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金融街论坛”于10月29日-30日在北京举办。上图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2014金融街论坛”于10月29日-30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出席并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樊纲呼吁各项政策应逐步回归正常。其以房地产举例称，房地产市场经过四年时间调整，已经初步回归正常。“但相关政策迟迟没有回归正常，限购的政策是非常严厉的一种行政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是不正常的，有钱不能买房子这件事不正常，当时是一个对的措施，是应对了当时过快增长的投资性需求”，“临时采取这种措施是对的。这种投资性需求已经逐步减少和消失，逐步退出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不是也应该逐步退出？因为毕竟正常的二套房、三套房也是市场刚需的一部分”。

　　以下是文字实录：

　　樊纲：非常高兴再一次参加金融街论坛，刚才说已经是第十届了，我也记不得参加了几届，但是非常高兴再次参加。今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了，我一定在15分钟之内讲几个观点和有关的看法。

　　第一关于中国经济目前的状态。

　　这跟我们的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有关，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我多少做一点判断。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应该说都是过去十年中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第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2007年之后我们自己进行了一轮调整，2008年那一年一直在调整，当时的房价跌了百分之四五十。本来以为2008年、2009年调两年，2010年以后可以恢复正常增长，没想到2008年底世界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又刺激了一把。前面那次应该说是市场推动的，包括国际市场，美国的过热，出口的大增等等。

　　后面一次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做得多了点，刺激大了，又刺激出一轮过热。于是现在产能过剩，债务危机，所有这些问题都积累在这里，经过了四五年的软着陆，应该说我们还是最早退出的，我们2010年就退出了宽松政策。它的标志是2010年4月份房地产调控实行限购，那是很严厉的行政手段了。但是四五年的时间下来，还是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是4月份实行住房限购，6月份开始清查地方融资平台，到了下半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趋紧，就开始了退出。美国是今天刚宣布，今年10月份还没有完全退出，宽松政策告一段落。

　　现在经济相对低一点，但是大家现在一个习惯的说法就是我们告别了过去的高增长，告别了过去的刺激政策，现在到了一个中低增长，或者是低增长的时代，我对这句话一直是有不同意见。回想我们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只要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不是2%或者是3%，而是8%以上通货膨胀。真正到了两位数，超过两位数，大家想一想，一定既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泡沫，没有资本市场的时候我们不说，我们说90年代以后，要么楼市泡沫，要么股市泡沫。2007年14%的增长，最高的时候我们通货膨胀加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

　　所以那个时候的宏观政策一直是压的，一直要抑制的，很多人说起宏观调控的政策都是要抑制的，不想要这种过热增长。而且什么时候不过热呢？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缩紧缩，我们用滤波法来滤一滤，包括把2003年那一段我们清理银行坏帐的时间，导致的经济增长比较慢的通缩紧缩时期，别忘了我们历史上有过三年通货紧缩，一会儿我要讲现在的通货紧缩情况，那是消费价格指数是负的。把那个也去掉，把通货膨胀、资产泡沫都去掉，就是7%到9%，过去二三十年，从来正常增长就是7%到9%。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回归正常增长。

　　对我来讲，新常态这个概念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是回归正常增长，告别过热增长。但愿中国经济可以持续的保持在这样一个稳定的增长上。现在有点低，有点轻微通货紧缩。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回归正常，我们现在处理这些问题也是为了回归正常，相信处理完这些问题以后，其实过去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刺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自己处理银行坏帐，那个时候开始有些财政刺激政策，后来到了2004年以后就一直是紧缩的，以后也不会更多的刺激经济增长了，世界经济也没有一个过热的环境了。所以相信可预见的将来，我们是处于一种正常的高增长，仍然是比较高的增长。

