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14）第12届改革论坛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14)第12届改革论坛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出席并发表演讲。

　　郑永年表示，目前出现的政府不作为现象，原因有四点，一是中央集权后，地方政府不知道怎么如何工作了，二是反腐败对一些干部的工作产生影响。三是原先只盯着GDP的单一目标转为多元目标的改革，各级干部不适应。四是民意的压力。

　　对于解决方法，郑永年表示，第一，中央还是要分权，集权是因为要克服既得利益，从既得利益手中要回权力，但集权本身不是目的。第二，清理旧有法律体系。第三，找到改革突破口。

　　对于民意压力，郑永年表示，制定政策需要考虑是否符合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即使民意反对也要做。如果民意一反对就什么都不做就很麻烦，因为民意是多元的，老百姓什么都反对，那你什么都不用做了”。

　　对于公务员工资问题，郑永年表示，“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名义上的工资可能远远小于其他的收入，其他通过补贴等各种方式的收入远远大于基本工资，这个不好”，其建议提高公务员工资，“薪水要提高，新加坡说的高薪养廉，这个还是适用的”。

　　对于不动产登记问题，郑永年表示，在做此项改革之前，必须先完成关于财产保护的改革，“如果先不做财产保护的改革，马上就进行不动产登记，房地产财富很快就会跑到国外去，中国现在财富流到国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中国创造那么多财富，首先应该考虑把财富留在国内，然后再思考财富怎么公平地分配”。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郑永年：谢谢老迟，我也非常感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尤其是彭森主任，我很高兴能够邀请我这样的，在海外工作的流动人口来参加会议，我非常荣幸。

　　今天也不是演讲，只是讲讲我自己的看法，针对现在的官员不作为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十八大以后，中央层面都在大讲改革，三中全会部署了336项改革，这次四中全会也有人统计说有180多项改革，当然有重复的地方。今天上午各位领导也在讲改革。我最近去了很多地方，但是一到地方层面，非常担忧，大家没有动静，没有人干活，出现了一种官员不作为的现象。官员不作为，我觉得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那么多的改革方案，谁来干活？这个是需要大家考虑的，改革如果只是写在纸面上，没有人干活的话，只是纸上谈兵。

　　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现象？有几个原因，一是集权，十八大以后，改革的方式是顶层设计，以前分权式的改革转为现在集权式的改革，当然集权式的改革非常有必要，因为中国的改革是容易的先做，难的后做，像习主席说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克服既得利益就要集权。但是，集权也有负面的效果，大家不知道怎么弄了，这也是一个原因。

　　二是因为反腐败。我觉得反腐败非常有必要，不反腐败的话，改革就很难进行。但是反腐败对一些人，对一些干部的作为也是会产生影响。我感觉，一些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非常担心自己明天会不会出事情，会不会被抓走了，这也是一个原因。

　　三是从以前单一的目标改革到现在多元目标改革。前面主要抓GDP，我们学术界发现，中国的官员，在体制下，如果要实现单一目标是很容易的，大家动员各种能力去实现单一的目标。现在目标多元了，就比较麻烦了，很多干部不知道怎么做。

　　四是民意的压力。现在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不信任，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还是蛮多的，老百姓不满意。其实很多地方政府也想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改革，但是社会不信任，就比较麻烦，做不下去，尤其是南方，有些改革确实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但是老百姓不满意，政府马上又收回来。这些原因就产生了一种不作为的情况。

　　不作为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几年大家在讨论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看日本、或者其他几个曾经的东亚四小龙，一个有作为的政府非常重要。无论现在西方也好，世界各个地方也好，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政府不作为的问题。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肯定会出问题，韩国、新加坡每十年一次的产业升级，就是政府作为的结果，而不是市场作为的结果。

　　另一方面，政府不作为，社会会出一些问题。政府不作为的话，前面几年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维稳体制，就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政府不是通过改革来改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而是通过使用暴力机器来控制。像日本，或者前几年海啸的灾难，日本政府不作为，但是社会没问题。中国社会如果一天没有政府的话，社会会出很大的问题，政府还是要作为。

