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于2014年8月22日-24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上图为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梅德文。(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2014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于8月22日-24日在河南郑州召开。在中国经济已由高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新的 “增长观”，为经济转型、深化改革赢取时间。本届夏峰会的主题为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在一号工程与大城市病分论坛中，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梅德文[微博]表示，对于解决方案，说到“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个一号工程”，众所周知，总书记提出了七点要求，其中第七点就是说，要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市场。总书记说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以下为一号工程与大城市病分论坛实录(部分)：

　　梅德文：谢谢何总。刘晓光[微博]董事长到我们碳交易所去过，我从碳交易的角度对于 “一号工程”和“大城市病”说几点粗浅的看法。

　　关于雾霾的成因或者是现状，现在有很多说法，说雾霾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科学来看，煤炭燃烧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应该来说是京津冀雾霾最大的一个根源，这是一个主要的观点。包括 PM2.5的成分来源，应该说源于燃煤和石油燃烧的颗粒物，不管是一次的还是二次的颗粒物，应该是占 PM2.5的2/3 以上。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老是强调别的因素。这个国际上有很多事实证明，主要的还是工业排放。英国的利兹大学做了这样一个报告，做了一个第三方的报告《雾霾真相――京津冀地区PM2.5 污染解析及减排策略研究》，报告认为，煤炭燃烧排放出的大气污染物是京津冀雾霾最大根源，即京津冀雾霾最主要的来源是工业排放，而不是别的。北京环保局今年也做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北京PM2.5的来源解析结果分析，认为北京市全年 PM2.5的来源中，外来污染约占28%到36%，但是如果遭遇到特定的条件，区域传输的污染贡献达到 50% 。这是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市认为外来输入的污染达到 50%，这是我们今天强调“一号工程” 的重要原因，刚才何总也讲过了，因为污染是流动的，不是可以独善其身的。

　　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现在也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主任做了一个数字对比，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所谓的东部，即爱辉 -腾冲线以东的中国东部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1/30，也就是3.3% 。但是在这一块土地上消耗的煤炭是多少呢？是40%。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我国东部地区单位国土面积上消耗的煤炭是全球平均值的 12 倍。刚才冯总讲到单位国土面积人均这样的一个密度。但是我们看单位国土面积的这样一个能耗密度的话，东部是全球的 12倍，油耗的空间密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 倍，这只是广义的东部，这个已经非常震撼了。但是如果说京津地区专门挑出来的话，京津冀地区的煤耗空间密度是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2.5倍，是全球平均值的30倍。这么高强度、高密度的能耗肯定导致这么严重的雾霾。因此，京津冀雾霾成为常态事件便不太难理解。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京津冀 13个城市中，11个排在污染最重的前20 位，其中7个排在前10位。

　　最后杜院士总结了京津冀地区雾霾的四个原因：一是人口密度高，刚才冯总讲了。杜院士说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密度是全球人口密度平均值的 10倍，我们是全球平均值的10倍，他指的是京津冀地区，包括农村的，不止是大城市；二是单位 GDP能耗太高，有一个简单的数据，中国2011年GDP47万亿人民币，占全世界的10%，耗费 34.8亿吨标煤，占全世界的20%，排放二氧化碳占全世界的25%，碳排放比美国高30%，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增量的45% 来源于中国，这组数据能够说明中国的能源效率是很低的，这是雾霾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我们中国的能源结构，煤炭占 68%，化石能源占90%，这个实在太高了；四是煤炭结构之中，直接燃烧的煤炭太高了，超过一半以上，而这一块是最污染的，就是说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 68%，2013年咱们耗煤是39亿吨标煤，其中发电18亿吨，直接燃烧的超过了20亿吨。所以网上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就是钢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美国第四，钢产量实在是太大了，河北说要去掉几千万吨的钢产量，即使是去掉几千万吨，还有两亿多吨，这仍然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京津冀雾霾这么严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位国土面积的煤耗、油耗都是全球平均值非常高的倍数。

　　何力：有什么解决方案？

　　梅德文：对于解决方案，说到“ 一号工程”，众所周知，总书记提出了七点要求，其中第七点就是说，要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市场。总书记说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十八大也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总而言之，要建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最近大家知道播放邓小平的电视剧，周其仁写了一篇文章，《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评价邓小平的贡献，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把企业家请回中国、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等。我们今天的大城市病治理可以从这篇文章受到很多启发。其实中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于我们仅仅完成了产品市场的改革，但是远远没有完成要素市场的改革，就是所谓土地、劳动力、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改革滞后。这可能是环境问题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研究的结论是：环境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模式是靠大量投入资源来实现增长，在于体制性障碍，市场没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也就是没有计算环境成本的过渡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通货膨胀三者关系叫做“经济的不可能三角”，过去中国政府把经济增长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政府也比较重视预防通货膨胀，只能忽略了结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注重增长，又要防通胀，只能牺牲经济结构调整，通过人为压低基础能源或者环境要素的价格为重化工业变相补贴，这就是中国环境问题根本原因。

　　从经济学分析，因为环境要素的价格没有真实的反映出来，市场对环境要素的配置失效造成了环境问题。有人计算过中国的环境成本，环境要素的价格低估的部分约为GDP的2%—3%。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支付环境成本，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没有支付环境成本。如何让企业和个人支付环境成本？就需要给环境定价，就需要让能耗单位、能耗者支付环境成本，包括排污权、节能量、碳排放交易在内的环境交易市场，是要素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资本红利和制度红利。可以促进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最后说一个简单的碳市场数据。中国碳交易试点启动不到一年时间，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加上湖北、广东与深圳等 7个碳交易试点，一年时间，交易量是1282万吨，交易金额是将近5个亿。北京市的碳排放交易量在全国第二，我们半年多的交易量200多万吨，交易金额超过1个亿。因此，最后通过以碳交易市场为代表的环境交易市场，可以形成这样一个 “大城市病”解决的资本红利和制度红利。当然，必须是一个统一化的、金融化的市场。