　　第二关于当前金融发展重点的问题。

　　中国金融发展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确实是跟股市相关，是我们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融资渠道不畅通、发展水平过低的问题。有的人曾经统计，说我们现在全部社会融资当中，直接融资只占1%，99%都是间接融资，要么银行贷款，要么影子银行，要么各种债券之类的。这1%的统计也许是低了点，它的统计可能就是IPO，就是在我们国内上市的这些企业。如果把前面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到PE，一轮轮的直接投资算在一起，再加上IPO，我相信2%或3%，总是应该有的，但是2%、3%也是太低了。直接融资低，都靠间接融资，我们经济的杠杆率就高，我们的债务和GDP的比例关系就高了，我们的金融风险就比较大。美国只有百分之九十几，就是整个M2和GDP的比例关系只有百分之九十几，是因为它有比较强大的资本市场，大量的融资靠资产性的投资性的融资方式。当然在几个基础上也搞出了很多证券等等。但是总的来讲，使得直接融资的渠道，资本市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像德国、日本等等，他们的间接融资比例相对高一点，但是直接融资也能够占到百分之二三十个水平，而我们现在确实太低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现在金融发展的当务之急。我们需要继续改进间接融资，但是这个直接融资是当务之急。对于企业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也需要企业的互动，企业同时也要更加重视直接融资。过去的企业满脑子想的都是银行借钱，政府想的也是向银行借钱。银行严格说来，应该说原则上提供的是间接的，提供的是短期的流动资金，而发展资金应该主要靠投资。而投资的资金应该让渡一些产权，企业要想获得直接的投资，大概就得让渡一些产权。到了危机时刻，大概你就得接受兼并重组，你就要在价格上承认你的东西可能不那么值钱了，让渡一部分产权来获得一些投资，使得一部分产能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从政府，从监管部门来讲，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认真的解决我们资本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来使我们的直接融资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我们包括各种投资基金这样的直接融资渠道能够更加畅通。在这当中，当然还有我们的法制发展，保护产权等等这些问题，也都需要进一步的改善，才能使我们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第三如何运用现代技术的进步，改善或者改进我们的金融服务。

　　关于互联网金融的问题，今天上午在杭州开电商峰会，讨论电子商务的发展。现在一个热门的就是电子金融，互联网金融。确实像刚才赖总所讲的，它一定会有风险。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的金融机构是不是也可以应用现代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一个特点，它是可以为所有人应用的，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技术，是解决我们每个人，每个行业每天都在发生的信息成本太高的问题。信息技术无非就是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分析信息、传输信息、利用信息更好的解决自己的问题，更好的开发市场。因此他是各个领域都可以用的，只要哪里信息成本太高，信息处理无效率，它就能够打到哪里，它就能够改善哪里的经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互联网公司搞金融，我们的金融企业为什么不搞互联网？做金融的能力可不是一般做网络的人可以获得的。但是网络这个技术弄好了比较容易为我们金融业人士服务，为我们金融机构服务。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互联网金融对我们的冲击，反过来讲金融业怎么能够利用互联网，怎么更好的通过互联网降低我们的各种信息成本。它支付快，不过就是信息成本降低了，无非就是现在有了新的信息技术。在这个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发展金融。当然现在各个金融机构也都有了网站，有了网银等等，但是怎么在新的金融服务业态各个方面利用新的技术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包括应对信息风险，使我们的金融业可以在新的技术水平上更好的发展。

　　第四国际金融环境。

　　现在中国金融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在全球配置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应对全球外部的金融风险。今年大概我称作是叫中国资本走出去元年，这个元年是净走出去元年，今年可能第一年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大于外国对我们的直接投资，当然这还不包括金融方面的金融投资。这个说明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储蓄率，我们这么多的资金，我们这么多的资本正在实行全球的配置。

　　对于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金融机构走出去，跟着我们的企业，跟着我们的投资者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运作的这种金融机构，也是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相信这个趋势今后会持续下去，也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走向了下一阶段。过去都是人家在全球配置资源，我们是被配置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也在全球配置资源，在参与国际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相对来讲还比较弱小，但是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资金这么多，都投在国内，我们50%的GDP都储蓄起来，在国内生产过剩、经济过热的这些问题还都会发生，不如在全球配置。而且如果不在全球配置，那就变成了外汇储备，又变成了央行[微博]的资产，央行只好配置到美国、欧洲的政府债券上去，这个效率就比较低下。所以这个方向，这个需求是非常明确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的时候，我们也面临着更多的国际风险。最近一个风险就是欧洲又在实行量化宽松了，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他们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的经济学，要学安倍经济学，要大放水。美国初步要退出可能稳定一点，日本还没有退出，一直在放水，像欧洲这三大经济体都是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对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压力。比如人民币兑美元和日元都是贬值，我们还有3%的基础利率，我们的利率比较高，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回来，最近我们又看到热钱在流动，包括上个月的出口里面，循环出口的问题，在贸易渠道的热钱流动又开始出现。这些是我们下一阶段面临的国际风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当世界各国都宽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从外汇到外资，到资本管制的力度等等，都需要我们进行思考。

