中在土地上，国务院下来一个文件，我知道问题其实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城镇化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说公众服务均等化，钱怎么筹？这又是一个挑战。
第三个挑战，房地产。刚刚杨主任说到，房地产现在问题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到大面积出现负资产的程度，没有到银行觉得他会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成不良资产的程度，没有到，但是要防止事情这样发生。
第四个挑战，投资。因为现在看起来还是投资的问题，但是现在沿着传统的投资思路去做，肯定是又一轮的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用改革的姿态、改革的思路来安排以后的投资，投什么、怎么投、由谁投这些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
再一个问题，我们金融问题。金融现在大家说贷款难、贷款贵，我觉得标准的说法应当是钱多、钱贵，这是矛盾，多了怎么就贵了呢？
这是有悖常理，产生这个问题理论上说是在中国存在着，在从货币向信用转变过程中存在着障碍，所以货币多货币没变成信用，变成信用过程中有很多障碍，所以到变成信用的时候已经很少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想解决的办法不是政策挑战，是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有三。
第一，要改革现在我们连续很久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第二，改革我们分业监管的格局；第三，迅速的减少那些正向清单、负向清单，各种各样的限制。总之，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最后一句话，要有准备。我的判断，因为如果是新常态这么下来，对我们宏观经济政策总的要求是放松，需要有一个跟过去相比相对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怎么松现在就要有准备，现在我觉得是大家准备得是不充分的，
大家还在说调，降几个点，降几个点，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产生效应，而不应当用政策来解决目前这么深重的一个体制性矛盾。
所以从宏观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的研究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