　　如何解决不作为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怎么理解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改革。我有几点看法。第一，还是要分权。集权不是最终的目标，集权是因为要克服既得利益，从既得利益手中要回权力，但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还是要继续分权。今天我们谈论行政审批权，还是要下放下去。中央政府有些领域，财政、财税体制、银行，好多方面中央政府是改革的主体。但是很多领域的改革，主体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企业、是社会，他们是改革的主体。所以，下一步要明确什么样的改革由中央政府来做，什么样的改革应当下放给地方政府，有的改革要交给社会。

　　第二，改革的法律基础。现在很强调改革的法律基础，当然改革要有法律依据很重要，但是改革往往要冲破现有的法律体制，这是很大的矛盾。那么怎么办？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清理旧的法律体系，我们的体制就是永远做加法，需要了就立个新法，旧的法律体系从来没有清理过。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宪法修正了多少次，立新法之前，清理旧法可能比立新法更重要，应当把那些“恶法”给清除掉，但是还有更多的法律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要把它清理掉。比如说反腐败，2014年立一部法，就以这个法律为依据，其他的法律法规废除了，就不要了，这样就比较好。如果没有清理以前的法律，一直做加法，很多官员的行为就被以前的法律所约束住。

　　第三，那么多项的改革，改革要全面推进也不可能。刚才王战先生也在讲，全面改革也不可能，还是要找到突破口。那么多项改革，人都不是上帝，要有优先次序。优先次序不仅是用好做难做来分，我觉得还是要有对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的客观认识。

　　举一个例子，最近大家都在谈不动产登记的问题，我觉得如果做这样的改革之前，还要做一项关于财产保护的改革，如果先不做财产保护的改革，马上就进行不动产登记，房地产财富很快就会跑到国外去，中国现在财富流到国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我去南方一个城市，说三分之一的地产商已经跑掉了，中国创造那么多财富，首先应该考虑把财富留在国内，然后再思考财富怎么公平地分配。

　　下面一点是关于民意。如果中央、包括地方官员，完全靠民意来执政是不行的。什么叫民意？民意是在变化的，你要看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新加坡政府执政党的方法是，只要这个政策是符合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即使民意反对也要做。如果民意一反对就什么都不做就很麻烦，因为民意是多元的，老百姓什么都反对，那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前些年香港地区一些地产商捐赠给政府一些土地，来盖公共住房，结果环保团体出来说不可以，一盖公共住房环境就被破坏掉了，这样的情况下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对民意这个东西现在也要重新考量。

　　最后一点，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很多腐败现象。那么地方政府如何改革呢？还是要调整他们的收入结构，新加坡也是这样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怪的现象，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名义上的工资可能远远小于其他的收入，其他通过补贴等各种方式的收入远远大于基本工资，这个不好。学校也是一样，我在北美、欧洲、新加坡工作，百分之百就是工资，这些工资就可以把我们养得好好的了，不用找其他收入了，但是中国的高校，教授基本工资占收入的40%都不到，年轻人可能只有20%、30%，其他的都要通过申请项目通过各种方面去赚钱才能养活自己，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腐败的现象。我想，公务员的体制也是一样。薪水要提高，新加坡说的高薪养廉，这个还是适用。

　　从新加坡案例讲，李光耀说的，我们给公务员提高工资是为了跟企业界竞争人才，如果所谓的聪明人都跑到企业去，政府没有聪明人的话，肯定是二流、三流政府。所以我们总说经济竞争力，实际上也要讲政府竞争力。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倒不是说企业的问题，更多是政府的问题，现在政府一个比一个不作为，一大堆的问题都出现了，经济问题出现了，让企业自己解决是没有希望的，还是需要有效的政府，所以还是要把他们的薪水提高。

　　现在有些地方的改革来看，这方面还是没有走市场化的路线，像国有企业改革，现在国企老总工资60万到100万，我觉得这样的改革是进行不下去的，以后谁来干活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去行政化，工资降到那么低的话，以后谁来改革？

　　我是作为海外的观察者，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来供大家思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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