　　第五想讲一讲关于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的问题。

　　要充分认识到一点，我们现在机制设计很多都是针对当时的过热采取的，根据当时的一些情况采取的。比如说20%的存款准备金率，平均20.5%，是当时一方面为了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应对当时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的增长，为了管住货币实施的政策，而现在经济逐步回归正常，我们20%的储蓄跟我们的货币增量和存量是什么关系跟我们的货币现在资金紧张是什么关系？我们需要思考。3%的基准利率，也是在当时针对我们中国的经济过热采取的。现在世界各国都是零利率，我们应该怎么办？需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刚才说我们中国经济在回归正常。

　　回归正常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要处理那些产能过剩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出现由于政策过紧而过紧的问题。我们现在中国消费价格指数还是正的，但是已经很低了，上个月是1.6%。而我们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出厂价，PPI连续32个月负增长，超过了1997年以后到2003年那个期间出现的31个月连续PPI负增长的情况，超过了那个知道。下个月还是负的，再下个月可以预见还是负的。什么意思？中国现在可能有轻微通货紧缩，轻微通货紧缩的状况，一部分是因为有产能过剩这些东西需要处理，现在处在波动的一个低谷。但是反过头来讲，当我们经济已经退出那种过热的状态以后，回归正常以后，我们的很多货币政策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正常？不需要再刺激，但是也不需要再实行那种过紧的政策。

　　住房的问题上，前些日子其实发生的就是这件事情。房地产市场经过了4年的调整，其实是初步回归正常。但是那个政策迟迟没有回归正常，限购的政策是非常严厉的一种行政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是不正常的，有钱不能买房子这件事不正常，当时是一个对的措施，是应对了当时过快增长的投资性需求。我不去区分是投机还是投资，这个东西是很难区分的。是应对当时暴涨的这种投资性需求，没有别的措施，临时采取这种措施是对的。这种投资性需求已经逐步减少和消失，逐步退出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不是也应该逐步退出？因为毕竟正常的二套房、三套房也是市场刚需的一部分。

　　所以方方面面我们回归正常，政策是不是也要回归正常？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要回想一下有哪些政策是属于当时从紧的政策，我们不需要扩张了，不需要刺激了，但是可能我们当回归正常的时候，也不需要再从紧了。都用一种新常态，刚才赖总讲了很多关于新常态的说法，都用新常态的思维来分析和观察我们现在面对的各种问题，可能会使我们各方面的调整能够更加顺畅一点，能够保持中国经济的一个正常增长。

　　总有人在一些会议上提这个问题，中国是不是非得增长6%或者是7%？不是增长3%或者是5%也可以？我说这个问题先要研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如果我们研究的结果，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可以达到7%或者是7.5%，今天没有实现，不一定就是违背了潜在增长率，7%到7.5%之间也许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最近我们也在研究这件事情。特别是我们现在研究“十三五”，“十三五”期间，我们的研究结论是7%的潜在增长是能够实现的。你有潜在的增长率，能够实现7%多，为什么不实现？作为一个落后国家，我们为什么要慢慢增长？我们和别人的差距还那么大，我们现在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按人均GDP的比例算，差距还那么大，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先不说别的，你有这个潜力，为什么不能增长？你不需要过热增长，不需要比它更高，不需要出现通货膨胀，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正常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硬道理。过热增长不好，这是我们多年反对的事情，但是过慢，不去实现我们能够实现的潜力也不好。

　　在这里把这个问题作为在论坛上我提出来请教诸位专家，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我就讲这些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