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广州3/4税收要上交

2014年11月08日 12:22  新浪财经 微博 收藏本文     
由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的“2014’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高层论坛”于11月8日-9日在广州举行。上图为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由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的“2014’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高层论坛”于11月8日-9日在广州举行。上图为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办的“2014’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高层论坛”于11月8日-9日在广州举行。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出席并演讲。

  王东支持,我国城市发展的自主性和行政架构存在矛盾,目前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的财力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其以广州市为例,称政府责任大,事权大,但是财政收入相对于特大城市的规模来说,与城市运行的成本并未充分匹配。“从广州来说,我个人观点,实际上我们是3/4的税收要上交省和中央,那么1/4的财政留下来维持城市的良性运转和城市发展,有1600万人口,所以我们人均财力支出在珠三角是平均水平再下一点点”。

  王东表示,财政体制改革在下一轮的改革里面是重头戏,由于每个城市情况不同,所以在改革当中应充分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性,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自主性,如立法权等等。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东:各位嘉宾,大家好!

  因为我原来是城市规划领域的,现在分管的是科技、教育、智慧城市、信息化。但是今天既然是讨论可持续,我想我重点还是从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简单讲讲自己个人的思考,也没有一些深入的研究,今天专家也很多,特别李主任在这里,也想借这个机会,因为李主任是国家层面的专家,承担着国家城市化政策的决策的技术支撑职能,我提供的是基层城市在城市化推进当中的一些个人思考和观点,也希望李铁主任能够在上层的决策当中有所考虑。

  我就不针对广州的情况,广州的情况大家都了解了很多。这些年广州的城市化跟整个国家是一样的,发展速度很快,现在的城市化率1978年48%,现在是85.3%,这个在全国,珠三角地区应该都是最高的层级吧。实际管理人口1600多万,户籍人口800万,常住人口1700万,我们现在叫实际管理人口,就是比统计的人口多一点。

  实际上城市如何获得可持续的发展,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的题目。但是市里面历任的领导,市委、市政府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心,而且秉承着这个理念在做。

  我简单说,200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和战略规划出台,我们提出山、水、城、田、海的城市大布局,这种布局的意思,我为什么讲这个意思?山、水、城、田、海,在广州这个大框架里面实际上也就是各占1/5,我们并没有是城市最重要和最大,而是把城放在我们中国整个大的生态区域,有山有水,水,主要是珠江,有田,有海这么一个思路。那么新一轮的总体规划是2010年提出的战略规划,那么我们提出从扩展到优化与提升,这也是在国内特大城市里面率先提出不以城市规模的扩展作为主要的城市发展方向。

  市委市政府从2011年开始也提出了花城、绿城、水城的生态城市品牌,最终把广州建成低碳、智慧、幸福的美好家园。我简单把广州的基本情况,一些想法说一说。

  我参加这个会之前刚刚得知,麦肯锡、哥伦比亚和清华做了“2013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在这个报告之中,广州很荣幸排在中国第五位,前面四位的规模和人口都没有我们大,实际上就是特大城市里面,我们还算进入了前十,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也做一个广告吧。

  接下来我再花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个人,不代表政府,跟我身份无关。我个人从事的是城市规划工作,这些年有一些思考,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也跟研究机构、专家不同,就是一个概念上的思考。

  一、城市化,或者是相对长时间的快速的城市化仍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应当充分认识客观规律的复杂,不能盲目追求速度,特别不能以行政或者其他的目的,包括经济发展的这种目的来强推城市化。当然,非常高兴,中央实际上城市化工作会已经定了,防止冒进的情况和趋势,这个我也不展开讲了,我自己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坚持红线、底线的思维,这是一个观点。

