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办的“IFF2014全球年会”于2014年10月31日-11月2日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完善国际金融新格局。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出席并发表演讲。

　　朱光耀称，美国作为份额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在2010年形成了IMF[微博]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决议，G20峰会也予以批准，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美国国会不批准，所以2010年的方案，拖到今天仍旧没有实现，所以美国应该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也是美国自身利益的体现。当然，这需要美国的智慧。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朱光耀：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研究国际金融的新格局问题。讨论国际金融新格局，首先应该准确地把握当前国际经济的真实状态。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应该如何协调政策。

　　从目前看，雷曼兄弟破产六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摆脱。明显提醒之一是，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三次调整对全球经济的预测。不久前，IMF把全球经济增长率，调低到3.3%。而WTO[微博]，国际贸易组织又把全球贸易增长量下调至3.1%。同过去二十年间，全球贸易年增5.2%这一平均数相比有很大差距。面对这两组直接数据，一是全球经济低增长，而在低增长的状态下，贸易增长又比经济增长还要低。而且大大低于过去二十年的年均平均增长率。这就提醒我们，目前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和脆弱性相当突出。

　　2014年，这种不平衡性又表现在，原来危机爆发之后，作为整体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亮点之一的新兴国家市场也出现了分化。2014年俄罗斯作为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2%，巴西0.3%，这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态势：一方面，IMF保持了对中国经济7.4%增长率的预测，明年对中国的预测也没有调整，为7.1%；同时把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从原来预测的1.7%，调高到2.2%。那么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实际上中美两家承担着全球新增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部分。

　　另一方面，具有鲜明挑战的，也是我们担心的，IMF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欧洲欧元区2014年只有0.8%的增长，而作为欧洲经济的两个关键大国——德国和法国，其增长率分别为1.4%和0.4%，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一挑战性则非常明显。

　　IMF原来预测的日本经济增长率2014年是0.9%。由于调整消费税之后，日本第二季度下滑了7%。但是就在前天，日本央行的黑田行长把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下调至0.5%，相对IMF刚刚公布的0.9%，日本又下调了0.4个百分点，这无论是对日本经济，还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安倍政府的第三支箭——结构调整看起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到金融政策来看问题。在雷曼破产六年之后，作为一个经济周期来看，当前的全球利率水平，处于二战之后历次经济周期复苏阶段最低的水平。这一方面反映出复苏进程极为缓慢，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通货紧缩的危险。通缩过去长期表现在日本，但是目前，这种风险对欧洲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毕竟年0.3-0.4%的通货膨胀率太低。

　　而且，目前所有的主要发达国家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都无法实现。这也是日本中央银行为什么要调整货币供应量80万亿日元的关键原因，欧洲央行行长在8月承认欧洲面临着通货紧缩的风险，而且做出政策表态：2017年中以前欧洲央行不会提高利率，美国美联储宣布今天开始结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此次美国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共推出三轮，总共3.3万亿货币供应，虽然现在成果如何，大家还有不同的争论，但是确实在危机之初，对稳定美国经济起到了作用。另一方面大量印刷钞票也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冲击，这一问题还会继续研究。

　　目前关键问题是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步走强，美联储一定会实现利率的正常化进程。美联储主席也明确地向市场表示首次提息会非常谨慎，而且其第一次提息只有25个基点，也就是25个BP(BASIC POINT)。美联储的历史表明，在历史上所有周期，美联储一旦启动利率正常化进程，提高区间里就不会是一次25个基点，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利率逐步地提高。其直接影响之一是美元会更强，欧洲货币由于欧洲央行已经明确表态2017年中之前不会提高利率，则这一差距会在此段时间内加快扩大。那么如何贯彻G20确定的货币政策，针对国内的目标，防止竞争性货币限制，就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政策协调，这是G20政策协调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

　　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到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再到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在发达国家，主要发达经济体中也出现了根据自身经济基础不同，而实现不同利率水平的明显态势，这是我们必须密切观察的(现象)。

