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14）第12届改革论坛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上海市社科院院长王战。(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14)第12届改革论坛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上海市社科院院长王战。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战：尊敬的彭森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改革新政策，举世瞩目，万众期待，总书记也说了，一分部署，九分落实。7年时间要推动336项改革落到实处，我想，这个方式方法很重要。我讲讲这项研究的一个背景，当初是三中全会前，去年7月份递交了一份关于改革总方案、总路线、总时间表的研究报告。然后三中全会一开完，我们马上去做了一个统计，60条里面一共有多少改革举措，统计下来339项。后来3月5日，总书记参加我们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我汇报了，他纠正我说是336项，但至少我们很早做了统计，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接下去马上做了一个时间表的研究，当初的意图就是，是不是把这336项改革摸索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上海在改革当中能够当先行者。是出于这样一个意图做的。

　　做完了以后，到2月份，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对国家已经出台的12项改革又做了一个抽样统计。刚才我和宋晓梧会长聊到，他也填了那个表。做下来以后发现，整个12项改革当中，7项大家是比较满意的。比如废除计划生育的改革，废除劳教等等，都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也有一些改革当初大家并不是很满意，比如当时IPO改革，一改完了以后，股市掉下来，很多散户被套住了。在这项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实际上说白了，我们得出的是3个三。一个是觉得这7年的改革，应该是有3条路径，分左3个阶段，实施3个原则。3条路径，我们觉得这次改革和1978、1979年的改革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是单边突进，来带动全面。这次是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范围这么广，我们觉得应该不能336项在第一年全推出来了，这样“交通”拥堵了。这三个路径，第一个当然是顶层设计了，全面深化改革，很多改革相互联系。第二个改革，我们觉得原则上中央应该统筹的，但是这个改革的是不是成熟，是否安全？所以希望通过地方来试点。第三类改革，依然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就是交给地方上让地方上大胆地去试，去闯的。所以，后两类，我估计地方上为着力点，我在后面会讲到。

　　三个阶段，我们把它区分，前两年实际就是“十二五”最后两年，中间再加上两年到2017年，就是本届政府的任期，后面还有3年。把这个时间段里面的336项，也做了一个区分，哪些是应该在前面两年推出的，我们划出来170项，占全部的改革50%出头一点。中间这一段，我们认为还可以推出80项，还有几十项可能要放到最后的三年去做，为什么这么区分？我们又提出了改革的三个原则的问题。就是改革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来实现这个时间表呢？三小点：一是应该先易后难的原则。二是最大瓶颈的原则。三是最大公约数的原则。这些原则我们在第一个阶段两年当中的设计，是按照这个来做一个区分的，目的是要确保以成功的改革凝聚改革共识。

　　这一条非常重要，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和1978年、1979年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可能很多的不同意见，因为利益诉求不同。因此，确保成功的改革才能凝聚改革的共识，如果这两年才推出了改革，不能保证一个成功的话，可能到后面再想改下去都很难了。所以，这是我们当初在递交给中央材料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先易后难的改革，就是可以比较密集的先行，它易难程度对改革的阻碍大小、改革的效率的判断。比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益、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制度改革，这是老百姓得益比较多的。改革阻力比较小，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前期对土地确权这些基础工作一定要做好，如果这些工作现在不去做，按照成都的经验，光是土地确权大概就要花三年时间，而且花3000人3亿的投入才把这个事情做好。再比如增值税、消费税改革，研究探索也多年了，方案相对成熟，可以先行推出。教育改革百姓关注，方案实施的可操作性也比较强，事实上，现在有一些改革已经推出来了。

　　二是根据最大瓶颈原则，决定和影响其他改革的前置性与基础性改革项目先行。这336项改革当中，有很多改革实际上这一项不动，其他就没有办法动。比如像早晨贾康所长所提到的，我们整个财税制度的改革，如果这个不动，其他很多都卡在那儿了。还比如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城乡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统一市场准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健全社会诚信体系等改革，这都是前置性、基础性改革，应该先行。