  二、现在我们城市化的论坛研究比以往都多,都关注国际的,国内的,研究机构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但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城市问题战略性的、制度性的,顶层的和政策方面的研究,包括对中观、微观方面的一些政策研究,似乎还应该再进一步的深入,包括一些政策的改革进程,虽然要稳妥逐步,可能有一些政策也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的出台,因为很多成为了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这个道理我都不多讲了,比如说我们特大城市的规模问题,反正大家一说就是特大城市不能太大,太大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怎么扩大特大城市的规模问题?特大城市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讲,从世界的潮流来讲,可能是都往特大城市聚集也是一个自然规律,因为它的就业效率高,质量高,所以多多少少是往大城市聚集,但是单个的大城市应该向内部管理比较好的城市群聚集。另外,大城市怎么控制?单靠行政手段控制还是市场引导性的来控制?或者叫依法治理引导市场化的进程来控制?这个可能是考验我们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提出来了,去功能化,市场调控等等,还有就是这个城市形态的研究,还有属于我们半城市化的研究等等,所以这是一个观点。

  三、我自己的观点,也不一定对。我自己认为中国当前改革发展中遇到诸多重大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城市化进程中问题的一部分:1、我们城市化不能只针对物理形态或者城市建设领域的城市化来研究,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也不能脱离城市化来研究,来解决,比如说经济不用讲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个土地制度的问题,财税、环境、就业、住房、教育、医疗,这些实际上都是城市化问题的一部分。所以这一块,我的观点应该整体的统筹系统解决,包括我们的住房问题,都是城市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2、中国的城市化特殊性,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城市很多经验,但是中国的城市化特殊性,我个人认为应该给予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大的重视,中国发展的模式,包括城市化的模式,在之前和在未来都是跟世界上,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的,我们有自己非常明显的特殊性。所以现在中央也提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因为我们人口多,城市化速度,虽然是新常态,接下来,我认为还是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它慢不下来。

  我们这些年随着工业化快速的、爆发性的发展,我们特大城市边缘地区自发建设和大量外来人口集中涌入的半城市化问题,我们广州大量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的问题,实际上它不是农村,但也不是真正的城市,这个特点问题,这个地区差异大,不用讲了。我现在简单说一个珠三角的城镇化率是83.84%,粤东西北是48.3%,这个差距实际上是35.5%左右,就是广东省在全国来讲说比较发达的省份,我们的差距都这么大,全国范围内更不用讲了。

  另一方面,我认为也是中国特色,政府行政主导性强,和短期的城市化行为,这个也不能怪哪个领导,很多是我们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包括计划经济手段上的这种概念,以计划经济的手段来推动管理城市的理念,也没有完全解决。简单讲,很多人讲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因为我们换届,每个领导都是想把这个城市做好,但是某种意义上没有解决,要从制度上解决新领导如何继承老的发展思路问题。当然,四中全会这次依法治国的决定里面规定得也很具体,也很好,我想接下来这一块会有所改变,包括规划,规划赶不上变化的问题都很突出,政绩观等等。

  还有一个,不是学术上的,大家提得不多,我自己也大胆的在这里提出来。城市发展的自主性和行政架构的矛盾,中国的城市行政架构,这个也是行政留下来的问题,有直辖市,四个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广州、深圳,副省级还有一个计划单列市,还有地级市、县级市,还有一个较大市,佛山在争取较大市,还有镇,镇还有分重点镇,一般镇。实际上现在目前普遍存在的财力和事权不相匹配或者不太清晰的问题,就是责任大,事权大,但是你的财政体制相对于特大城市来说,是不是跟城市运行的成本充分匹配,这一块从广州来说,我个人观点,实际上我们是3/4的税收要上交省和中央,那么1/4的财政留下来维持城市的良性运转和城市发展,有1600万人口,所以我们人均财力支出在珠三角是平均水平再下一点点。所以财政体制的改革在下一轮的改革里面是重头戏,在这个改革当中充分给予这个城市更多的财政自主性,包括其他的一些自主性,包括立法权等等,因为中国每个城市都不同。

  我简单说我对城市的思考,谢谢!

    以上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校对

文章关键词: 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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