　　与利率走势直接相关的是贸易格局的变化、直接投资的变化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他们有各自的独立性，但是相互之间也有直接的影响。而全球经济复苏得过度缓慢，又对这些因素的变化增加了不确定性。

　　这几年，人民币走向国际的步伐在加快，刚刚在华盛顿举行的G20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英国财经大臣奥斯本做发言，其重点内容之一即是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通报，英国政府要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而且这笔债券发行的收入不是用于弥补英国的逆差、财政赤字，而是用于英国的外汇储备。

　　这是西方国家首次把人民币作为国债发行，而且筹集的人民币收入，是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尽管发行量只有30亿人民币，原来计划20亿，因为市场反应热烈，最后实际发行了30亿。即使是30亿人民币，这一数量对英国这样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外汇储备而言，依然是很小的。但是其意义在于人民币国际化在工业化国家，特别是西方七国之一，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法国央行都开始实行货币的互换和交易，这实际上促进了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使用。中国的金融改革特别是在资本账户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入，但是进程在逐步向前迈进。

　　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过程中，IMF建议，作为中国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之一，开放要十分谨慎。而实际上人民银行原来的设想还要快，而国际社会在政策建议方面反而比较谨慎，这也证明了中国的金融改革对中国的结构调整非常重要。同时对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也非常重要。

　　在中国参与G20的进程中，包括在参加金融稳定理事会(下称FSB)的工作中，今年FSB设定了三个关键的政策目标：一个是大而不倒的银行的问题，一是跨境衍生产品的交易问题，二是影子银行问题。在这三个关键领域，中国都深入的参与了政策的制定。

　　关于大而不倒的银行的问题，工商银行是全球系统性银行的中国首批参与者，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也要很快加入，这表明在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方面，中国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在迅速的提高。而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本身也对FSB的进程做出了贡献。

　　在相关政策方面，中国和FSB也进行了的讨论，比如在特别监管条例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区分问题等，这也需要一个过程，使全球的金融治理体系，特别是在大而不倒的银行的治理方面，能够更加均衡的向前推进。

　　在跨境衍生产品监管方面，有一个必须要解决，也是中国积极促进相关进程的问题，就是会计制度的标准化问题。由于会计制度的不同，美国方面的不妥协，经过很长的时间，到现在在政策协调方面还没有完成。

　　对于这一问题，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首先要达成政策协议。但是如何显示政策的灵活性，达成一致，确实需要欧、美、日之间在相关政策方面的协调和妥协。

　　欧洲、日本财政部长都曾给美国财长就这一问题明确写信提出政策要求。这也反映出在经济治理方面，如何加强政策协调，如何提高政策的互相妥协和信任程度，也是发达国家自身的需要。

　　在影子银行方面，在处理好道德风险的同时，必须要掌握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处理好道德风险与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

　　还有，如何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和特殊需要的问题，这需要通过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包括建立小型的私人银行等来实现。今年国家已经批准了五家私人银行，但是这一步伐还要继续往前推进。更多改革措施还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等，这是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对金融体系改革的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落实三中全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精神。

　　总的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协调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发出了声音，而且正在加强在这个进程中的影响。

　　现在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美国。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又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如何真正体现出责任，是对美国自身智慧的考验。

　　二战之后，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体系由美国牵头构建，时至今日，体系如何有效运作、有效维护，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如何体现金融体系的信誉，这其中的关键考验之一，就是2010年IMF的份额改革问题。

　　美国作为份额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在2010年形成了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决议，G20峰会也予以批准，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美国国会不批准，所以2010年的方案，拖到今天仍旧没有实现，所以美国应该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也是美国自身利益的体现。当然，这需要美国的智慧。

　　无论如何，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进程，必须向前推进，这是现阶段国际金融体系能够有效运作的重要政策基础和机构基础。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改革的方案，必须尽快实施。这即是所有G20国家成员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声音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反复同美方交涉，希望美方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尽快批准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改革方案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总体来看，在全球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而且不平衡非常突出的情况下，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发挥作用，而且通过这种作用的逐渐发挥，也使体系自身的合理性得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