　　三是根据最大公约数原则。挑选部分可以先啃的硬骨头，对于民众共同关注的难点、焦点问题应选好时机，分布有序推进。比如前期已经推出的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都属于这一类。所以，有待建立长效机制，但前期成果反响非常显著。发展混合所有制与支持非公有经济，当前应结合行业改革、价格改革予以有效突破。突破刚才讲到的民营企业的改革，因为当前这块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是实体经济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对改革发展形势要求迫切，但有难度，吃不准的改革项，我们建议可授权地方先行试点。比如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层建设等这方面的改革。

　　另外，建议中期推进的改革项目。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

　　一是关联项多、牵扯面大、制度设计较复杂的改革，在前期要做很多的工作。如财税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三大领域的改革。前期主要是总体方案设计与试点性改革，真正深入改革主要还是在中期。

　　二是制度保障性改革项。如推进民主法治改革，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建立与行政区域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制度的深入改革。首先，应该是以经济社会领域的成功改革为基础，同样也是要巩固经济社会改革成果。

　　三是延续周期长、需要逐步转变的改革。比如科技、文化、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大突破与成效显现，估计会在中期实现。

　　四是风险与环境变化不确定的改革。基于风险考虑，金融改革中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与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估计要到中期才看得清，比如最近美国彻底推出了QE了，这些东西风险都需要观察。严惩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的行为，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各项规定和做法，在地方实施中会存在过渡期的问题。

　　后三年，我们建议推进的改革项，这是2020年是总方案确定的改革任务完成年，对是否要改革这一后期进行的问题，专家的看法是不同的，有的认为，应该都放在前面一二期，但是也有的大家从具体的操作来看，认为部分领域改革还应放在后期，就是放在后三年。一是操作技术难度高，比如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改革，需要一定的设计，以及包括统计，才能有一个推广，应用周期比较长。

　　另外，改革深入程度难把握。比如实施全面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优化行政区划设计会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持续改革。三是处于谨慎考虑的不确定项改革。如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四是政治意识形态要慎重，但是要坚定的推进，但是在时间上可放在稍晚的时间。如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人大代表制度与时俱进改革等等。我们建议后期的推进项，不超过50项，大概在15%左右。

　　另外，我想重点讲一下关于地方试点和协调配套。刚才我讲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让地方上先试先行的。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上海自身的一个体会，我记得从2011年开始，那个时候上海开始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课题，这个课题花了几百万，做了一年时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实际得到了财科所、税科所、国发中心大力的支持和配合，递交了一个关于营改增的方案，后来报中央以后，中央批准了上海从2012年的1月1日开始试点。刚才所长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比较宽松、淡定的对象速度问题，是因为新增就业问题得到比较好的缓解。

　　原来我们说8%的速度，考虑的是新增1000万就业岗位问题，去年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我们新增的就业岗位1300万，今年1-9月份，这个数字非常漂亮，其实它是三个原因组成的：一是营改增。二是对小微企业免税，6万元以下的免税。三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企业登记注册大量的出来了。其中，营改增当时设计当中，考虑的就是一条，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是非常低的，当然这个低由我们整个制造业发展快相对引起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制造业当中实行了增值税，市场细分了。而在第三产业当中，营业税没有竞相抵扣，所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企业，像一个总部，其实有很多是服务业的东西，想出来。但是，一出来，当年的税收增加了2000多万。因此，营改增我想持续下去的话，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带来很大的空间。

　　第二项改革，我们当时从2012年开始做的，2011年下半年开始做的，那项改革就是家庭农场。可能这项改革，可能有人觉得上海一个大都市，家庭农场怎么会在上海产生，我们做了半年松江的家庭农场改革。这个改革我们是倒推的，现在很多的报道不对，报道上认为家庭农场面积应该搞多大？说有的地方已经搞到1万亩了，不对。家庭农场实际就是适度经营，当初我们和松江做测算的时候是怎么算的呢？说中国所有的人，农村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如果这个制度安排是这样，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怎样使一部分的青壮年劳动力能够留在农村，如果说留下10%、20%，后来我们定了一个数值，在当地的收入能够达到出去打工的1倍，可能他就留下了。这倒推是多少呢？就是差不多一年的收入6-7万，6-7万在上海郊区对应的是多少亩土地？100亩。所以，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起步就是100亩-250亩之间，1116家。这项改革实际上我觉得对我们今后农村改革，我认为这是四个市场主体之一，它不能取代专业合作社，也不能取代种粮大户、农业公司，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

　　第三项改革，就是在三中全会前上海做的自贸区的改革。自贸区改革，去年的4月份，几乎已经走到绝路，因为大家都在设计政策怎么优惠。10月份，上海拿出一个方案，提出了负面清单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就是不要政策洼地，要制度创新，这项制度改革应当说一年来也非常顺利。其中解决了很重要的市场经济的概念问题，曾经和一个企业家讨论，我说，现在没有给你优惠政策，我们20年外高桥保税区进来的就是8000家企业，半年当中来登记注册上了1万家了，没有优惠政策，你们为什么全跑来了？当然，这里我想有相当一部分是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先去排一个队。但是，那个企业家讲的很明白，他说，什么叫企业家？我企划一下赚钱的事业，我企划出来了，就要办这个企业，你给我一个审批，就是审批274天，我能够赚钱的都鸡飞蛋打了，所以你别以为你给我优惠政策，你是对我时间成本的赔偿。你想，这话，确实是对的，所以现在四天能登记了，我想到一个能赚钱的事情，你四天能登记了，我能不来吗？我还要什么优惠政策？所以，当时自贸区的改革是深有感触的，不同于特区、新区、高新区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全新的改革。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有几项改革，之前有一项，就是和重庆一起搞的房产保有税的改革，当然这项改革是一个试点，没有去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做了三项改革，一项改革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就是刚才解决混合所有制的问题。中央三中全会过了没有多久，就把这20条拿出来了，中央批准要求上海做的一个高考试点，高考制度的试点改革。还有一项是司法制度的改革，七项。这七项，我把它分类，其实就是属于两类，一类是属于中央做顶层设计，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推出的时效性是不是成熟，请地方试点，我们的自贸区改革、房产税的改革、高考的改革、司法的改革，这四类都属于这一类。

　　另外，有一些是地方上可以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先试先行的，特别涉及微观层面。比如上海的国资国企20条，家庭农场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我们自己想到的，自己去做的。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336项改革，其实这个改革不光是中央要花力气，其实我们地方大有可为。1978年、1979年改革，很多是自下而上的，今天有顶层设计，但是把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做这个改革，依然非常重要。

　　时间关系，我最后讲一个结语。我们认为，当前的改革有几条需要做，关于改革任务的具体落实。一是改革任务具体落实要抓住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总体方案出台以后，当前应进一步做实改革的时间表。二是优化中央、部门、地方间的改革统筹协调关系。这非常重要。其实，比如最近房地产市场的预期一下子急剧的改变了，这和我们改革的因素重叠在一起有关系的。比如不动产的登记，房产税两年要推出来，一头是影响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当中比较收入高的人，还有一头影响的是很多老板。我就接到电话，有人说我手上这些房子该怎么处理，税收多少，这些因素重合在一起，就会影响当前的一些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所以，这个统筹我们觉得很重要。

　　三是应该把制度改革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就是稳定的发展速度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前提，所以这方面要匹配，特别在“十三五”规划制定当中，也要将总体方案和时间表落实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当中去。四是发挥第三方智库作用，建立改革的跟踪、评估机制。我们也建议，马上改革一年了，这一年所出台的多少项改革，这些改革，群众的、老百姓的满意程度，我们建议改革研究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分析。

　　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